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ＺＴ） 性格最为复杂的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
送交者: 很久以前
李鸿章是晚清政坛奇人，他一生忠贞事清，又敢做敢为，无论是皇胄掣肘，还是清流物议，他都不在乎，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干了许多大事，是一位很务实的朝廷干将。他性格复杂，总处在矛盾的漩涡中，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赞他者说他是中兴名臣，谤他者说他是千古罪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有争议的人。
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市肥东，其父李文安系道光甲午科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戊戌科会试第一百十二名进士，殿试三甲，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他的六个儿子：瀚章、鸿章、鹤章、蕴章、风章、昭庆，走的都是读书做官之路。
李鸿章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初年，他在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并去江西、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又奉其命回乡招兵买马，编练成7000名淮军，由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等分带，沿江而下，到上海镇压太平军。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所以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是当时内阁最高职衔，他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
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他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造出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主要用来对付捻军。但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淮军实际上成了国防军。
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的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的海上门户。后因朝廷的腐败与各方面的掣肘，海军长期没有军费没钱买炮弹，导致在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空余历史的一声浩叹。
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环视清朝历史，汉人中只有李鸿章敢和满清最高统治者如此对话。接下来他还有一次更惊世骇俗的“抗上”的举动。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竟然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由于大清长期积贫积弱，李鸿章纵然有三头六臂亦回天无力。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史载其吐血中“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去世后，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李鸿章生前还有一项汉人最高殊荣：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
在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自传中，李鸿章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一争长短之人。刘继兴考证，李鸿章青年时代所作的诗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曾使异国的伊藤博文在从政前竟深受其影响。
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称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李鸿章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关于身后荣辱，李鸿章心里很明白，他曾说，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梁启超曾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为李鸿章大抱不平：“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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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和李鸿章（转自百度百科）
送交者: SYNN
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７日中国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战争正式爆发。紧接着，慈禧召集“御前会议”，下令颁布《宣战诏书》。一个女人以惊人的胆量，一改昔日软弱无能、投降卖国的形象，不顾国家实力，匆忙向列强发布战争动员令，让人委实难以理解，结果也可想而知。不久，大清国都城沦陷，朝廷逃亡，史称“庚子事变”。随后，清政府又答应八国“议和大纲”，被迫接受赔款要求。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四亿五千万计算，每人一两，共计４．５亿两，分３９年还清。也就是说，列强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赔款的存在，蒙受了国家无能的耻辱。这笔巨款连本带息，总数达白银１０亿两以上，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１２倍，史称“庚子赔款”。但列强似乎有“良心发现”，先后又对庚款进行了有条件的退赔。在这一赔一退之间，国际交涉纷纭繁复，揭开帷幕，审视内情，又让人感到对近代国际社会中，道义的价值，良知的分量，权力的作用，侵略的后果，委实难以评说。本文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对若干史实的具体交代：
史实之一：李鸿章在中外交涉中深深感到，列强“虎狼群”，弱国无外交，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能否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些重要卖国条约的签订者，因此，国人对其十分痛恨。李本人又何偿不知道每次画押签订，必须使自己成为众怨所集，众怒所归！国人对清政府丧权辱国，也的确习惯迁怒于李氏。但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毁英雄。李氏纵为“英雄”，可以平息国内祸乱，又如西方列强何，又如慈禧老佛爷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看一看李鸿章如何临危受命，如何与列强交涉，其个人命运的结局又将如何。
庚子事变，似乎“打”是慈禧，和也是慈禧；“成”是慈禧，败也是慈禧。战事一开，形势便朝着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１９００年７月８日，慈禧只好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在为其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慈禧想借这个三朝重臣、外交能手来处理直隶局势。１２日，又命令他兼程北上，勿得停滞。７月２１日，李鸿章自广州抵达上海，但又感到此次议和非同以往各次，极为棘手，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谈，谈结局不好，不谈结局会更糟。如果和谈结果导致全体国人痛恨，弄不好慈禧就会使他成为替罪羊。于是便以“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为词，“难以迅即北上”。但不久，国都沦陷，朝廷逃亡，“两宫西狩”。慈禧再也等不急了，朝廷的电报再一轮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本来已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１９００年７月１７日，当７７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以何办法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９月，李鸿章等上了一个“为款局急宜挽救，不可再失时机”的密陈奏片，大意是要朝廷向列强认错，以便与各国和议。９月８日，慈禧照允，以光绪名义颁发了“罪已诏”。１４日，发布“剿拳上谕”，称义和团是“祸端”，“即著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正是这个谕旨，使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渐有端倪。
１１月初，李鸿章到达北京。列强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６项条款：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６项条款，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也终于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自己根本无法使大清国逃脱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虽然大清国于１９００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慈禧难脱其咎，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日理万机，忙得焦头烂额。一天，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旋即病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刘坤一就认为这个大纲，“实与亡国无异”。只有袁世凯表示唯有“委屈应允”，全部接受列强所强加的条款。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止无休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似乎只有袁世凯比较理解李鸿章的心情。李鸿章认为，在权衡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只要能不把慈禧作为祸首惩处，其余条件不在话下。当各省在分配摊派赔款问题时，各督抚都纷纷说明困难，要求少承担或不承担，也只有袁世凯一马当先，主动承担摊派山东９０万两。
后来，“议和大纲”果然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也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１９０１年１月１５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闻之，咯血不止。他是有心爱国，而无力回天。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便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使自己几近“濒危”。即使如此，病中的李鸿章还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代表大清国与１１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异常耻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但于后世的外交不无启迪意义，只有自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７８岁。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１９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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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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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许多的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总督回答说：“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在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为了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总督认为国家安全在于对各政党能有效地制衡。总督天真的建议使在场的各位记者和正走进房间、胡须剃得很干净的柯克兰先生的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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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记者大胆地发问：“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现任何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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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督有点激动地继续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他不大的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力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做达官贵人，而要当做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制造业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仅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于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想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李说。
有记者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很快反应道：“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
“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