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立场
赵鲲
在当今中国的文化人物中，陈丹青是显得有些特异并日益产生出深刻影响力的一位。2005年，归国刚5 年的陈丹青从他所任教的清华美院提出辞呈，使他成为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人物。同年，他的杂文集《退步集》产生巨大影响。一时间，陈丹青被赋予了反抗教育体制，对现实社会文化进行广泛深刻批评的猛士形象。他的率真尖锐和机智透辟，令很多人感到耳目一新——当然，也招惹了一大群人。这样一个富有个人魅力的人，自然会成为媒体的“宠儿”——电视、报刊、博客，媒体与陈丹青之间相互借助、相互渗透，各自表达着自己的意欲，使陈丹青迅速成为一“文化明星”。作为一个对现实社会文化进行大幅度深刻思考和批评的公众人物，陈丹青的社会意义早已超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文化意义。
陈丹青的老本行是绘画，近年来持续书写频频出书，展现出了相当不俗的文字魅力和思想力度。于是，便有人对他的“文化越界”产生迷惑，甚至不以为然：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的确，陈丹青是驳杂的。我们已无法用“艺术家”一词来指称他。所谓“身份”，对陈丹青已无关紧要。绘画、写作，都是弄艺术，都是表达，上电视更是表达。我以为，真正重要的是他通过其表达所呈现出的处世姿态、他所表达的问题，及其不愿做看客的表达立场。
不苟同的姿态
愤怒和批评，大约是大众对陈丹青最普遍的印象。陈丹青的愤怒，有时会莫名地跟“愤青”扯上关系，其实那是两码事。陈的愤怒是火力不小，但却是从严正的思考中发出的情绪。他的情绪容易感染年轻人，但其思想情怀其实不是普通小青年能同情地理解的。而陈丹青的种种批评，即使按照他自己对“批评”的理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因为它没有反批评，缺乏对话关系，更谈不上批评的往复向上螺旋式关系，陈丹青的批评性话语毋宁有点类似于“对着世界单独叫嚣”。他批评的是现实，而现实不发言，且自岿然不动。所以，用“批评“来指称陈丹青的话语，不如用他评论鲁迅精神的概念“不苟同。”
陈丹青在《鲁迅与死亡》中说：“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乃因他天性是个异端。”而“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我以为，此说甚是。“不苟同”的姿态比批评来得更高远、更诚恳。不苟同，就是我认为对的，就赞成；我不认同的，则投江不与水东流。此种精神，其实是更大的担当，其本质，是独立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苟同”于现实的人，因此，不苟同的人，便是不合时宜者。不苟同，可以遗世独立，保持自我，如木心；也可热忱入世，独持己见，如鲁迅。苟且者是逃避者，不苟同才是担当，也因而慈悲。
《退步集》，及其一退再退的《续编》之所以影响巨大，就在于它痛快淋漓地道出了人人身处其中却熟视无睹的当今社会的许多弊端。这种局面有点像《皇帝的新衣》里大声说“啊！皇帝没有穿衣服呀！”的那个小孩。其它人也无不看得分明，但却“苟同”了。
那么，陈丹青不苟同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发现，陈丹青有个核心词语：退步。“退步”，简单说，即今不如昔，是对当前所谓“进步”的怀疑，它指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评判，同时，也指向评判者自身，即不愿“与时俱进”的个人持守。
陈丹青所谓“退步”的“退”，即是不苟同的姿态使然。他不苟同于当下中国的“时”。那是一种由急功近利意识所操控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当下中国的现实势力。陈丹青的批评全部以过去为参照，但那绝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借助历史维度认识自己。”他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人。我们读他谈民国以来文化史、鲁迅、木心等话题的文章，都能感到他总是借助具体的对象来比照和质疑时代。我们都跳不出当下时代，当下时代，即现实总是最重要的，陈丹青知道他必须拥抱现实，但现实令他不满，他宁愿与现实搏斗，这便是他的“拥抱现实”。
在陈丹青的批评对象中，有两种事体最为突出：教育体制和城市建设。他说：“为什么我要和当今教育过不去？因为糟蹋青苗、贻误将来。为什么我要骂城市建设？因为摧毁记忆、人心迷失。”的确，教育问题和城市建设之间有种共性，即两者都指向我们的存在家园问题。教育指向人的灵魂家园，城市则是我们重要的物质家园，两者的同时隳坏，让我们从外在空间到内在精神都一步步地远离健康和诗意，将使我们面临失去真正的家园的危机。陈丹青的忧患是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今中国“失乐园”的忧患，是对人文传统和人文生活大幅度失落的痛切。
