朝鲜使臣眼中的明朝百姓：盛世之下的贫饥之民，食人之肉如嚼牛羊zt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2022-08-10 13:50:11
尽管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处处可见对明经济发达、国富物丰的叙写和赞颂，但是，在他们的笔下对中国一些下层人民的描写，却无意中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明代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1574年（万历二年），赵宪和许篈一起出使中国，二人十分关注中国的民生问题。例如赵宪就在行程中与彭文珠讨论过赋税的问题： （赵宪）曰：“你有许多田，怎么有穷象乎？（主人）曰：“这地方都司岁征人银一两，若有十男之家，则岁纳十余两银。如之何不穷也？”曰：“这地方御史为谁？”曰：“姓郭，名不知。”曰：“哪里人耶？”曰：“南人也。初来只是瘦蛮子，今作胖蛮子。”
赵宪并不了解中国的赋税制度。朝鲜15世纪末开始的土地兼并，到了16世纪更为严重，权贵利用职权公然侵占公田，掠夺农民土地，扩大私人地产，疯狂攫取社会财富。根据本国国情的经验，在赵宪的印象中，土地越多应该越富裕才对，因此当他看到主人家有许多田地反而生活贫困时感到十分奇怪，主人告知真正的原因就是赋税沉重。根据史籍记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二石一般质量的大米，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千克，一两银子就可以买188.8千克大米，就是377.6市斤。而赵宪所行的这个地方是按人头收取赋税，比如四口之家，就要征收四两银子，折算成大米就是1510.4市斤，这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远远超出了四口之家所能承担的程度。
《明史》中也提到七品知县一年的正当俸禄只是45两白银，由此可见此地官吏是多么的贪婪，在这么沉重的赋税下，人民岂能不穷？所以主人讥讽地方官：“初来只是瘦蛮子，今作胖蛮子”，这实在是激愤之下的无可奈何之语。对这种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以肥己的丑恶行径，赵宪予以了严厉的批判：“以其受天子命为御史，不能弹罢贪残守令，以贻民害，故辱以蛮子，讥其瘠民而自肥，如此可知其尸位也。”
明朝百姓为避税逃到胡地
赵宪见到的只是田税就已如此高昂，而赋税的名目却远远不止这一项。当他行至蓟州时，听到的叙述更令他触目惊心：“问田顷产税几何，答曰‘好收之年，一顷可出二百担（担当东方之小石云），收税几至六七两。又有丁徭、马牛骡役、车徭、官司酒钱。民不能支，至于典儿卖女云。’”这段记载真实地反映了万历初年民生困苦的情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民不聊生，这也是明代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了明代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对如此苛杂的赋税，无路可走的中原人民甚至逃到了“胡地”以躲避沉重的赋税。
李恒福在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出使中国时，路经山海关，遇到了逃到“胡地”求生的中原汉人，汉人对他们逃亡的动机给予了这样的解释：“因问颇恋本土否？答云父母妻子皆在中原，岂无思念之心？但胡地风俗比中国十分醇好，无赋役，无盗贼，外户不闭，朝出暮还，自事而已。其与居辽役役不暇者，苦乐悬殊，苟活目前，不思逃归尔。”这段记载简直是对朝鲜社会集体想象中的富庶天朝的一个绝妙讽刺，在朝鲜使臣笔下，中朝两国皆认为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文明程度都远逊于中原的“胡地”，竟成了大明治下之民安居的逍遥乐土，因为那里没有赋役、治安良好，其生活状态和质量与中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尽管作者对此未作任何评论，但我们依然从文字背后可以窥见作者的震惊与迷惑。
食人之肉如嚼牛羊
赋税沉重，盘剥苛甚，处在痛苦生活中的人民一旦遇到灾年，更是雪上加霜，生活更为凄惨，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主人云地方数百里连岁饥馑，民不聊生，食人之肉如嚼牛羊。”苏巡作为带率子弟，其出行时间是1533年（嘉靖十二年）。苏巡真实记述了辽东地区的凄惨情景，饥荒不是短期的，而是“连岁”发生，在苛捐杂税重压下本来生活就十分痛苦的人民，在天灾面前束手无措，只能坐以待毙，其“食人之肉如嚼牛羊”的场面何其恐怖！这对朝鲜使臣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不会想到明朝的经济是如此繁荣，而人民却生活得如此痛苦。所以苏巡“闻此言，不胜惊叹”。次年，郑士信出使，他在玉田县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诗篇：“比岁燕山闻稍稔，场功随处报陈陈。城中帛米周屠贩，乃有寒饥拾稗人。”这篇诗歌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意味，作为藩属国的臣子，作为肩负政治使命的使臣，他们是不能也不敢直接对明朝的朝政和政策予以批评的。
但是，他们却借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饥荒刚刚过去，农民刚刚从饥荒的伤痛中解脱出来，辛勤地进行修筑场地和翻晒、脱粒等农事。但社会贫富的差距如此之大，城中灯红酒绿，物产富足，而城外却有拾取稗子以充饥的饥寒交迫的穷人。这一情景又怎么不让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呢？李恒福更是在抚宁县留下了大饥荒下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的记载：“关内连岁大饥，流民满道。有老妇行乞，过门泣而言：‘有子年今十岁，前月卖于城里家，受银一钱半，未过十日已吃尽无余，比后我亦无策。’村氓卖子者在在皆然，多不过三四钱，小或一钱，气象甚惨。”
作者笔下的抚宁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民无以活，只好卖子求生，但饥民太多，导致一个活生生的人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被转卖。朝鲜使臣笔下所描写的中国这些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仅在感官上对他们给予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天朝的幻影已经褪去了其炫目的光环，而显露出其残酷的真实，朝鲜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一点点地受到了质疑。这些使臣眼中的平民可称为“贫饥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