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社會變革異常猛烈。日本千百年來都是中華文化的忠實追隨者，但在明治年間，日本開始在包括政製、科技、軍事和醫學等領域全方位學習西方，結合東方道德和西方技藝，富國強兵，成效顯著。雖然軍國主義在明治時期開始盛行，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讓日本遭受毀滅性打擊，但顯示明治維新成效最清晰的標度恰恰是軍事。維新不過七年，1875年日本就製造了江華島事件，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894年甲午戰爭中，日本戰勝清朝，次年簽訂《馬關條約》，迫使清朝割讓台灣，另外也完成了對琉球的實際控制。1904年，日本在中國遼東擊敗俄國，成為遠東第一霸主。
明治年間日本社會爆發出的驚人能量不是沒有來由、憑空產生的，江戶時代（1603-1867）的和平發展在經濟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為明治維新積蓄了能量、打下了必要的基礎。要了解明治維新的來龍去脈、成敗得失，必須首先了解江戶歷史，否則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割裂歷史往往會造成扭曲。
人類文明在1970年代進入信息時代之後，信息對於社會發展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此之前，信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卻往往被忽視。不光在信息時代，在任何時代，信息在社會發展中都起關鍵作用。研究江戶歷史，如果僅關注經濟基礎、歷史人物或民俗文化，而忽視知識和思想的產生和傳播，就難以獲得全面的了解。
江戶時代日本的封建制度大體類於中國周制，德川幕府依靠其強大武力鉗制兩三百名大小藩主。第一、二代幕府將軍德川 家康、秀忠建立了《武家諸法度》，規範幕臣和大名的行為。第三代將軍家光（1623-51年在位）建立了參覲交代制度，確保藩主忠誠馴服；又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官僚制度，將軍本人得以從幕府日常事務中解脫；1649年幕藩體制得以完成。
德川幕府將軍前後十五代，有作為者不過三分之一。幕府實際權力常由幕閣掌握，尤其是其中的老中首座、勝手掛老中；大老不常設、設大老時以大老為閣揆。老中一般由實力中等的譜代大名充任，外樣大名尤其是實力強大的外樣大名是沒有機會的。第八代將軍吉宗之後，將軍雖名為首腦，在歷史上留下的印痕卻遠不及像田沼 意次、松平 定信、水野 忠邦、阿部 正弘、堀田 正睦這樣的老中首座。像松平定信確立的堅持鎖國、避免衝突和鞏固海防的對外方針，在明治維新前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調和框架。幕府內部有兩大實權部門，一是勝手掛老中主管的勘定方，負責財政，兼及國防和外交；二是觀察方，負責監督幕臣和大名並搜集情報，對國防和外交也有發言權。
與此同時，天皇大權旁落，但並未廢除，作為天神之後，為一國精神的象征，居京都。天皇的給養相當於最小的大名，行動受到幕府的嚴格限制。家康和秀忠頒布《禁中並公家諸法度》，以規範幕府（武家）與天皇、公家的關係。
在西周制度中，人分士、農、工、商四等；士屬於統治階層，戰時為武士，平時為官吏。江戶時代有著類似的等級制度，也叫士、農、工、商。士雖說是統治者，但從幕府將軍、大名到普通武士，地位懸殊、待遇迥異。農、工、商是被統治者。其時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武士階層及其從屬的地位以石高多寡確定，薪俸以糧食支付、而不是錢幣。工、商居城市、為町人，也有在鄉町人，各自承擔其不可或缺的社會功能。
商人負責物資、錢幣的流通、交易，其地位低下、而作用巨大。士的薪俸雖為糧食，日常用度卻需錢幣，其中矛盾影響到江戶時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全國性的糧食交易中心在大阪，是人類最早的期貨市場。有的商人積累了驚人的財富，雖無俸祿，卻富可敵國。相形之下，有些大名經營不善，財政困難，負債纍纍。地產有限，而稅賦無極，許多農民靠借債度日，喪失土地之後湧向城市，成為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所以錢幣作為流通手段，雖然解決了糧物不便流通的問題，卻常導致上自大名、下至農夫陷入債務深淵、經濟困窘。
