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上的飛龍鳥》(五）神州四季雪花飛 SnowOwl2022-10-14 18:21:55
神州四季雪花飛
1966到1967年，全國各地的情勢頃刻之間千變萬化，讓人眼花繚亂。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節的慶典上登臨天安門城樓的領導人的排名次序也一變再變。文革前的多數中央領導人，位次都一降再降，然後一個跟著一個地銷聲匿跡了。新貴們有人青雲直上，有人曇花一現，忙得不可開交。報紙上的新聞則是千篇一律，只能從字裏行間去猜度其中的含意。這時，傳單成了全國上下大街小巷主要的傳媒工具。盡管我們鬧革命的熱情屢遭挫折，通過散發各派紅衛兵組織的傳單，我們找到了一條直接參與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的捷徑。
傳單上什麽消息都有：上至中央文革最新精神，下至各地武鬥狀況；哪個名人又‘畏罪自殺’，哪個中央領導又被證明是‘叛徒內奸’；某某機床廠揪出了多少壞人，某某中學校長被批鬥遊街。隨著運動不斷深入，聳人聽聞的消息也越來越多，後來才知道，這些消息大多是真實的。譬如，重慶武鬥時兩派用上了炮艇和聯管高射機槍，而雲南造反派則占地利之便截下了滿載援越軍用物資的專列。湖南道縣贫下中农法庭已開始大批捕殺黑五類及其子女；廣西不但灭门黑五類，還挖心掏肝熬粥，全村進補，連幾個月大的嬰兒都不放過。大串聯後，各地紅衛兵小將都通上氣了，一處遇難，四處聲援。北京的‘天派’打‘地派’；甲省的‘鐵總’支持乙省的‘工聯’；一處戰友危急，另一處兄弟馬上發出‘十萬火急！’的海報。與報紙上千篇一律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文化大革命捷報頻傳’那樣的陳辭濫調相比，看傳單和海報要精彩多了。凡是涉及中央人事變動的，均引自‘內部消息’，但誰都知道那些消息都是中央文革故意披露的，十分準確可靠。傳單供不應求，一有人散發，路人一擁而上，你推我攘，當時上海人稱此為‘搶傳單’。
市裏名目繁多的紅衛兵組織每分每秒地印制著成千上萬張傳單和海報，油墨未幹就被散發到街頭巷尾，效率極高。而我們呢，則背著空書包，在戲劇學院熟悉的校園裏東奔西跑，去各個紅衛兵組織的‘司令部’或‘總部’索取傳單。紅衛兵都是戲劇學院的學生，很多人我們在文革前就認識。有剛印製的傳單的話，他們都會給我們一些。我們替他們散發宣傳品，節省了他們的時間，他們可以集中精力鬧革命，兩全其美，何樂不為。
我們一家家地問過去：“有傳單嗎？”
一次，我們去上戲‘革命樓’要傳單。進了空蕩蕩的司令部後，一個趴在地上的小夥子揮揮手，示意我們去裏屋。裏面的房間裏也只有一個秀麗的女紅衛兵（一定是表演系的），此刻正圍著一架安裝在大寫字桌上的手搖油印機忙得不亦樂乎。隨著她手臂的每一次運轉，油印機就吐出一頁紙，落在桌面上一疊整整齊齊的傳單上。
她臉上冒著蒸汽，汗水從她草綠色軍裝的背上透過，緊緊的上衣貼著她身體的線條，把她秀麗的體型展現無遺。看到我們進來，不用說她就知道了我們的來意。她停下手中的活兒，把亂發理順，塞進了草綠色的軍帽裏，然後拿著一大疊傳單走了過來。她把傳單仔細地分成幾份，一一交給我們。分傳單時，她很小心地均勻分配，好像是家裏多個子女裡的大姐姐。
她走到我面前時，我註視著她的臉頰，忘了伸手去接傳單。她的美麗徹底地征服了我，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
她見到我一動不動地呆在那兒，笑了一笑。大概她對這樣的注視早已習以為常。她伸手打開我胸前的書包，把屬於我的那疊傳單塞了進去。
這時，她注意到我的書包裏已經裝有不少傳單。她抽了一張出來，讀了一下，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了。
我們剛從‘革命樓’的對立組織‘井岡山’那兒拿到了一批傳單，準備放在一塊儿去撒。
她嚴肅地問我：“你們的立場要明確。你們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
這時我已經清醒了過來。
真滑稽。她怎麽這麽認真？
我搶下她手裡的傳單，叫了一聲：“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