而且，在陈丹青的现实忧患中，教育问题仍是最为深切者。城市建设的问题，尚可部分地重建、修补，而教育毁坏的是人的根性，城市建设，抑或其它事体，都是由人来弄的——我们如何指望有问题的人弄好将来的事情？陈丹青总拿过去说事，其实是指向将来。他不是为破而破，他的立场是建设性的——虽然，他的批评还可以更审慎一些。
其实，有一点，陈丹青很清楚：他所抨击的教育、城市建设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更大、更深的国情，即当下中国的大现实。只对一棵病树的枝杈进行诊断和修理，是无济于事的。虽然陈的批评，往往鞭辟入里，但也只能点到为止。其意义在于刺痛我们麻木自私的神经，“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即使“不苟同”只是姿态，要紧的却是——它是一种积极的表达。
聊胜于无的表达
陈丹青是个对现实充满兴趣，富于表达能力的人。他的文字，比之其绘画，更广泛深入地介入了现实，一并构成其独特的表达。此外，在媒体的频频亮相说话，也成为其表达的一部分。甚至，陈丹青的个人选择，如离教席而去，也经媒体捕获而成为一种表达。借助媒体来表达公共话题，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表达什么、如何表达？陈丹青是一个不屑于那种刻意庄重谦逊的人，作为“明星”，他已被媒体劫持，而他亦未尝没有与媒体玩耍一回的心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丹青的“表达观”。
陈丹青自称他的很多话都是煞风景的话、空话、胡话、梦话。他看穿了所谓“批评”的虚妄，同时相当清醒地选择了大声说话。他说“我现在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说话没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说，这是最后一点权力，如此而已。” “我是个清楚自己的言论不可能改变任何事物而索性开口说话的人。”这便是陈丹青的“表达立场”或曰“表达观”，这是比他的表达技巧更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说话无用？因为陈丹青不是权力者，他的批评的作用只限于发出声音，并使一部分人警醒的层面。他反对的是体制，体制不会自行去反对自己，且何等庞大。既然如此，说这么多做甚？陈丹青说：“说话不是为了生效，要紧的是说出来。”我想，说话倘若能够生效，譬如，现实因批评而改进，那自然好，但假如说话不能生效，就噤若寒蝉，懵头承受吗？那叫什么？——旁观。旁观，当然落得安全、轻省，但如若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弊端都取旁观的姿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的集体自戕——你所纵容的邪恶迟早有一天会在你的身上发生效应——其实，无所谓“旁观”的。
但，多年以来，精明的中国人早已学会了对现实“若无其事”——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陈丹青很较真、很傻，在他看来，表达总在困境中。说，不能改变现实，不说，当然更不能改变，而且会包庇邪恶。说话，即使不能改变外部现实，但还可改变一部分人的心理现实，而我们内心的东西会影响到将来，所以，表达自有其积极意义。说——还是不说，陈丹青选择“说”，因为说总归“聊胜于无”。
陈丹青的言说中有许许多多的问号，他是当今一大提问家，其言说中的问句密集到像刺猬身上的刺。而他的许多问句其实来自对议题本身的质疑。他发现许多向他抛来的问题原本就是成问题的，是被扭曲了的常识。陈丹青釜底抽薪地将问题的纰缪加以指戳，从而超越了那些问题的低劣而达至某种新的高度。其实，陈丹青的很多思想都是在“还原常识”。而这些话语也竟会惊世骇俗，可见世态已荒谬到了多么背离常识的地步，这才是现实——“我所眼见的世态比我偏激得远了。”
我们这是一个表达被扭曲的时代。一方面是表达的极度欠缺，另一方面又是表达的过剩。所以，比表达本身更重要的是表达什么？怎样表达？陈丹青的表达几乎全部指向现实社会文化领域，具有一种难以遏制的不得不表达的执拗而宽广的大情怀。
然而，最为重要的，还不是表达，而是我们所表达的问题的背后，以致背后的背后的现实。陈丹青问：“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从表象看，两者都有，但更深的事体是——陈丹青被现实招惹。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现实，而不是与现实相招惹的人。陈丹青的思想并非很了不得，而是我们失去的常识太多了。少关注陈丹青，多关注陈丹青所指陈的现实问题，这是我希望国人从陈丹青身上得到的启示。
2007年6月
本文发表于《北京日报》2007年7月2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