士、農、工、商之外，還有穢多、非人，他們雖屬劣等人，但社會必需。等級之外的邊緣人物，包括浪人以及教師、醫師這樣的專業人士。浪人失去了武士資格，但較少受到官場秩序的制約，是社會上一隻不可忽視的力量。江戶時代的仁人志士，不少本人是浪人、或是浪人之子，如山鹿 素行、貝原 益軒、吉田 松蔭。
江戶時代是大和平的時代。德川幕府早年強勢的震撼威懾、“大義名分”的不斷灌輸，令各路英豪不敢輕舉妄動。雖然平民暴動時有發生，但國家大體保持著持久的和平。而海洋賦予島國一道天然屏障，使其免遭外來侵略。
德川幕府初期跟西方有接觸，西方傳教士在日本傳教，信徒里除了民眾、也有大名，達數十萬人之多。日本受中國影響，講究華夷之辨，有的日本人如山鹿素行以本國為中華，以基督教為邪教。幕府又受企圖獨霸對日貿易的荷蘭人挑撥，在1614-15年間發佈禁教令，驅逐外國傳教士，要求國民到佛廟登記、以全面搜查基督徒。以前船隻只要有朱印狀就可以出國，1631年開始還須老中批准。在1633-39年間幕府發佈一系列鎖國禁令。1633年下令，未經特許日本船隻嚴禁出國，返國者予以處死，全面搜查、迫害基督徒，外貿由幕府授權的五家商會專營，異國船只許到長崎。1635年更全面禁止出國、沒有例外，違者一律處死；驅逐、甚至處死外國傳教士。
鎖國時期日本的對外貿易只限於在長崎跟中國、荷蘭交易。荷蘭人獨霸西方對日貿易之後，境遇不但未獲改善，相反在1641年，幕府將原居平戶的荷蘭人遷至長崎出島，活動範圍大為縮小。中國商人原本可以在日本自由貿易，1635年以後就只能到長崎。1689年長崎唐人屋敷建立，頭一年就住了4888位中國人。曾經繁榮一時的中日貿易，到康熙末年開始衰落，交易額銳減。
區域經濟學家AnnaLee Saxenian在其名著《區域優勢：硅谷和128號路經濟帶的文化和競爭》中深入比較了美國加州硅谷和麻省128號路經濟帶兩個在諸多方面類似的區域。兩地雖然分居美國東西海岸，但都臨近一流大學。在1970年代，兩地都成為信息時代的驕子。到了1980年代，則各自面臨挑戰，硅谷半導體存儲方面的業務被日本奪走，而128經濟帶眼看著他們的小型機被工作站和個人電腦取代。但是最終，硅谷成為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的代名詞，而128卻一蹶不振、被逐出競技場。
二戰後，兩地形成了各自的產業體系。硅谷的產業體系基於其區域網絡，憑藉密集的社交網絡和開放的、鼓勵嘗試和企業家精神的勞務市場，在技術相關領域不同專業廠商間取長補短、靈活調整。公司內部管理結構趨於扁平化，在信息流通方面鼓勵平級的橫向溝通和上下級之間非正式的縱向交流。而128的產業體系則由少數相互獨立的綜合性公司主導，這些公司專注於內化，强調員工忠誠度和保守技術秘密。公司內部等級分明，中央集權，信息流通以縱向為主。
兩種產業體系最大的差異在於公司內外信息流通的自由度。在硅谷，公司内部結構趨於扁平，鼓勵不分層級的信息交流；不同公司員工之間有著共通的社交網絡，可以進行相對開放的信息交流。而在128經濟帶，公司內部講究等級，信息交流受到限制；不同公司之間相互保密，壁壘分明。
區域經濟有三個維度：地方機構和文化、產業結構和公司組織。地方機構包括大學、商會、專業學會、當地政府等等。產業結構指社會橫向分工、縱向集成度以及客戶、供應商和競爭者相互間關聯的程度和性質。公司組織關乎內部橫向和縱向協調的程度、集中與分權以及責任和專業任務的分配。
區域經濟學中區域的範圍可以擴大到國家，比如說1980年代前後的美國和日本。日本經過1960和1970年代重工業和1980年代半導體產業的高速發展，在1980年代曾經一度構成對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強勁競爭。但進入1990年代的個人電腦時代以後，美國再次確立其競爭優勢，日本經濟則開始出現持續萎靡。雖然宏觀經濟涉及其它諸多方面，但兩國信息自由度的差異尤為明顯。兩國之間，日本對技術的重視不亞於美國，但日本的技術創新主要集中在相互獨立的公司內部，不同公司之間、公司和大學之間聯繫有限，沒有出現像美國硅谷那樣依託當地大學形成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另外從公司組織的角度，日本公司內部等級森嚴，雖然協作程度不低，但是上下級之間缺乏無拘束的信息溝通；這樣的環境尤其不利於高新技術的成長，因為高新技術往往掌握在沒有資歷的年輕人手中。
信息自由度在區域經濟學中的作用，未嘗不可以推廣到社會發展歷史研究中。考察信息自由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可以給歷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一個社會當中，流行的思想是最重要的一種信息。
