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运相赌”！为了打败中国，甲午之前日本做了哪些准备？zt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2022-08-18 14:51:04
日本在解决北方领土争端以前制订的《国防方针》，是以俄国为假设敌国而扩军备战的。
自1875年日俄签订交换千岛、库页岛条约以后，特别是日本在朝鲜策划的两次侵略阴谋失败后，它的战争准备便转向以打败中国为目标。
日本明治天皇
1878年12月，日本设立参谋本部，直属天皇领导，成为与太政官并行的国家机关。
政府无权过问用兵作战的军令事项，而参谋本部却可以通过陆海军省干预政治。
1889年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统帅权独立”的原则。
所以日本军部的地位很特殊，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
山县有朋被任命为参谋本部长官，他在1880年向天皇呈送了《邻邦兵备略》，提出了为打败中国必须全力扩军备战的主张：“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的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
要求把各项工作都服从“强兵”的目的，纳入大力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轨道。
加紧军火生产改进武器装备，是扩军备战的重要内容。
东京和大阪的兵工厂，于1879年相继建成开工。
当时，西方的武器制造正处在更新换代的时刻，从前膛装填弹药的前膛枪炮，已被从后膛装填弹药的后膛枪炮所代替，步枪和火炮的威力都大为提高。
日本步兵少佐村田经芳从欧洲学习回国，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制成“一八”式步枪，被指定为陆军标准用枪，由东京兵工厂大批生产，第二年就配发部队使用。
后膛炮的生产任务，则由大阪兵工厂承担。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已基本上实现了陆军武器生产的国产化和标准化。
海军建设，与岛国的命运更为密切，受到特别的重视。
横须贺造船所在法国技师的主持下，于1873年建造了第一艘木结构的“迅鲸号”，以后又陆续建造了“清辉号”、“天城号”、“海门号”和“天龙号”诸舰。
1877年，由日本技师自行设计制造了“馨城号”，标志着造船技术的提高。
1881年开始制造铁骨木壳军舰，先后有“葛城号”、“大和号”、“武藏号”下水。
神户造船所也参加了兵舰的制造。
这些船都在一千五百吨以上，有一千六百匹马力。
同时，日本还从英国购进“扶桑号”、“金钢号”和“比睿号”铁甲舰。
连同接收自萨摩等藩的兵舰，日本海军已初具规模。
朝鲜“壬午兵变”的失败，使日本政府加紧了战争准备。
1882年通过扩军计划，要求到1885年，陆军扩充至二十八个步兵团、七个炮兵团，骑兵、工兵、辐重兵各七个营。
海军在到1885年的八年间，要新造军舰三十二艘。
“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政府又于1885年制定出《十年扩军计划》，要求在十年内完成以打败中国为目标的战争准备。
陆军的扩军计划完成得比较顺利，青年将校桂太郎、川上操六、儿玉源太郎、乃木希典等人，相继从欧洲学习回国，分别担任了军部的要职，着手军制的改革。
1879年制定的《镇台条例》，规定军队的任务主要是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社会的安定。
考虑到今后出国作战的需要，于1888年5月12日废除了“镇台”军制，改建七个陆军师团。
师团由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和辅重兵混合编成，下辖旅团、联队（团）、大队（营）、中队（连）小队（排）。
以师团为独立作战单位的军制改革，符合出国远征大规模野战的需要，完成了日军作战任务由对内防卫转向对外侵略的根本转变，是实现侵华计划的重大决策。
日本政府在1873年就颁布了《征兵令》，改变过去的募兵办法，开始建立义务兵役制。
为了对付人民逃避兵役，1889年又修改兵役法，严厉惩罚逃役者，规定十四岁至四十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强制实行全民皆兵的普遍服役制，保证了兵源。
一年制志愿兵条例的颁布和施行，提高了士兵的素质，也有利于后备役军官的培养。
庞大的扩军计划，遇到了军费不足的困难。
海军的八年扩军计划，在前三年仅自制和购进军舰十二艘，计划落空。
1886年初，海军向内阁提交《第一期军备扩充案》，计划三年内增添新舰五十四艘。
1888年又提出《第二期军备扩充案》，计划五年内增添新舰四十六艘。
议会中反对增加军费，政府财力不足，海军的造船计划连连落空。
在全力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的好战言论也公开由“征韩”转向“侵华”。
福泽渝吉
明治维新时的著名思想家福泽渝吉，于1885年3月发表了重要政论文章《脱亚论》，他分析日本之国民精神，“已脱出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他预言中国和朝鲜，“自今不出数年，将至亡国，其国土将归世界文明各国分割”。
他的结论是：“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同进退”，对待中、朝两国，“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法处理之。”
在《脱亚论》发表前，有很多日本人曾主张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和中朝三国，应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白种人的东侵而振兴亚洲。
《脱亚论》的发表，改变了日本舆论的动向，联合西方列强参与瓜分中国，成为日本的政策目标。
日军参谋本部，在1887年制定出《征讨清国策》。
关于对华开战时间，应在中国完成军事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以五年为期”，在1892年前作好以“国运相赌”的开战准备。
作战地区和占领目标是：辽东、山东两半岛，舟山、澎湖两群岛和台湾，以及长江两岸的地带。
1890年12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幕。
