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庭李作鹏突发心脏病
1980年11月20日15点，特别法庭开庭。黄火青、史进前先后宣读起诉书。黄火青满头大汗，多次用湿毛巾擦脑门。史进前没有那么紧张，他的表情显示对被告仇恨极大。邱会作说：“江华、黄火青、伍修权都是我们的老战友，我们之间无怨无恨，他们在文革中受了苦，不是我们造成的。邓小平没有胆量来出文化大革命的气，出毛主席的气，就让他们拿我们出气。台上还有不少军队中打砸抢的代表人物。”“公审的思想脉络相当混乱。为了打击我们，他们延续并利用了毛主席对我们的错误，把莫须有的所谓‘政变’仍扣在我们头上，好像我们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惜谋杀毛主席；但他们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需要，又说我们拥护文化大革命，说我们在文革中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另外，在正常的党内斗争中，打击‘四人帮’，我双手赞成！‘四人帮’的确错误很多、很严重，但他们毕竟还是党内问题、路线问题。因此是不是要公审他们，我持否定态度。我认为，公审决不是为了所谓的‘加强民主与法治’，而恰恰是大倒退，本来打倒‘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重整山河，司法工作有一定的恢复和前进，一搞公审，这些都毁于一旦。法律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相对的规则，但公审事事听党的领导人的指示，甚至判多少年都由有党的领导人来确定，这难道不是倒退吗？这难道是进步吗？对公审来说，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把死人（毛主席）作为活人的垫脚石。像我这样的人算什么主犯，我们只不过是政治上的小石子，但不管再小的东西，放在他们脚下，也会有垫高作用的。”
特别法庭里人多，空气特别坏。从医院押来的李作鹏听到一半就感到心慌胸闷，呼吸越来越困难。法警报告：“被告李作鹏心脏病发了!”江华一句话都没说，只稍微挥了下手，意思是推出去就是了。邱会作不顾有多少个“不准”，扭过头去看。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李作鹏痛得坐不住了，身体缩成一团，连眼镜也掉了下来。他用手抓住胸前的衣服，头靠在地上，简直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两个法警一前一后，重手重脚地把他抬上三轮板车。李作鹏第一次预审就气得心脏病复发，审讯只好停止，让他住院。每当他身体稍好，便继续审讯，8个月内提审70多次，心脏病发作6次，体重下降26斤，医生甚至以为他患了癌症。幸亏多数时间住院，否则早就被折磨得命归黄泉了。李作鹏在狱中向党中央写了一份“遗书”，揭露公安预审大搞“逼供信”的恶劣行经，再次向党中央表明态度。
黄永胜退庭时一阵咳嗽，邱会作回头一看，吓了一跳。黄永胜穿了一件长短大小都很不合适的军装，腰弯得像个月牙，比过去好像矮了一截，有气无力地拖着双脚，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从黄永胜走路的神态来看，他迈出的每一步都十分困难，邱会作心里很难受。黄永胜生于1910年，是黄吴李邱四人中第一个去世的，他死于1983年，享年73岁，没有留下回忆录。
江青退庭时不让人扶，她神气十足地说：“我自己能走！”昂首挺胸走出去了。第二天上午放风，江青问哨兵：“你们昨天晚上看电视了吗？我还神气吧？我就是要神气。”
王洪文“长沙告状”到底算不算罪行
特别法庭预审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将江青案被告分成三类，江青、张春桥顽抗；姚文元认错不认罪；王洪文、陈伯达还配合。叶剑英批示：“四个人中，先从王洪文打开突破口。”王洪文开始也避重就轻，后来逐步认罪，并开始揭发江青、张春桥。他对1974年10月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阻止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过程，交代得非常具体，特别法庭认为证据扎实，江青再狡辩也赖不掉，把“长沙告状”作为公审江青的第一条重要罪行，也是整个案子的突破口，由王洪文出庭作证。江青一出法庭就气势汹汹地大叫：“骗人，《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是假的，王洪文发言为什么不让我对质？”“王海容、唐闻生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邓小平的船上跳。”
在公安、检察起诉时，关于“长沙告状”有不同意见。律师向特别法庭反映，“长沙告状”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诬告陷害，是需要研究的。这怎么是告状呢？这个“反革命”是从何而来？当然“老娘”不懂法。王文正（特别法庭审判员）提出：“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尽管有诬告行为，但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是合法的。以此作为反革命罪起诉，是要考虑的。”但因为是中央领导的意见，并经“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同意，王文正的意见虽然得到某些同事的认同，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长沙告状”报道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映，认为这算不上什么罪行，这样审判没有什么名堂！伍修权说：“长沙告状”的突破口未选准，实际上是一个失误。”尽管内容是诬陷周总理和邓小平，但组织上是合法的。如果说这样做算是罪行，那么以后同志间谁还敢在一起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呢？定罪时法庭内外再次出现不同意见，特别法庭认定“长沙告状”不是犯罪，没有写入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