江戶時代的日本對中華文化仍是亦步亦趨。幕府認定朱子學為儒家正統，將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因為強調君臣之義的大義名分有助於維護幕府的統治和既定社會秩序。1632年，林 羅山在上野建先聖殿，開設私塾，傳授儒學。1690年，將軍綱吉將其遷至湯島，改稱大成殿，始設大學頭，由林家世襲。1797年，湯島聖堂成為幕府官學，稱昌平坂學問所，相當於太學、中央黨校。朱子學是幕藩官學教學內容的核心。
明朝王陽明（1472–1529）主張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知行合一。中江 藤樹（1608-48）是日本陽明學的宗師。其門人熊澤 蕃山（1619-91）因批評幕政而引起幕府警覺。實踐陽明學知行合一原則最突出的是大塩 平八郎（1793－1837），他在天保荒災期間，在大阪發動饑民暴動，獻身革命。
比較能代表日本儒學發展水平的是古學。跟朱子學、陽明學從中國引進不同，古學是日本自行發展的。古學宗師山鹿素行（1622-85）本為浪人之子，治學由朱子學經道家、佛學最終歸於古學和神道的結合。自稱“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開創山鹿流兵法。提出武士道，認為武士不事稼穡而獲食、不事製造而獲用、不事貿易而獲利，其價值在於忠其君、信其友、敬其事。認為以智、勇和仁衡量，日本而不是中國才配得上是中華正宗、中央之國。山鹿與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1613－82）年代相近，而學問相通。山鹿開創的古學跟顧炎武開創的樸學、乾嘉學派，都主張回到儒家元典，否定朱子學、陽明學等新儒學；注重考據訓詁，力求確切理解元典。朱舜水（1600-82），浙江餘姚人，亡明遺老，東渡以終。受水戶大名德川光圀敬重，對水戶學和古學的建立有促進，與山鹿有交。
荻生 徂徠（1666－1728），元祿、享保年間古學者，第五代將軍綱吉側用人柳澤 吉保講師、顧問。其處置四十七浪人方案為幕府採納。綱吉死後，柳澤失勢，徂徠開蘐園塾，從學者眾，成蘐園學派。後獲第八代將軍吉宗重視。保持跟黃檗宗聯繫，領導明代典章制度研究；日本黃檗宗為東渡閩人、萬福寺住持隐元 隆琦（1592-1673）所創。苦學漢語古今文，對漢學推崇備至，自稱“東夷”。形式上，批評“漢文”朱子學著作語言上的不倫不類。內容上，認為理由聖人創立，並非天理，且宜因時而變。禮樂宜合時而變。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不亞於一位聖人，後人應該在他的基礎上繼續創新。研究古學可以指導政治的重建。視情欲為正常。認為中國淪滿人之手，而日本不像中國改朝換代，更好體現了儒家傳統。終其一生，未成為士。而幕府也沒有重建禮樂作為執政基礎。徂徠門生太宰 春台（1680-1747）認為，中國棄封建而集權，真正堅守孔孟之道是日本。
荷蘭（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1581-1795），從西班牙獨立出來之後，發展成為航海和貿易強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貿易據點，包括台灣南部沿海地帶。這段時期在荷蘭被稱作“黃金年代”。直到十七世紀後期，荷蘭在海上不敵英國，在陸地敗於法國，才衰落下來。日本江戶時代的蘭學便源自荷蘭對日貿易。
貝原 益軒（1630-1714），福岡藩士、朱子學者、本草學者。1649-56以浪人身份在長崎習蘭學。學術上提倡懷疑精神。著有《大和本草》和《慎思錄》。
杉田 玄白（1733-1817），蘭學者。1771年跟前野良澤、中川淳庵等蘭方醫一道，開展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場人體解剖科學實驗。1774年譯《解體新書》。主張真正的知識來自實驗觀察，尊華鄙夷傳統不可取；華夏文明已經衰退，中國被韃虜統治。杉田門人過百，日本蘭學大進。西醫進入日本後、明治維新以前，和漢方醫互補、互不排斥。
大槻 玄澤（1757-1827），蘭學者。從杉田玄白習西醫。1788年作《蘭學階梯》。1807年與志村 弘強合著《環海異聞》，記錄仙台藩船員津太夫船難后漂流到俄國的見聞。
志筑 忠雄（1760-1806），蘭學者。曾爲長崎荷蘭商館翻譯。1801年翻譯德國探險家Engelbert Kämpfer的一篇文章，將譯文標題定爲《鎖國論》，首創“鎖國”一詞。Kämpfer原文和志筑按語對日本鎖國政策的評價都是正面的。《鎖國論》手稿流傳廣泛，但到1850年代才發表。1850年，以《異人恐怖傳》為題印成小冊子後，當局強令毀版。
