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满洲之变。
第一节：
步兵第十六联队長宾本大佐，率坦克、大砲、装甲车，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各兵种，举行了入城式，并在鹤城市内繁华大街上行军示威，以显示日军的肃杀威容，震吓当地民众。
站在大街上的老百姓，无不惊怵的瞪着惊恐的大眼睛。关东军在进入奉天和吉林时，曾对城内进行毫无必要的所谓的“彻底军事打击”，致使当地秩序混乱，至今难以恢复。特别是毫无约束的烧杀奸淫掳掠，给后来的整饬，造成难以挽回的信任危机，也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抵抗。日本军方幕僚嘱咐带队军官：希望鹤城不要再蹈复辙。
特务机关长田中秀，预先委托刘升允维持城內治安。市內非常安定，已有商铺开门营业了。
马占山逃往海伦时，带走了警察局长及其他干部。几位知名人士集会，要求省城的士绅、商务会员和残存的官吏，迅速承担起责任，成立了治安维持会，都想以此会保护其自己的财产。
一个百人的维持会，整天开会乱哄哄的，没有一点作用。市民对将来如何一片茫然，担心马部的残兵败卒和凶残的关东军侵入市区，掠夺杀掠。那些商家有钱人，更是恐惧，积极拥护并支持警察局原督察长刘升允，把被政府丢下或自己匿藏下的警察组织起来，维持治安保境安民。
刘升允早已接受日军授意，现在又有了有钱人的援助，便迅速找回来了100来个警察。为了大造声势，刘升允下令鹤城仅有的七辆消防车，全部拉着警笛“嗷嗷”的来回往返。这招有效果，虚张声势的市内昼夜巡罗，吓退了想偷袭市內的残兵和乘乱作恶的地痞。市内一直很安宁，老百姓也安心了。
城南的日本领事馆，也曾遇到过几次袭扰，但都被刘升允带着在此警戒的警察给吓跑了。刘升允在无政府的局面下，维护地方秩序立了大功，被新的江省政府晋升为省警察厅长。
为稳定省城的局势，关东军本部又调驻扎在营口的王殿忠部1,500人，迅速开进了鹤城。两列货车的地上铺着稻草，携带凉馒头和凉水同行，冒着严寒于22日抵达。一路快被冻僵的官兵宿营在鹤城第一中学和农业学校，由商会为他们提供给养。省城的治安，很快便完全回复了平静。
王殿忠是辽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回族。军旅出身于江苏陆军补助教导团，曾任张宗昌直鲁联军骑兵旅长、联军骑兵总指挥及步兵第一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北伐战争时曾被通缉。“九·一八事变”后，王殿忠任黑龙江省暂编警备第一旅旅长、辽河地区警备司令部司令。
满洲立国后，任治安部牡丹江国防军第六军管区司令官、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官，授予上将军衔（为满洲国防军12名上将之一），后任治安部军事咨议官。1951年被营口市人民政府枪决。
第二节：
温慧池带着六个兄弟，安葬好阵亡的秦丰年，还没等他的伤痊愈，马占山就投降了。
12月27日，日本的绥靖和怀柔政策，找回了马占山。 马占山在日本人眼中，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他立马江边的振臂一呼，便可收抚江省民心，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是当下唯一能统治江省的人物。只有他出头，各路被打散的东北军，才能少添扰乱，民间武装也能消停点。
关东军最初的设想，是以在洮南宣布独立，并就任“边境保安司令”的张海鹏，消灭马占山。马占山固然让日本人头痛恼火，又极具威胁性，但张海鹏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不管是谁输谁赢，灭了一个就少了一个枭雄。这俩人控制不住，都会是能到处捣乱、蛊惑人心的心腹之患。
可张海鹏的队伍不堪一击，使一箭双雕的全盘计策只完成了一半，马匪出身的张海鹏，失去主力军便很难再兴风作浪，只能按照关东军的指令俯首帖耳。关东军对锦州的进攻迫在眉睫，军力上的原因，暂时也无力再进攻海伦。马占山便成了拿着烫手，舍弃可惜的烤土豆，所以招抚成为首选。
关东军本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特务部部长顾问驹井德三，在黑省富商韩云阶的陪同下，来到海伦与马占山谈判。江桥抗战中，韩云阶便代表日军四处奔走，说服各个主战派放弃抵抗。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一行，明春就到满洲。江省事物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满洲建国。