說完我們就一窩蜂地跑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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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以後我們學乖了。每到一個組織門口，只派背著空書包的人進去，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麻煩。等大家的書包都裝得差不多了，把傳單拿出來分一下，然後就像脫韁的小駒，直奔街頭。此刻的上海街頭比文革前更擁擠了。除了各地的紅衛兵充斥大街小巷，還有外調人員東奔西跑。‘外調’是文革後的又一個新鮮產物：指的是各機關學校企業的數百萬調查人員，到全國各地去找到和本單位‘走資派’‘叛徒’‘特務’在歷史上有關聯的人員，對證供辭，找出漏洞。調查下來，一般都能證明某某人是混入革命隊伍裏的投機份子，或者是暗藏的反革命之類。一時之下，共產黨的天下似乎都是暗藏在革命隊伍裏的反革命打下的，也沒人敢追問一下其中的邏輯。
這時學校都停了課，而我們背著裝滿傳單的書包大搖大擺走在街上，時常會引起路人的注意。當路人們問我們有沒有傳單時，一開始我們會慷慨地打開書包施捨幾張。有一次，我一打開書包，那人就高喊：“咯個小赤佬有傳單！”（上海话：这个小鬼有傳單！）周圍的大人們就一擁而上，把我的傳單搶得一幹二盡。從此我再也不犯傻，绝不在人們面前打開書包了。
我們撒傳單的地點要麽是在靜安寺，要麽是去延安西路華山路口的市委辦公大樓。市委辦公大樓頂上每天站滿了撒傳單的人，有小孩兒，有紅衛兵，也有個別沒有傳單而混上屋頂來看熱鬧的。樓頂上撒傳單的人們，不論是老是少，都懷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同志感，一样的英雄气概，因為我們擁有傳單。
從十幾層高樓的樓頂望下去，密密麻麻的饑餓大眾像一片黑螞蟻，把延安西路濟得水泄不通，一心盼望著我們的施舍。你掏出一把傳單，揚手後隨風飄下，立即散為片片雪花。路上的黑螞蟻群向著雪花下降的方向緩緩遷移，直至白雪降入蟻群，消失殆盡。你有時會看到路人為搶傳單打得人仰馬翻，你與樓頂的人們一起大笑不止。看著成千上萬的人群隨著你隨心所欲撒下傳單的方向移動，我這個九歲孩子心裏產生的強烈滿足感，絕不亞於偉大舵手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巨手看到人們為之歡躍的心境。有一次當我們都兩手空空後，朋友小桃不知從哪裏提了一個字紙簍當街倒下。看到他轉身急忙逃走的樣子可疑，我們趕緊作鳥獸散。離開後，才知道他把廁所便紙簍裏的內容當了傳單灑了下去。
不久後，市委辦公大樓的樓頂上出了幾次事故。風向不對時，扔出的傳單被風吹回，留在樓頂外不到半尺寬的外檐上，厚厚一層。有孩子爬出外墻去撿，不小心從十幾層的樓頂上掉下去，摔在路上等傳單的人群裏，不但把自己摔的腦漿塗地，還把底下人們的脖子折斷了幾根。連續出了幾條人命後，市委辦公大樓的樓頂給關閉了。紅衛兵當然強烈抗議，說這是舊市委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新陰謀。有趣的是，這次紅衛兵的抗議沒有奏效，市委辦公大樓的樓頂從此再也沒開放過。
這以後，我們撒傳單都只去靜安寺。靜安寺鬧市區離家不遠，文革前是我們全家星期天逛店買東西必去的地方。那時靜安寺的大街上熱鬧的很，我隨爸爸媽媽逛街時常常頂不住周圍店鋪的誘惑，或是加入一大群小孩子，尾隨高鼻子綠眼睛的‘外賓’走幾條馬路。這樣自然常常和父母走散；但沒關係，延安西路這一段走得太熟了，四五歲的我就能自己走回家。
我們背著書包，找個熱鬧的街角，悄悄地掏出一疊傳單，向人群的上空扔去。行人頓時亂作一團，你爭我搶，不是擠掉帽子，就是踩了鞋子。有時為了一張傳單，還拳腳相見，我們則暗暗偷笑。可是我們得非常小心，不能暴露身份。一旦被發現我們是傳單的來源，就很難脫身，沒搶到傳單的大人非逼你交出傳單不可，而圍著你的人數總是比你的傳單要多。這樣，書包一下子就見底了。一人被圍住，同伴們解救的方法就是再向人群上空扔一疊傳單，創造一場新的混亂，圍住的朋友就可以趁機脫身。
有些傳單是多頁的，釘在一起。我們從不這樣散發。從戲劇學院拿到傳單之後，在校園裏找個角落，統統拆散後再去街上散發。傳單的頁數是多多益善，但撒這樣拆散了的傳單時要特別小心。人家拿到一頁紙，發現只是一份重要文件的第三頁，自然憤怒得很，抓住你，要是交不出其它幾頁，弄不好要讓你吃拳頭。
我們還搞了一些其它的惡作劇。有時拿到海報，我們不用漿糊貼在墻上，反而用它把人家大門上的信箱口糊的嚴嚴實實。我們的邏輯是：主人不敢撕革命海報，連郵差也未必敢把信件插入信箱。破壞海報上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還不是現行反革命罪？等第二天我們溜回去瀏覽戰果時，往往看到海報一點沒動，郵差把信件整整齊齊地堆放在門邊。或者，房主已把海報洗刷得幹幹靜靜，不留一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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