山村 才助（1770-1807）1802年作《訂正增譯采覽異言》，匯集當時世界地理蘭學資料。手稿呈至將軍家齊，抄件公開流傳。
江戶幕府鎖國雖嚴，但從未中斷從東西方文明先進國家汲取精神營養。1853年的黑船來航，只是由美國這樣的後起之秀逐漸取代已經沒落的中國和荷蘭。整個江戶時代，日本都沒有斷絕跟世界先進國家的接觸。
刨根問底研究儒學產生了古學，追根溯源整理日本國故形成了國學。真言宗僧人契沖（1640-1701）是較早的國學者。其受水戶藩主家圀之托，為日本古詩彙編《萬葉集》作注，著《万葉代匠記》。重視考據，著有《和字正濫鈔》。
江戶中期以後出現了四大國學者，荷田 春滿、賀茂 真淵、本居 宣長和平田 篤胤。荷田春滿（1669-1736），神官。研究《萬葉集》、《古事記》、《日本書紀》尤力。為復古國學先驅，反對用儒學、佛學去詮釋日本的古典，主張用古語、古文闡明日本固有的精神。
賀茂真淵（1697-1769），神官之子，荷田門生。1738年在江戶開設學堂，從學者眾，不乏名門之後。1765年作《國意考》，攻擊漢學，指世人景仰的中國歷史充斥著對叛亂的掩飾和欺騙性的捏造，中國的改朝換代完全無法跟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相比擬。他將漢學理性和日本的絕志和信仰對比，認為人的理解和解釋的能力畢竟有限，所以應該相信和接受，信仰比理性更有威力，“神的行為美妙無邊。”
本居宣長（1730-1801）對《古事記》神話的歷史真實性深信不疑，傾三十年心力，於1798年完成《古事記傳》，記述諸神起源、創世神話和太陽女神將日本列島托付給後人掌管的故事，集國學大成。本居宣稱國學接受人的本真，而不像佛教和儒家那樣試圖改造人；道德說教最終只是虛妄徒勞。文學傳遞同情的認知，武士道的坚韧和漢學的理性導致矯情失真。女性是較好的真情的判官，詩歌是陰性的。如果詩歌是日本民族表達的菁華，那麼日本精神總體上，特別是有關天皇的部分，也是陰性的。有弟子五百。
平田篤胤（1776-1843）將國學和神道緊密地結合起來，賦予國學宗教性和政治性，使其得以傳遍全國、深入民間。天皇身上神的後代的光環關乎國政；天皇伺奉神，神助其治國。宣稱日本列島是由優質材料組成，而別的國家不過是由日本淘汰的劣質材料組成。但平田不排斥別的文化傳統中的有用成份，包括漢學和蘭學，只要對日本有利。外國有用的東西也是由日本的神創造的，終究屬於日本。平田以哥白尼天文學革命作為太陽神偉大的證據；而諾亞方舟故事中的洪水並未在日本發生，足以證明日本地勢比其它國家高。所有研究外國學問的日本人都要牢記，日本國學優於外國學問。反華，蔑視長崎的荷蘭人。
幕末國學者會澤 正志齋（1781-1863）是水戶學代表人物。1825年作《新論》，提出“尊王攘夷”，主張凝聚民心，改革自强，鞏固國防；排斥基督教和佛教等外來宗教；警覺來自列强的威脅。其中稱日本為中華，是日出的神聖國度、世界的主宰。天皇為太陽神後人。1857年《新論》發表，反響熱烈。
日本國學得之於在漢學和蘭學之外，專注本土資源，包括古代神話、歷史和文學，建立國家身份，塑造民族精神；失之於自大偏狹，助長天皇崇拜。在幕末，國學成為尊王攘夷運動的主要思想基礎。
日本社會有相當包容性。儒學、蘭學和國學相互之間，並不一味排斥，經常是相輔相成。像貝原益軒是朱子學者，但習蘭學有成。古賀 侗庵（1788-1847）本人為朱子學者，卻與蘭學者交好。1838-39年作《海防臆測》，主張開國，開展外貿，建立海軍，對外擴張。古賀認爲清朝中央之國的心態，令其對西方的强大失察，對西方的威脅缺乏防備。日本如果沒有强大的海軍，西方的入侵將難以避免。他意識到日本在軍事上的劣勢，强調在領土擴張方面應加剋制。他的開國論摒棄傳統的華夷之辨，轉而從國家利益和軍事實力著眼考慮國際關係。古賀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這番見地，洞察力和預見性過人。
佐久間 象山（1811-1864）崇拜心學家陸九淵，故自號“象山”；其後轉向蘭學，主張“和魂洋才”。1839年，在江戶開象山書院，門下有勝 海舟、坂本 龍馬和吉田 松陰等人。1842年冬，向幕府上書《海防八策》。1853年，上書《論時務十策》。象山得魏源《海國圖志》，惺惺相惜；《海國圖志》的寫作時間比《海防八策》只早四個月。1854年，受吉田松陰企圖出航美國牽連，象山擊獄。1862年，出獄，應召謁見將軍家茂，主張公武合體和開國。
