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说过父亲他们离开金城江被逼进十万大山入越南的故事。有人跟我说「跟”喜福会”里的一样。」
我愣住了,怎么会一样?
突然领悟到,别人的哀痛,别人的生离,别人的死别。那都只是,别人的故事。
故事也许一样。痛,是自己的。怎么会一样。
原来是这样,我们读史,很容易被带进事件的仇恨里。可是那个痛啊,除非是我爸他们这样的流亡学生;或者是那一个捂死自己孩子的妈妈;或者是在屋顶上喊我爸回家的我奶奶。那个痛啊,不是扎在自己心上,又怎么能记得?
不记得痛的历史,一遍一遍的重来。
从姑姆山的鬼门关爬出来之后,父亲和一路相伴相随的步云伯伯失散了。因为我爸是伤员,在边界被法军的卡车捡起来送到救护站去了。我问爸:「在那里受到什么样的照顾?」,他说:「自己躺了好几天就好啦。」。俗话说的命硬,是不是说的就是我爸这样的人?可是他竟然不是唯一的。我爸在台湾的兄弟之一,李伯伯,在蒙阳集中营里当真死过一次。
蒙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根据我爸的描述,那是一个废弃的煤矿区,山里都是瘴气,荒烟蔓草成天见不着阳光,最要命的是没有淡水喝。没有好久就病死了很多人。
他们是1950年1月到了蒙阳,父亲记得没多久就是农历年。李伯伯是大年三十晚上「病死」的。尽管没有过年的条件,但是过年的禁忌都有。没有人愿意大过年的去挖坟埋死人。李伯伯被放在一个小茅草堆里。气候不好停尸也不能太久,过了两天,他们准备埋葬李伯伯。发现他竟然还吐着气。李伯伯大难不死,后来娶得如花美眷,还是我妈替他出了一把力。
根据程伯伯在他书里的记载,从十万大山出来,豫衡联中的张校长,就站在边界上的马路边等他的学生们,每看见一个,就紧紧握住他们的双手,好怕他的孩子们又失散了。张校长在台湾仙逝时,他的「孩子们」执子侄礼跪送。
张校长拉着这些孩子们就在路边等,等了一天一夜,等到了一百多个学生和五个老师。
父亲在救护站痊愈之后也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和步云伯伯重逢。
在集中营里,学生们上山砍柴割草盖茅屋,这茅屋是教室、是寝室更是法军拘禁他们的牢狱,也是他们遮风避雨的安身处。
所谓安身处,就是有个一米宽,两米长的被褥,可以让浑身长满疥疮的学生坐在上面找衣服缝隙里的虱子。
所谓安身处,就是有个挡不了风、遮不了雨的茅屋,可以让师长们开始授课,没有书、没有纸笔,没有关系。知识都在老师们的脑子里,学问在他们的心里。
所谓安身处,就是有老师授课,有同学互勉的地方。
所谓安身处,仍然有天灾,更有人祸。
1950年的北越没有中国的战火,但是有越盟和法军的硝烟。被拘禁在蒙养的,除了学生,还有难民,以及一部分的国军。法国与越盟打仗的同时也受到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压力。学生和国军是他们都想争取的对象,法国也有自己的打算。蒙阳距离战事太近。 1950年春,法国将这一群棘手的人迁离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