日马得以媾和，并最终达成合作协议，正是韩云阶的不懈努力，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韩云阶是大连金州人，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高等商业学校。最初在铁岭开设贸易公司, 继而转至江城，又在海伦、绥化、克东等地设分店。他是在中国引进德国机械制粉设备的第一人，曾闻名全国的江城“双合盛火磨”和海伦制粉厂的“沙子面”制粉机, 就是他从德国引进的。能箩岀五个等级面粉，是全国独有的设备。民国十一年（公历1922年）, 任南北满特产联合大会总代表，民国十三年，又做为南北满实业家的代表, 远赴西欧和俄国，考察其商业经济状况。
在商界不免官商相联和官商勾结。韩云阶经日本恩师岩间德野先生介绍，认识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洲事变把他卷进了战争旋渦，本庄繁请他作为说服联系东北军阀巨头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的斡旋代表。日本人深谙中国军阀的本性，与拉山头称霸一方的土匪一样，都惜于经营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们的个人荣辱，与自己的祖国毫无关系，甚至还是相矛盾的。
无论嘴上说的多么冠冕堂皇，他们沒有国家意识、国家观念、国家良心，仅有自己的私利。正如上海《新民晚报》，在马占山投降后，撰文抨击马占山其实就是个十足的“大混人”：沒有意识到自己的崇高地位是国家和人民赋于的神圣职责，滿身洋溢着土匪习气，不具备政治领袖素质。强奸民意，可恥地欺骗了上海人民的抗日革命热情，辜负了上海人民的支持和殷殷期望。过于钻营自己的小本营，忽略了国家这个大本营。不顾国家危亡，认为只要有枪、军队、地盘，就是大爷，他豢养了一帮鸡鸣狗盗之徒的军队，自立私党、拥成派系、 博取虛荣，成了奸人之雄。今天是张学良的省长，明天便成了日本人的省长，谁重用他，谁就是他的祖国。
尤其不该的是：居然参与灭亡自己祖国的行动，助纣为虐，兔子吃了窝边草，为自己的一生写下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恥辱一笔，让人匪夷所思。反复无常、认贼作父、多姓家奴……。
马占山确实是个没念过书的粗人，常常表现岀无知的心虚，他非常崇信有知识的文化人，就经常谁的话都能听、听了还就信，加上还有自己的偏执，就表现岀了游移不定的反复无常。嘴上堂而皇之、脸上一股真诚、可心里是另外一回事，表面还一本正经，善于演戏、骗人。
马占山看到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政府，被日本人撵到了锦洲，即将败退到察哈尔，大势已去。奉天和吉林已经是日本人的了。放他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在这，是在要他在这顶雷，缓解世人对张学良的痛恨和谩骂。远水解不了近渴，长久已往，沒钱沒枪，不敷需求，能顶得住吗？
如果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也包括哪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各路诸侯和武装，真的有心抵抗，他在江桥拼命的时候，就该迅速挥师北上。那时候小日本本来就进攻乏力，已经没有预备部队。
对日本人的诱惑和威胁，马占山此时也就只能点头称是，但说破大天也不签署什么文件。身边的主战派，让他很是为难，也只能在心里暗骂不知深浅，但又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小后生们只知道感情用事，不知道眼下的难处。书生意气、难成大事。身处北部边垂孤立无援，都是舌头在那顶着，忽悠着还能维持多久啊？！
第三节：
善于耍招子的马占山，是万沒料到被小鬼子给耍了，走邪踏錯的被推上了贼船，磨不开情面被生拉硬拽，尴尬而不情愿的照了合作纪念像。至关的“咔嚓”一声的快门响，让马占山有口难辩的载入了历史史册。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合影，比马占山的签字画押盖上省府大印更有效。
日本人这种“小鬼子”的鬼道劲，再显神威，也给马占山在战场以外，来了一个的下马威。民国十一年的1月22日，马占山的军事联络员王静修，率领两个骑兵团组成的先遣部队，重新进入鹤城。马占山决定：在旧历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回至省城过小年。
