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晨
11月的一個早晨，大約剛過七點半鐘，我和哥哥悄悄地溜進爸爸媽媽在二樓半的亭子間。我們的住家保姆（我們管她叫‘阿姨’）剛去菜市場買菜。她前腳離開，我們後腳就進到這間房間裏來了。
這間房間朝北，永遠與陽光無緣，冬夜刺骨地冷。每年冬季來臨之前，爸爸都會在屋裡安裝一個燒煤的火爐取暖。今年恐怕不會裝煤爐了。現在煤球要用里弄裡發的煤球票限量購買，而且爸爸每月的工資也從184元人民幣減至了45元。今年，他們要在這屋裡穿著額外的冬衣，喝著熱茶來度過嚴冬了。
我們跑向北窗，扭開窗把手，輕輕地推開窗戶。我忍著緊張的心情，探出腦袋朝窗下的弄堂望去。上海人管胡同叫‘弄堂’。我們家所在的弄堂正從爸爸媽媽臥室窗下通過，從這個北窗望下去一目了然。
雨還在下著。弄堂裏的人群擠得水泄不通。從樓上看下去，一頂頂的黑布傘和黃油布傘密密麻麻的，像一個個蘑菇，把整條弄堂都布滿了，只剩下在窗下貼著墻根的一小塊半圓形的空間。
緊貼著墻根，蓋著一塊被雨水浸透了的草席，草席下能清楚地看出一個人形。這人順著墻根躺著，一只腳從席子的側面伸了出來，彎成90度，穩穩地支在墻上，一動不動。似乎，這人臨死前在水泥地和墻壁之間狹小的空間裏找到了一種最後的平衡。
雨滴打在草席上，順著地面流向墻根下的陰溝。草席下淌出的血水加入雨水，卻不和雨水混和，形成了一條條獨立的紅色溪流。血水和雨水一起向陰溝流去，同時向潮濕的空氣中散發著一股腥氣。
看到草席蓋著的屍體，我們從淩晨起就吊在心裏的懸念一下解開了。我們知道草席下躺著的是誰。我們也知道她一定死了。
否則，救護車會把她拉到醫院去，而不會讓她就這麽躺在雨裏。
草席下躺著的是吳慧明阿姨。她住在一樓，是我從小最要好的朋友小魯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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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一早，阿姨就把我和哥哥叫醒。天還黑糊糊的，時間大概還不到五點。窗外下著大雨，密密麻麻的雨點隨風一陣陣地打在窗玻璃上，沙沙作響，時緊時慢。房間裏冷得很，而被窩裏則熱乎乎的。
阿姨叫我們醒一醒，別再睡著了，說完就離開了。她一走，我們就馬上回到了夢鄉裏。
又不知過了多久，我被樓裏嘈擾的人聲給吵醒了。
房門外，一串串重重的腳步聲在樓梯裏上上下下，有人大聲地嚷嚷著。雖然我聽不出他們在叫什麽，但能確定我們小樓裏來了很多生人，一定出了什麽大事。在嘈雜的人聲中，我能分辨出爸爸的聲音。爸爸激動地在和什麽人爭執著，也聽不出他們在爭什麽。
爸爸幾個星期前才從‘隔離審察’的地方放回家。
當我還是迷迷糊糊時，阿姨又進房間來，讓我和哥哥趕快起床。等到我們磨磨蹭蹭地穿上衣服，被阿姨領到三樓小桃家的時候，我們終於清醒過來了。
一進小桃家的大客室，我們就看到，全樓的孩子和他們家裏的阿姨統統都在這裏。 我們到孩子們聚集的墻角邊，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
隨著孩子們清醒程度的增加，我們的好奇心也直線上升。我注意聽著阿姨們之間壓低嗓門的談話，只聽到只言片語：什麽‘樓頂’，‘很滑的’，‘那時雨大得很’等等 。
我還是不得要領。
小桃從家裏找出了一付象棋，和哥哥擺開了龍門陣。他倆年齡相近，我們小的就圍著指手劃腳出主意。正當我們看棋入了迷，樓裏突然爆發出一陣陣響亮的口號聲：
“打倒反革命份子吳慧明！”
“吳慧明畏罪自殺，十惡不赦！”
“反黨反人民絕沒有好下場！”
“吳慧明罪該萬死，死有余辜！”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吳慧明阿姨？小魯的媽媽？畏罪自殺？我們都被這高昂的口號聲鎮住了。
我這時才注意到，小魯和他妹妹晶晶從一開始就靜靜地坐在墻角，一聲不吭。這時大家都看著他倆，而他們兄妹倆則兩眼直直地盯著地板。他們好象不害怕也不好奇。
小魯抬起頭，對我們不好意思地一笑。笑是強堆出來的，彷彿是他做錯了什麼事。
