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3年3月进外交部工作。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田曾佩、主管司长于洪亮先后找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们还特别指出，从此开始，我已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外交战士了。
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司里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在“反修”第一线进行锻炼。到代表团后，除了马叙生、王厚立等领导谈话外，许多老同志也都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传授经验，从参加外事活动要注意什么、怎样与对方交谈、如何打电话以及怎么坐车等都一一指点，手把手地教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专家”。
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参加边界谈判开始的。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的六年中，我不仅研究两国边界问题的历史沿革，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情况，而且直接体验到了政治谈判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边界问题历史悬案
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多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沙俄越过乌拉尔山，逐步向东扩张。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文件《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划定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中段边界。当时中国西部疆界在巴尔喀什湖一带，与俄国相距甚远。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而苏联方面认为，《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来说是“不平等条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俄国强迫中国先后签订了19个不平等条约，将大片中国领土并入了俄国版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先后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宣言——1920 年9月27日）。
在1924年3月举行的中苏谈判中，北洋政府要求废弃旧界约，遭到苏方拒绝。苏方代表认为，旧约对于两国疆界极有关系，若即废止，则疆界无所依据。中方代表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废弃中俄旧约问题，苏方代表“态度甚为强硬，甚至于决裂而不肯让步”。5月，双方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第七条载明：“两国疆界重新划定，在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
1926年3月至6月，根据解决悬案大纲的规定，中苏双方举行边界事务谈判。中方代表要求重新划界，订立新约，苏方代表则反对， 谈判没有结果。这样，中苏边界问题便成为历史悬案遗留下来。
谈判变成政治论战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两国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我国政府倡议下，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举行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次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军司令泽里亚诺夫上将。
谈判中，双方主要围绕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某些地区的边界做必要的调整。
没有料到的是，苏方团长一听就暴跳如雷，称苏中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两国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苏方不但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苏方提出，除条约文件划定的边界线外，历史形成线和实际守卫线也都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中方团长指出，你们提出什么“历史形成线”，什么“实际守卫线”，统统不能算数。你们有本事占领，你们就占领好了。你们可以占领北京，可以占领广州，可以占领中国的任何地方，但是，要想我们承认你们违法侵占是合法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现在办不到，一万年也办不到。苏方团长表示，他们坚决抗议对苏联的攻击和诬蔑，说他们不想论战，并且为了工作利益拒绝论战。苏方之所以如此，据透露，莫斯科指示代表团“不能把事情演变成政治辩论”。
中方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宣布过, 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团长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苏中边界表示过怀疑。苏方声称，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抨击中方所谓“没来得及”废除的说法是对列宁的污蔑。
苏方一直回避叫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作“苏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这本身就反映了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它比喻成什么“虫子”， 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在这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大比例尺地图（东段1:100000，西段1:500000）。对照双方边界地图，存在争议的地区面积共约3.5万平方公里。双方还组成专家工作小组，具体讨论了东段的边界线走向。根据主航道划界等原则，双方就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一致。但因为双方对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归属争议不下，谈判无果而终。
据2006年俄罗斯出版的《边界谈判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披露，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之所以未签署任何协议，与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决策直接有关。该书作者基列耶夫曾任苏联外交部主管局局长，从事边界问题达35年之久。基列耶夫写道，在谈判中，除了大乌苏里岛和塔拉巴罗夫岛地区（即黑瞎子岛）外，双方已就包括阿穆尔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2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划分岛屿归属的原则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这不仅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苏联国内立法。苏方代表团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高层建议，暂时将有分歧的上述岛屿地段“挂起来”，而先草签双方工作小组已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没有想到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高层回复不同意。
经了解，原来这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指示：“либо все，либо ничего”（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
基列耶夫认为，苏联领导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意识形态论战不断升级外，还有毛泽东发表关于同苏联“算领土账”的声明（指1964 年7 月10 日毛泽东主席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赫鲁晓夫、毛泽东两人关系中的某些个人因素起了作用。基列耶夫透露，当苏联代表团离京回国之后，时任苏联驻华大使的契尔沃年科于9月底专程赴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东段边界协议。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见到赫鲁晓夫本人。后来赫鲁晓夫去黑海岸边的皮聪大休假，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听取了契尔沃年科的汇报，赞同大使的建议，并答应要“劝说”赫鲁晓夫。大使带着这一结果返回北京。但紧接着，在10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被解职了。
巧合的是，苏联方面原来建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64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而就在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前一天，即10月13日，中方通知苏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中苏边界谈判下一阶段在莫斯科举行，但是苏方建议的日期对我们不合适。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0 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报道了我国原子弹“上天”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件大事，真所谓“无可奈何花已开，无可奈何花已落”！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1964年2月开启的中苏边界谈判于8月中断，一挂就是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