古賀之前，已有學者主張對外擴張的國家戰略。本多 利明（1744-1821）博覽漢譯西書，精研數學、地理，思想上受荻生徂徠和熊澤蕃山影響。1798年作《經世秘策》，主張開放貿易，殖民蝦夷；又作《西域物語》，主張效仿英倫，實行“開拓制度”，積極擴張。佐藤 信淵（1769-1850）主張廢藩、平等、興學、尊王。1823年作《宇内混同秘策》，主張海外擴張，稱霸世界；計畫入侵滿洲里進而吞并中國。首倡大東亞概念，在1930年代大行其道。
林 子平（1738-93），兵學者，仙台藩士。1791年作《海國兵談》，1792年作《三國通覽圖説》。1792年，松平定信幕府以妄議國防，將《海國兵談》毀版，軟禁子平。高島 秋帆（1798-1866），兵學者，曾任長崎町年寄，與長崎荷蘭夷目交好。1841年6月在江戶城外演示荷蘭炮術。回長崎後即被收監，直到黑船來航才釋放。
水戶藩屬德川御三家之一，從光圀到齊昭一直有支持學術的傳統，形成了水戶學，在幕末影響重大。代表人物除了會澤正志齋，還有藤田 東湖（1806-55）。1844年藤田受齊昭牽連遭軟禁，作《常陸帶》替齊昭辯護，記敘他的政績政見，同時宣揚自己的哲學思想。他在書中列舉了三種對外政策：攘夷、消極開國和積極開國。消極開國，意指同意列强要求，開放港口同列强交易，直到海防鞏固、軍力足以攘夷。積極開國，意指主動開放港口、并且出海越洋貿易，同時建立海軍、主動出擊。藤田和齊昭主張堅決攘夷，他們直斥基督教可惡、西夷野蠻，認為日本應該備好船炮、動用武力，堅決將他們阻擋在國門之外。黑船來航之後，藤田頗受齊昭倚重。
江戶時代雖然是大和平的時代，但士在人口中占的比例高達5-10%。起初武士中識字的人不多，但到十八世紀末一般武士都能識字，不識字被認為是一件可恥的事。
官府對於教育事業是積極支持的，因為政令的下達、下情的上傳和大義名分的維繫，都離不開文字和教育。在武士和平民中普及教育，是統治的需要。第五代將軍綱吉尤為重視文化教育事業，造就了元祿文化。第八代將軍吉宗亦是如此。1724年一群商人獲准在當時的商業中心大阪建懷德堂；懷德堂別稱大阪學問所，為當時日本政治經濟學的中心，一度與昌平坂學問所比肩。1728年荷田春滿曾向吉宗請求在京都開設學堂，振興國學，獲得批准。
江戶時代的教育分三個層次。最低的是面向下層武士和平民子弟的寺子屋和鄉學，內容以識字算數為主，教師包括僧侶、神官和浪人。鄉學既有官辦，也有民辦。中間層次的是官學，幕府直轄的有十數所，諸藩先後辦有藩學，主要面向武士階層，有的也接受平民子弟，教學內容刻板，以朱子學為主。最高層次為私塾，經常有著最大的自由、開拓的精神和新鮮的思想，有的塾師是領先時代的思想家。像荻生徂徠的蘐園塾、佐久間的象山書院、吉田松蔭的松下村塾等名重一時，影響深遠，遠非官學所可比擬。
按建校時間統計各類學校數目
年份 寺子屋 鄉學 藩學 私塾
1750以前 47 11 40 19
1751-88 47 11 40 38
1789-1829 1286 42 78 207
1830-67 8675 48 56 796
總計 10202 118 225 1076
1823-8年間，德國人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在長崎荷蘭商館當差。幕府允許他在長崎郊外傳授西醫，前後授徒56人。
到十九世紀初，日本的國民教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到幕末，約莫40%的男孩和10%的女孩多少都受過一些學校教育。
證明江戶時代教育普及成就的，還有近年發掘的大量的村方文書。這些記錄村務的文檔說明，江戶時代鄉村文化普及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鄉村組織和治理也已經複雜到須要加以筆記的程度。
江戶時代文化普及的成就，到明治年間，才充分顯露出來。1968年學者色川 大吉在東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町（今秋留野市）的深澤家倉庫中發現一批明治年間的文檔，記錄當年的自由民權運動中村民們關注和討論國家事務的過程，包括五日市学藝講談会盟約和議事規則，最重要的還包括一部完整的私擬憲法、洋洋204條。五日市當年離江戶城有一兩天的路程，今天仍是一個偏遠的山村。當年的講談会成員、文檔主人、村用掛深澤 權八曾熟讀蘇格拉底、康德和约翰·密尔的著作。推動明治維新的不光是權貴和知識精英，也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民眾；就是在知識精英當中，也有一些是浪人，處於社會的邊緣，不受官階的約束。江戶時代的文化普及為明治維新奠定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否則明治維新不可能那麼成功。