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他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必须“保护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同时防守“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的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线”则指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
他强调“外交和军备之要点，全在维护此两线的基础”。
他要求军费应占年度预算的大部分，提出了八千三百三十二万日元的军费案。议会削减了这一军费预算案，山县有朋愤而辞职。
松方正义组阁后，在第二届帝国议会上，提出1892年的军费预算为八千三百五十万日元，继续坚持扩军方针。
自由党和各在野派别，反对海军的造舰计划，削减了八百九十二万日元的预算，与海相桦山资纪发生激烈争吵。会后，天皇宣布解散议会。
第三届议会选举在1892年2月举行。
海相桦山资纪、陆相高岛和内务相品川，密谋动用宪兵和警察压制在野党的竞选活动，各地连续发生流血事件，死伤共达四百多人。
选举结果，众议院的三百个议席中，在野各党派共获一百六十三席，政府的粗暴干涉宣告失败。
5月，第三届帝国议会开幕，代表们强烈要求追究政府破坏选举的责任，海、陆、内三相被迫辞职。
海军的造舰预算又未获通过，导致松方正义内阁的垮台。
正在日本政局动荡之际，1892年7月，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从德国购进的“定远”、“镇远”两舰访问横滨。
两舰都是七千三百三十五吨，六千匹马力，各装备有大炮六门，鱼雷发射管三个，是当时亚洲拥有的威力最强大的铁甲战舰。
日本官员登舰参观，个个震惊不已议论纷纷：中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腾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
迅速建成一支能够打败中国水师的日本海军，成为日本军界的最大愿望。
北洋舰队
仅一年多的时间，内阁两次垮台，政局混乱，明治天皇被迫出面召见政界和军界重臣，商讨对策。
决定由伊藤博文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二次组阁出任首相。
伊藤博文建议“幕后人物总动员全体入阁”，由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大山岩、陆奥宗光等人组成“元勋内阁”，与在野党派进行“最后一战”。
第二届伊藤内阁于1892年8月成立，在11月召开的第四届帝国议会上，尽管伊藤博文呼吁“忠诚的诸位上下合作”，仍然遇到了危机。
由于人民负担过重，反对扩军备战，在野党派仍然坚持削减军费。
总额八千三百七十五万日元的预算，又被削减了八百八十四万日元。
出现了或者内阁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的僵局。伊藤博文无路可走，上奏天皇出面干预，运用天皇的宪法权力下诏停止“纷争”。
同时对反对派议员展开收买分化活动，内阁与议会双方让步达成妥协，仅削减预算二百六十二万日元，结束了这场政治危机。
为了解决久拖不决的海军建设经费问题，明治天皇在停止纷争的诏书中提出：“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
他宣布在六年期内，每年从宫廷内拨出三十万日元，文武官员献出薪棒的十分之一，“以资补足造舰费”。
天皇带头献金集资造舰的决定，掀起了全国性的献金造舰热。至1893年3月，日本政府宣告建造军舰的经费已经落实，不再接受献金。
“吉野”号
同年9月，在英国购买的最大铁甲巡洋舰“吉野”号已竣工下水。
该舰有四千三百二十五吨，一万五千九百六十八匹马力，装备大炮十二门，鱼雷发射管五个，在航速和火力两方面，都超过了中国的战舰，在法国购买的四千吨级铁甲战舰“严岛”号等舰，也陆续交货。
1894年，日本自造的“桥立”号、“秋津洲”号也先后竣工。这些三四千吨级铁甲舰的开始服役，使日本的海军力量迅速得到增强。
经过长期的准备，至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已完成规定的扩军备战任务。
总兵力有：
野战师团七个（包括近卫师团在内），要塞炮兵一个团又一个营，警备队一、宪兵队六，加上北海道的屯垦部队，平时兵员总计六万三千三百六十八人。
按战时编制，一个师团为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人，七个师团将近十三万人，另可再动员后备役十万人，组成二十三万兵力的野战部队，已能完成大规模出国作战的任务。
海军虽未完成原定扩军任务，但也已拥有战舰三十一艘，共五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吨。
另有鱼雷艇二十四艘，计一千四百七十五吨。
和中国的北洋水师相比，已经是旗鼓相当，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日本的侵华准备，还有一条鲜为人知但却决不可忽视的无形战线——谋报活动。
早在西乡隆盛高唱“征韩”之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开始对朝鲜、对中国的东北、华北及台湾等地，着手战略侦察。
陆军少佐福岛潜入台湾，测绘了详实地图，对于日军侵台起了重要的作用。
参谋本部成立后，对谋报活动更为重视。
军部的情报官与日本民间的右翼团体“玄洋社”相勾结，利用日本的在华浪人，在中国布置下无孔不入的间谋网。
仅在上海，“玄洋社”创办的“东洋学馆”，参谋本部资助的“日清贸易研究所”，都培训过日本间谋。
中国的东北和华北，是日军侦察的重点地区。
1877年，日本陆军中尉岛弘毅在东三省徒步旅行二百多天，获得许多重要情报。
1883年，日军陆军中尉福岛安正历时一年多，走遍东北、内蒙和河北各地，回国后写成《邻国兵备略》，大受军部赞赏，由此福岛安正步步高升，后来成为主持谋报工作的最高长官。
1894年，日本浪人最先在福州建立谋报组。
1886年，陆军中尉荒尾精与上海日本药店“乐善堂”合作，先后在汉口、北京、湖南和四川建立“分店”，布下谋报网。
他们蓄发辫，着汉装，讲汉语，扮成商贩或云游和尚，四处活动刺探情报。
甲午战争前，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率领参谋军官作战地侦察，从1889年3月至6月，经朝鲜进入中国辽宁，过山海关至北京、天津，转道上海返国。
对于未来战场的地形、道路和中国的防务，都作了调查。
为加强战区的经常性谋报工作，参谋本部决定在天津、营口和烟台三地，建立谋报据点，进一步调查渤海沿岸的清军防务设施，监视北洋水师的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有计划有准备的步步走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