口號聲這麽響，他們不會沒聽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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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魯的媽媽吳慧明阿姨在文革前是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的共青團總支部書記，管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學生們敬畏她，大概是她負責搜集的學生政治表現對學生將來畢業分配起很大的作用。文革開始後不久她就成了學院造反組織‘革命樓’的重點鬥爭對像。幾個星期前，我在學院劇場的鬥爭大會上，親眼目睹了紅衛兵把吳阿姨踢下舞台。哥哥對我說，前一天傍晚，他見到吳慧明阿姨回家時用頭巾把臉圍得緊緊的。一進門，她先沖到公用廚房的水龍頭下，解開頭巾，把塗滿一臉的黑墨汁洗掉後才進家門。
聽說‘革命樓’造反派在吳慧明阿姨寫字桌的抽屜裏搜出了一本筆記本，上面記錄著一些造反派學生在文革早期的表現。造反派覺得這是她在搜集黑材料，準備在運動後期秋後算帳，所以就使勁地整她。1957年反右時，在毛主席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由此‘引蛇出洞’。 那時向黨提了意見，包括只向個別領導幹部提了意見的學生，不是統統都被劃成右派送去勞動改造了？有的還判了刑進了監獄。這次可不同了。學生造反是毛主席親手發動的。吳慧明阿姨由此被紅衛兵判定為院黨委的一只黑手，走資派的走狗。整材料準備報復革命群眾，讓造反派人頭落地，他們絕不答應。
阿姨們想向我們保密的事被紅衛兵的口號給暴露了。我們可以肯定吳慧明阿姨一定試圖自殺，但不知她是否試成功了，也不知是怎麽自殺的。
要是她自殺成了，那紅衛兵還在那兒喊什麽口號呢？人死了就什麽也聽不見了，他們豈不是白費嗓門。
房門突然打開了。幾個紅衛兵押送著小魯的爸爸進了房間。
見他進來，我吃了一驚。小魯爸爸被‘隔離’也有一段時間，我們幾個月都沒見他了。
他進來時雙手緊緊地捂著臉，快步走到房間正中。等他放下手，我看到他臉漲得通紅，大口喘著氣，眼睛發直，恐懼的表情凝固在了臉上。
從那天之後的幾十年中，我再也沒見過一個大人的臉上會有這樣驚恐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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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魯的爸爸媽媽与我父母一样，解放战争时期都在山东的文工团工作。解放后大批文工团建制撤销，其中一些有中学文化背景的演员进入了山東大學藝術系戲劇科学习，我父亲当時任戲劇科科長。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時，山大戲劇科打散，一部分学员由父亲領隊到上海參與組建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後改稱上海戲劇學院）。小魯父母到上海後改行搞行政工作，他爸爸是院黨委宣傳部長。他的出現證實吳慧明阿姨出了大事。要不然紅衛兵不會放他回家的。
小魯爸爸站在屋子正中，屋裏大大小小一二十人散坐在各個角落。大家看著他，沒人發出一點聲音。
紅衛兵也一反常態，靜靜地站在他身邊，等他恢復常態。他清醒一點後，開始向屋子各個角落搜尋，我知道他一定在找小魯兄妹。他們兄妹坐在離其它孩子有一段距離的墻角。直到此刻，他倆也和大家一樣，盯著他們的爸爸一聲不出。但從他倆的眼光裏能看出來，他們在期盼被爸爸發覺。
小魯爸爸看到他的兩個孩子後，大步走向他們坐著的墻角。他在兩個孩子面前蹲了下來，張開兩臂，一手摟住一個孩子的頭，把兩個孩子緊緊地夾在兩肩前。
他的腦袋低了下去，三個人頭緊緊地擠在一起，抱成一團。
突然間，晶晶的頭掙出了她爸爸的胳膊。她揚起頭來，仰望著天花板，開始發出一聲一聲的犀利的慘叫。
她那絕望的叫聲打破了從一清早就籠罩著這間大房間的死寂。此刻她像一只被群獅困住的小獸，在用叫聲把周邊的一切都從她的世界裏趕走。這叫聲把我的鼓膜震得一陣陣地發痛。
小魯這時也開始放聲大哭。他雙眼緊閉著，哭聲不像來自一個九歲的孩子。他的哭聲中充滿了成年人的悲哀。顯然，他剛剛接受了一個無法挽回的事實。
小魯爸爸也加入了他們，開始抽泣。從背後看去，他那寬寬的兩個肩膀一上一下的，有節奏地起伏。