活字印刷術在豐臣 秀吉（1537-98）時期從朝鮮引進，但是雕版印刷特別適合漢字和假名夾雜的日文、兼有圖文並茂的優勢，在江戶時代仍相當流行。出版事業重在民間，官方有時干預、尤其在所謂的“改革”（實爲整頓）時期，嚴禁基督教內容和議論時政。起先以京都為中心，1750年代以後江戶成為另一中心。到1671年，出版的書籍種類累計達到3874，21年后達到7204。
低廉的價格促進了圖書的流通。到化政年間（1804-30），江戶共有800多家圖書出租商，他們的足跡踏遍城郊、甚至涉及一些邊緣的鄉村。圖書的出版和流通，有力促進了江戶時代的文化下行。
書籍和教育是知識、思想和信息傳遞的重要途徑。在江戶時代，教育和出版事業都得到大的發展；在十八世紀末之後，進步尤其巨大。而這一時期幕府將軍的權威下降，幕藩體制衰落，幕府的社會控制力下降，社會自由度上升，社會條件比較適合文化普及。
關原之戰一結束，德川家康就著手將他原來轄區的交通通訊網絡擴大到全國，主要為了軍事。1624年建成東海道，連接江戶和京都，設有驛站。到1772年陸續建成五街道，為國家干道，幕府直接管制，設有53個關所，尤以江戶為重，而不許諸藩自行設卡。關所的用意是防止道上有人圖謀不軌，確保江戶幕府的安全。試圖帶武器進入江戶、按照參覲交代制度應該呆在江戶作為人質的大名眷屬試圖離開江戶，是關所檢查事項的重點。一般武士、平民通過關所須要幕府頒發的通行證。
五街道上有驛站248個，光是東海道上就有53個。除五街道外，其它要道上沿途也設驛站。驛站給養概由當地負責，構成一項當地難以承受的負擔。幕府從1659年始設道中奉行，全面負責交通網絡。
道路的使用實行收費制度。執行幕府公務的免費。大名和隨從前往江戶參覲，規格以內的部分付平價，超出的部分和私人旅行一樣付全價。
江戶和大阪之間五百公里路程，剛開始需要六天。逐漸在江戶和京都出現私郵，跟官郵競爭，提供快件服務，將江戶和大阪之間的郵程縮短到五天、四天、三天半。到十九世紀初，江戶和京都之間的快郵可以在兩天內到達。此外，私郵也將郵件和貨運網絡拓展到都市附近的郊野地帶。
到十八世紀參覲交代制度已經習慣成自然，住在江戶的諸藩武士及其眷屬樂不思蜀，一般也不會擅自離開，安全的考慮不如原先緊要。路上行人逐漸多了起來，各類旅遊冊子開始在社會上流行。參拜名剎古寺、遊覽風景名勝，是旅行常見的理由。不少人定期到伊勢神宮參拜，1650、1705、1771和1830年參拜者尤甚，行人難以勝數，關所形同虛設。
伴隨著人的流動，是信息的流通和思想的交流。普通人能夠離開他們日常生活的土地，見識其它地方的風土人情。知識精英可以遊歷四方，訪友問學。旅行的功用難以估量。長州藩士吉田松陰（1830-59）1850年到平戶訪學，讀到會澤《新論》、齋藤 竹堂《鴉片始末》和渡邊 華山《慎機論》等著作。途中參觀長崎荷蘭商館，拜會熊本藩士宫部 鼎藏。佐久間勸他出國；1854年他想搭乘美艦去國，為佩里所拒。吉田後來成為尊王攘夷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其松下村塾培養了包括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杉山松助等在內的眾多維新志士。高杉 晉作（1839-67）也是長州藩士。1861年遊學東北，與佐久間、橫井小楠有交。1862年夏，接受藩命和五代友厚一起，隨幕府使節從長崎到上海；作《遊清五録》，對中國遭遇，感同身受，主張接受“外國日新之學”。其深知開國貿易之必要，藉攘夷的旗號，只是為了倒幕。1863年組建騎兵隊。1866年促成薩摩長州同盟。
江戶時代交通網絡的形成和發展，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方便了信息的傳遞。跨地域的信息傳遞使廣泛的思想交流和有規模的社會運動成為可能，不同地方的維新志士可以相互聯絡，研究策略，協同行動。離開了信息的交流，尊王攘夷就不過是一種思想，而不可能發展成為有威力的社會運動。
長崎是江戶時代重要的信息來源。長崎外貿主要是對華貿易，荷蘭商船販賣的主要是來自中國的貨物。幕府保留荷蘭貿易，主要目的不是貿易本身，而是保留一條通往外界的信息渠道。進入十八世紀之後，長崎貿易業務量已無足輕重，日本從中國引進的絲綢和蔗糖生產技術減少了對進口的依賴，往來的中國、荷蘭商船數量很有限。長崎貿易僅從貿易的角度，實際上可有可無。但是幕府重視長崎貿易的信息和情報價值。這些商船給日本帶來各種中西書籍，不少是應幕府之請帶來的，其中漢譯西書更給日本學者提供了了解西方的便捷途徑。這些進口書籍讓日本即使在鎖國時期，也能不斷從外國文明中汲取營養，發展學術，並且影響社會。
