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乌有的“三国四方会议”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判决书称：“（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和7341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7350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判决书延续1972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的说法，有几点意味深长的改变：1、“3月底”改成“3月31日”；2、不再提“头”，只说江腾蛟是负责人；3、也不再提“三国四方会议”，而用“秘密开会”代替。
为什么中央专案组和“两案”都格外重视这个“三国四方会议”？因为黄吴李邱否认了与“两谋”有关，而林立果有“两谋”，这样就可以和林彪挂起来。林立果的“两谋”和《“571工程”纪要》不可能空口无凭，要有落实的会议，而“三国四方会议”就是唯一的政变会议。可是，“两案”审判者没有想到，“三国四方会议”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半年的事情，政变怎么可能在“八字还没一撇”时透露呢？
陈励耘回忆，“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是江腾蛟说的。1971年4月1日早晨，大家下楼吃饭，江腾蛟在楼梯上，突然对陈励耘讲了一句：“我们开了‘三国四方会议’，开得很好。”陈励耘很警惕，问“什么叫‘三国四方会议’”？江腾蛟说：“上海嘛，王（维国）是头，杭州陈政委是头，周（建平）是南空的头，我们（指他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周建平、王维国则坚决否认听说过“三国四方会议”和“头”的说法。王维国出狱后告诉儿子王大章，专案组说他们开了“三国四方会议”，他根本听不懂。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记录的会议笔记上，并没有如此冠名，可见即便有“三国四方”，也只是戏言而已。所以特别法庭判决书不再使用，而改用了“秘密开会”。
怎么是“秘密开会”呢？因为王维国和陈励耘的矛盾，周建平与江腾蛟、王维国的矛盾都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所以为解决团结问题，才有了这次谈话，毫无保密的必要。林立果没有宣布开会，也没有要求“保密”，且在谈话过程中他两次长时间地离开，基本上不在场。王维国在军事法庭否认“参加上海秘密会议”，“这次活动不是个会，也不是秘密会，更不是反革命会。”“就是扯一扯团结问题。” 陈励耘说：“我没有认为我们在开会，我连住也没有住下。”到后半夜，江腾蛟提醒林立果，不是周建平还有事要谈吗？于是叫人去接周建平，其间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王维国也因为太困，多次下楼招呼炊事员做早饭。
蒋国璋（空4军军务处长）开车去接周建平。周建平家在上海东北角的国权路1790弄，而谈话地点在上海西南角的徐家汇附近的岳阳路少年科技站。上海没有斜穿的马路，需要绕行。蒋国璋生性谨慎，他不是专职司机，又是夜间开车，所以车速很慢，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4月1日凌晨3点半，周建平才到现场。他进屋时注意到陈励耘嘴里含着一块糖，因为“蒋国璋根本没说开会，就是去扯扯（这与王维国、陈励耘的说法是一致的）。所以，他没有认为是开会。
寒暄几句后，林立果让周建平谈谈为贯彻空军解决南空问题学习班的事情，然后就离开了。周建平讲完林立果还没有回来，他考虑吴法宪曾嘱咐一定要开好南空党代会，否则拿他是问；南空刘懋功（南空司令员）批准他来沪搬家时，也嘱托他为开好党代会，做一做下面的工作。江腾蛟曾是南空党委书记，王维国、陈励耘也是南空党委副书记，于是周建平又讲了南空马上要开党代会，而机关派性对立情绪比较大，必须先统一思想，要高举团结大旗，支持刚上任的刘懋功、于应龙（南空副政委），一定不能让他们落选。对此，陈励耘、王维国都坚决同意。
周勤（周建平大儿子、时任福空某部炮排排长）回忆：“九一三”事件后我刚进学习班，就写了书面材料。那天家父回家，他还没脱棉大衣，就对我们说了谈话的情况。江、王、陈插手机关派性，家父工作不下去，只能托病住院，心里很苦闷。此次江、王、陈表态支持他的工作，他放下了心里的石头，所以很高兴。家父平素谨慎，从不说工作中的事。但这次他一回来就对我们说了，所以我印象深刻。为避免南空党委选举失控，第二天家父回到南京，就把谈话内容向彭友（南空副政委）、胡立信（南空政治部主任）、牛润伍（南空司令部副参谋长）、何实（南空政治部秘书处长）、赵永熙（南空干部部部长）等人说了，并很快在宁沪杭的空军机关扩散。如果是“秘密会议”，怎么能够广泛传达呢？看来，臆造出来的“秘密会议”漏洞百出，造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鲁珉谈南京军区空军的复杂局面
文化大革命开始，南空机关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常工作基本无法进行。1968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南空领导大改组。但机关两派的斗争并未缓和。1969年秋空4军军长周建平升任南空副司令员，半年后，王维国等人暗示“骨干”揭发周建平犯了“路线错误”，要同他划清界限。接着，陈励耘以空5军党委的名义发电报，要周建平检讨，有人还说要与周建平斗争到底。1970年7月，某某某（南空副参谋长、机关“左派”负责人之一）从北京回南京后，在“左派”中散布周建平是个可用不可信的人。10月有人去北京问过江腾蛟，周建平究竟有什么问题？江腾蛟说与周建平生活上可以来往，政治上只能分道扬镳了。江腾蛟还对朱铁铮（空司办公室二处处长）说，周建平到南京后就变了，向“右”靠了。12月王维国对郑长华（空4军军长）说，周建平的问题主要是对林立果的态度问题，把林立果当作小孩子看。王维国、陈励耘为各自需要，分别插手南空“左派”内部，而江腾蛟又受到清查“五一六”的威胁，迫不得已把周建平推出来，以求稳定机关。
周建平能力、威信都很强，许多干部有事都乐意找他。他上任后又抓机关，又抓空4军、空5军，王维国无所谓，陈励耘比较霸道，不乐意别人插手，对周建平不很热情。最不高兴的是江腾蛟，他认为周建平一来，自己说话就不灵了，他告诉空4军、空5军，部队不能让周建平抓到手。然后他调几个人写材料，说周建平是假左派，真右派，外靠许世友，内靠吴法宪。林立果批了几句：“很有政治很有策略很有水平我完全同意。”江腾蛟拿着林立果的批条到上海发动揭批周建平。周建平被江腾蛟这么一搞，无人理睬了，他只好去上海住院。王维国派人盯着，谁去看周建平都要报告。
鲁珉说：1970年夏，我到上海休假，去看周建平。我对他说，我来看你，林立果要我买些东西代表他。周建平当时就掉眼泪了，很难过。我说批你的事就算了。就这样，周建平在家中请我吃饭，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空4军第二政委）作陪。后为姬应伍又请我们吃了一顿，矛盾就算解决了。“九一三”事件后，我对专案组讲，周建平都是让我害了。我是觉得这么整他不对，想讲公道话，结果周建平也成了林彪线上的人，要知道后来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把周建平整到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