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47年大学毕业生的老江， 他的起点高“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他估计是吃了双份“技术干部加公方代表“，然后的"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 也就顺利成章就是科级干部了。
再一次好命调去了一汽还去了苏联实习，回国理所当然就比没去苏联的级别可能高些， 变成了副处长乃至动力分厂的厂长， 该是正处啦！
想必汪道涵就是老江的命里贵人，1962年那么难调回上海的年头，没有个副部级以上帮忙， 门儿都没有，老江调回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这个副所长很难说就一定是副局级，可正儿八经该是副局位置吧。升官也得付点代价，调出上海再一动成”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妥妥的局级局级啦！不过此时基本都是升官不发财， 工资应该还是1956年工资改革的正处。这几跳， 均发生在一机部内，明显的是汪贵人（男）的手脚痕迹。
他老人家若一直在上海混，从政很难超过处级， 搞技术应该是个七级工程师，尤其是留在轻工业的食品行业，出息不会很大， 好处当然不少， 困难时候买点出口打回来的罐头很容易， 什么豆豉鲮鱼午餐肉猪肉黄豆等等， 家里会很多。
五十年代初期，各地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尤其是那些特大型的工厂，如太重一重一汽一拖等， 愿意调去的话，去了基本都能算个人物， 最重要的是那几年调级调薪次数多，鬼也不晓得1956年后这类人大多数的钞票就原地踏步了啊， 起点高就会高一辈子， 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一是反右时中奖几率比在上海大，二是1960-1962的日子要比上海幸福地”苦“得多，三时子女后代变成了”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