幕府要求每年入港貿易的中國和荷蘭商船分別提交唐風說書和蘭風說書，風説書成為國外情報的主要來源。幕末實行開國政策，固然跟思想學術的進步有關，但來自長崎有關清朝鴉片戰爭的情報卻是直接的推動。1840年8月，鴉片戰爭的消息傳到日本。震驚之餘，以水野忠邦為首的幕閣一方面開始加強海防，另一方面及時調整政策、盡量避免衝突。1842年7月，荷蘭商船帶來清朝必敗的消息。次月，幕府指定兩位老中擔任海防掛；中止1825年頒布的《異國船驅逐令》，恢復1806年頒布的《薪水給予令》，開始給外來船隻提供燃料和淡水。
1845年的蘭風說書中包括《中英南京條約》全文，1846年報告了《中法黃埔條約》，從1848年起開始報告西方列強在華海軍的詳細情況，內容也益加豐富，涉及荷蘭內政及其與中國和西印度的關係、巴拿馬運河計畫、美墨戰爭、加州淘金潮和席捲歐洲的革命。
日本一直以中國爲師，而中國在跟西方的武裝衝突中落敗。鴉片戰爭的爆發導致日本朝野上下民族危機感驟然加深，更刺激日本知識分子著力探討這場戰爭的前因後果、東亞乃至世界大局。1843年齋藤 竹堂（1815-52）根據蘭、唐風說書作《鴉片始末》。箕作 省吾1844年作《新制輿地全圖》，1845年又作《坤輿圖識》，都是地理著作。魏源《海國圖志》傳入日本後，1844年印行50份，三年後增訂本印行了60份，1852年再次增訂後發行了100份。《海國圖志》包含日本蘭學不及的關於美國的內容，在黑船來航之後尤受重視。
1856年8月21日，美國派到日本的首任總領事Townsend Harris抵達下田，要求跟日本通商。幕府內部意見分歧，觀察方認為通商可以互利，但評定所和勘定方海防官員激烈反對。到1857年3月，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日本，勘定方海防官員開始轉變立場，同意通商。老中首座堀田 正睦決意趁此機會積極開國。1858年7月29日，《美日修好通商條約》得以簽訂，標誌著日本第一次跟西方國家建交。照此模式，日本跟荷、俄、英、法諸國分別於8月18日、19日、26日、10月9日簽訂條約。這些條約統稱《安政條約》。日本的國門就此打開。
所以來自長崎的外國情報、尤其是有關兩次鴉片戰爭的情報，在江戶幕府開啟國門的決策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日本的江戶時代大體跟中國的清朝同步。兩國文化相通。當時面對相同的國際局勢，工業革命之後的西方迅速崛起、強勢擴張。江戶時代結束之後，日本開啟了卓有成效的明治維新，富國強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中國並沒有發生能跟明治維新相媲美的社會變革。其中的緣由值得深究。從信息的維度，兩國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包括社會結構、文化普及程度和信息自由度等方面。
清朝社會層級很多、繁瑣複雜，皇帝身邊有內閣、雍正年間始有軍機處，下有六部。地方上有省、道、府、州、縣、鄉、村。另外滿清為防範漢人，在安排高級官員時大體維持滿漢各半，相互牽制。官僚體系層級複雜，造成信息在傳遞過程中折衝損耗過多、效率低下。而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幕府將軍身邊有幕閣，下轄勘定方、觀察方等。地方上有大約250個藩，藩轄村莊成百上千。幕藩體制結構扁平，層級不多，信息傳遞途徑簡潔高效。
當時中日文化普及程度，難以定量比較。學者們對於文化普及的標準有著不小的分歧，也缺乏有效的統計手段，已經發表的估算結果差別很大。但兩國教育體系的差異明顯。清朝教育以科舉為中心，其内容無外乎朱子學。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設官學，學政管理嚴格，就連書院都官學化、受官方控制。官方意識形態也深入到私塾教育中。不獨如此，各級官學到嘉慶以後，日漸廢弛，有名無實；教育凋敝，文化零落。日本沒有科舉，雖然官學也以灌輸朱子學為重點，但是民間的寺子屋主要教人識字算數、屬於功能性的文化普及。而遍佈城鄉的私塾成為江戶時代教育的菁華，傳播鮮活的知識和思想。寺子屋和私塾基本游離于官方意識形態之外。江戶時代教育的持續發展，為幕末開始的社會變革儲備了必要的人才，包括幕末以及明治年間眾多的維新志士。這是教育方面清朝遠不及江戶時代日本的地方。
在信息自由度方面，江戶幕府也有壓制思想言論的若干時候。早先防堵基督教義流入日本，包括漢語基督教義。十八世紀末葉，松平定信主導寬政改革（1789-93），獨尊朱子學為正宗，而有“寬政異學之禁”；但國學、蘭學仍得到發展，松平允許幕府收藏西書，以防止這些書籍流落到社會上不恰當的人手中。也是在寬政年間，林子平作《海國兵談》，遭受軟禁。幕府忌憚民間議論國事，倒是比較一貫。1838年，曾從Siebold習蘭學的高野 長英作《夢物語》，批評幕府對馬禮遜號事件的處理、尤其是評定所的頑固態度，令老中首座水野忠邦震怒，次年包括高野在內的數名蘭學者受嚴厲懲處，史稱“蠻社之獄”。但在江戶時代，像這樣強力壓制思想言論的時候並不是很多。