马占山在主战派的激烈围攻、反对、胁迫下，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耳根子又发软便反悔了。不但迷途知返的答应继续和日本人对着干，还厉兵秣马的调来了两个旅，要去攻打鹤城。
马占山抗日意决，韩云阶只身犯险义无反顾去游说；特别是马占山出现反复，他“为马主席和江省五百万人口”，视死如归的再闯虎狼之窝。马占山终于“感其诚”，又决计投降了。
韩云阶的忠心不二和不怕死的劲头，很受日本人的赞赏。这确实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死心踏地的汉奸。真就认为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在“膺惩张氏暴政”？他不是在助纣为虐，为解救东北民众而呼嚎不惜献身？或就是悲天怜人的单纯和平主义者，为了正义就责无旁贷的义无反顾？这类人物在历史上有许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直观的去指责和唾骂，倒是理所当然和无可非议，但无论如何这也无法寻找他真实的动机所在，以及支配行为的心理活动轨迹。
韩云阶曾五次进京面见张学良，二次遭到逮捕，所幸都逃了岀来，坊间都怀疑应该就是张学良放的。韩云阶倒是言之凿凿正义凛然的回忆道：“我之目的是使原东北军阀巨头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与日军联系，和平解决事变，阻止战火扩大，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民众，进而根据民意建立独立的东北政治区域。幸而我的建议为关东军司令官及各位幕僚所采纳，立即开始活动。……。尽管人心险恶，战火洗礼，但均未祸及我身，我才有幸活到今日。经过四十天的努力，张学良等人接受了我的建议。在眼看即将实现之时，顾维钧带着南京政府的命令飞来，否决了张学良等人的想法。张学良立刻改变态度，我的计划亦毁于一旦，以后伴随满洲国内形势的发展，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这项计划，此乃我遗憾终生之事。……。虽身涉险地，然而，一想到时局紧迫，江省（黑龙江省）五百万民众在硝烟弹雨之中彷徨的惨状，就无法忍受，立即只身前去鹤城。当时，我对江省督军万福麟之子万国宾及其他当局者讲述大势所趋，提出奉天及吉林之例，劝告他们和平解决江省问题。我日夜对他们进行劝告，但万国宾年轻不识大局，周围亦是一些不识时务的顽固之徒，竟狂妄地对我说，可以一举击溃友邦义军，将我满腔热情的言词嘲笑为卖国之妄论。然而，大兴一夕失守，这些家伙便抱头鼠窜，逃离鹤城。”
在劝降抗日将领苏炳文时，为了表明心迹和诚意，韩云阶竟然不惜以二个儿子，用来当做人质。
2月5日，关东军第二师团进入了江城，很了不起又不可理喻的人物韩云阶，陪同马占山，在江城颐园街一号的“满铁会馆”，与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中将，进行协商“江省自治的办法”。
马占山开门见山的说道：“只身前来，仅以示诚意。希望日方能重视诺言，开诚相见。”多门而更为直截了当：“你既只身前来，真是英雄，我皇军决不小器，扣留或加害你。”
马占山的过人胆识，多门的豁达爽快，二人相互都很敬重，也因此成为朋友。多门和土肥原的恭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只要不打战，诸事都好办”的态度，反倒让马占山心悦诚服。
第二师团是日本帝国最早设立的六个镇台之一，主要征兵地在仙台，又名“仙台师团”，因将耐寒作战，被从日本北海道调来中国东北，司令部设在辽阳，师团长就是多门二郎中将。
多门二郎出生在静冈县，是医生的儿子。日本陆军军官学校11期、陆军大学21期毕业。曾任步兵第2联队长，第四师团参谋长，步兵第6旅长，陆军中将陆大校长，又改任第二师团长驻防满洲。“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也就只有第二师团这一万多人的护路兵，满洲事变爆发后，多门率领万余的第二师团，驱逐20万东北军，占领东三省。辽宁东北军根据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的根本，就是不战而撤。主持吉林军务的熙洽是多门的学生，更是率先通电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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