屋裏恐懼的氣氛這時籠罩了每一個人，包括那幾個站在一邊的紅衛兵。他們顯然不知道該怎麽辦，像幾條木瓜一樣，呆呆地立在那兒，一動不動。他們一定感受到了全屋人仇恨的目光，顯得很不自然，眼睛避免和大家接觸。
又過了漫長的幾分鐘，晶晶的尖叫聲逐漸變成了有規律的哭泣。這時，小魯爸爸摟著兩個孩子站了起來。他仍然一只手臂挾著一個孩子的肩膀，三個人一面哭著，一面走了出去。
紅衛兵們沒一個吭聲，尾隨著他們離去了。
又過了不知多久，另外幾個紅衛兵進了屋子。他們是來找小桃家的阿姨問話。小桃家在三樓，是我們樓的頂樓。從他們的問話裏聽出來，小桃家的阿姨在出事的前一天下午，曾撞見吳慧明阿姨從斜屋頂上的側天窗裡爬回小桃家的廚房。
領頭的男紅衛兵問小桃家的阿姨：“你看見她爬進窗來，她有沒有對你說什麽？”
“什麽也沒說。 她不太好意思，對我笑了一下就下樓去了。”
領頭的男紅衛兵對他的同伴們說：“那她昨天下午就去屋頂上探路了。”
“她是真的想跳樓嗎？” 一個女紅衛兵問道。“會不會是出到樓頂上去藏什麽東西，不小心滑下去了。下雨，滑得很。”
領頭的男紅衛兵顯得很激動。他說：“不會，我剛到屋頂上找過了，什麽東西也沒有。屋頂也沒那麽滑。”
停了一下，男紅衛兵接著叫道：“她頑固不化，想向我們挑戰！選在早晨跳樓，想讓全弄堂的人都看到！花崗巖腦袋，遺臭萬年！”
阿姨們告訴全樓各家的孩子，今天上午都待在樓裏，不能出去玩兒。我聽到兩個阿姨低聲議論，要是我們走出弄堂就會看到‘她’。
我和哥哥討論了幾句，覺得出事的地點最有可能的是在我們亭子間的北面弄堂裏。於是，等到我家阿姨前腳出去買菜，我們後腳就打開了亭子間的房門。
從北窗口往下望去，弄堂裏的情景一目了然。
我們不出聲地向下望著。我一面看著草席下的人形，一面在想，小魯晶晶從今天以後再也不會見到他們的媽媽了。他倆沒有媽媽了。
一會兒，風向轉了，雨從窗子裏刮進了房間。我們關上窗子，跑下了樓，跑到了一樓小魯家的大房間門口。
小魯家平常敞開的房門這會兒關得緊緊的。我們把耳朵貼在門上，聽到裏面一家人壓抑著的哭聲。
一連兩星期，小魯和晶晶都沒出房門。他們的阿姨照常買菜做飯，每頓飯都端進房間裏，房門隨後就關上了。他家的主臥房面向花園，我們不只一次透過關緊的百頁窗縫往裏偷看。黑黑的什麽也看不清楚，倒是不時地聽到壓低的哭聲。聽得出，哭聲大多是晶晶的，有時也聽到小魯和他爸爸的。
吳慧明阿姨死後，小魯爸爸就被放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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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著小魯出房門來。我和小魯同歲，倆人從小一起長大，一起玩兒。
在等他出房門的這段時間裏，我心裏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看到他時，我要不要問他什麽？問他的感覺？問他媽媽的事兒？怎麽問得出口？還是什麽也不說？不說的話，能裝著什麽事情也沒發生嗎？
說了又有什麽用？
不久後，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一個人在花園的草地裏挖蚯蚓。小魯家面向陽臺的玻璃門打開了，小魯走了出來。我迎上去，一句話沒說。然後倆人一快兒挖起了蚯蚓。
直到今天，我仍然沒有勇氣向小魯問起他媽媽去世後那些日子裏的情況。他媽媽去世後好一段時間裏，他和他妹妹成了鄰居街坊小孩子們取笑的對像。 我和他一起走在弄堂裏，不只一次地碰到別的孩子叫嚷“吳慧明！反革命！”然後跑掉。要是喊叫的孩子比我們倆個子小，我也嘗試著拉小魯去追他們，但小魯總是扭頭就走。有一次在公共遊泳池裏，晶晶和她的朋友在淺水區遊水時，我們弄堂裏的四個女孩子高舉著雙手，一齊跳入晶晶四圍的水裏，高叫著“吳慧明跳樓自殺！”似乎向晶晶表演她媽媽的臨終一躍。她們激起的浪花把晶晶嗆得呼不過氣來。晶晶吃了幾口水後，默默地從她們的間隙裏遊了出去。
這四個女孩中最大的是晶晶班上的同學曉麗。 她爸爸是解放前的工廠主，屬於‘代理資本家’，這些日子裏他每天清晨在我們的弄堂裏拿著一把大掃帚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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