清朝壓制言論就要嚴厲得多。僅在乾隆三十八至四十七年間，清朝即先後焚書24次，銷毀書籍538種、13862部。康乾前後三朝大興文字獄，以思想言論定罪，多達108起，實際上還不止。嚴厲的思想言論管制導致中國人的思想不但不能進步，相反出現萎縮。清朝雖然零星引進了一點西學，但終究沒有出現像日本蘭學那樣有深廣影響的學術運動。日本古學雖然重視考據，但著眼于干預社會；跟日本古學平行發展的清朝乾嘉學派，卻祗陷入故紙堆中以求自保。清朝不乏碩學鴻儒，但卻少有國際胸襟，像佐藤信淵和古賀侗庵那樣，不光堅守，更進取開拓。思想的生命在於自由，被閹割的思想是沒有生命力的。
日本社會得益于不同的思想觀點交鋒折衝。1853年黑船來航，不久俄使也威逼長崎。鴉片戰爭前後日本朝野的危機意識，發展成為一場場現實的危機。當時日本並沒有有權威的政治領袖，接連兩位將軍家慶和家定都弱勢，孝明天皇也不是一位強勢人物。實力人物、水戶的德川齊昭為海防顧問，堅決主張攘夷。但兵臨城下，幕閣中多數老中和海防官員主張以避免衝突為第一優先。參與其事的大目付筒井 政憲和勘定奉行川路 聖謨更指出，林則徐極力維護清朝榮譽，卻陷清朝於萬劫而不復，是前車之鑒。老中首座阿部 正弘雖然傾向攘夷，但折中務實。在空前的危機面前，日本的對策符合中庸之道，在保持國家尊嚴的條件下，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以最小的代價走上了開國的道路。
江戶時代給日本留下了豐厚的社會遺產。教育的普及和出版業的發展，既催生了一批思想文化精英，為明治維新儲備了必須的人才資源，又提升了國民的整體文化素質，開啓了民智，為維新積纍了必要的民意基礎。國家交通和通訊事業的發展，促進了人員的流動、思想的交流和信息的傳遞。外貿的長期保持，使日本免於陷入與世界完全隔絕的境地，來自先進國家的思想、知識和信息陸續進入日本，最終和外部强力一起促成了幕末開國。幕末開國是江戶時代日本社會的空前變局，構成後來明治維新的重要社會條件。
最重要的，江戶時代給明治維新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
“尊王攘夷”本由水戶學者會澤正志齋提出，在幕末成為外樣大藩薩摩、長州倒幕的旗號。尊王意味著倒幕。而其時東西方力量此消彼長，1863-64年間的薩英戰爭和下關戰爭中，薩長二藩領教了西方的實力，知攘夷不可行；攘夷祗是倒幕派批評幕府的藉口。所以尊王攘夷落到實處，就是倒幕。幕府面對西方列強，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孝明天皇雖然支持攘夷，但堅持公武合體，並不同意倒幕。所以在1867年孝明天皇駕崩之後，倒幕運動才有實質進展，先大政奉還、後王政復古，明治登上歷史舞台，開啟了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的政策路線是“和魂洋才”，並不是全盤西化。“和魂洋才”由幕末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提出。所謂“洋才”，是在一切技術方面包括政製、法律、軍事、科學、技術和醫學等全面學習西方，而摒棄漢學、包括漢方醫。所謂“和魂”，是在倫理道德方面繼承發揚國學和儒學，一方面藉神道將天皇神化，另一方面繼續借助朱子學在國民中鞏固忠君思想，以維護明治政權。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運動並不成功。
江戶後期思想家佐藤信淵主張廢藩、平等、興學、尊王。明治維新實行的王政復古、廢藩置縣、大力興學和簡化等級的政策，讓佐藤的主張基本得以實現。
江戶時代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古賀侗庵等主張日本積極對外擴張。本多主張向蝦夷地區殖民，佐藤主張入侵滿洲里、吞併中國、建立大東亞，古賀主張佔領南海諸島。這些政策主張在明治時期開始逐步實現。明治時期的軍國主義其實植根於江戶時代，但是大大發展了，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埋下了禍根。
所以明治維新王政的實行、變革的推展及其成敗得失，大多可以在江戶時代找到思想和知識的根源，可以看成江戶時代信息遺產的繼承和發揚。不從信息的維度深入考察江戶時代，就難以真正了解明治維新的成敗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