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上海
- 沒人要的紅衛兵 -
1966年盛夏的一天下午，上海南京西路上的靜安寺門前圍上了人山人海，街心喧嚷的人聲取代了平常繁忙有序的車水馬龍。我和哥哥推開了密密麻麻的人腳擠到人群前沿，正趕上穿著草綠軍裝戴着红袖章的紅衛兵小將們把一座座菩薩從廟宇裏抬出來，推翻在大街中央，加入已經東倒西歪在街上的菩薩金剛。幾個強壯的小夥子，掄著十八磅大鐵錘，把兩人多高的泥菩薩一個個砸碎，再用菩薩的碎塊在街心堆出了一座小山。這時我才領悟到，那些從小讓我害怕的菩薩們，不過是一群外表糊著泥土的木架子，此刻在重重的鐵錘下不堪一擊。不久，紅衛兵抬來了一個似乎是從美國軍用吉普車尾取下的綠色油箱。兩個秀氣的女紅衛兵用木棒提著這個五加侖的油箱，一前一後，一步一顫地登上這座五顏六色的的小山。到了頂端之後，她倆旋開了油箱蓋，把汽油來來回回地淋在小山顶上，然後一前一后地爬了下來。其中一個姑娘踩空了，頓時失去平衡，幸好在着地前被她的战友们團團托住。她倆下来后，圍在小山四周的小將們一一擦著火柴，点燃了手里的报纸团扔向山腳。頓時，一團團濃厚的青煙翻滾著沖上了天空。我身邊的幾個大人一邊咳嗽一邊離去，而後面的人群則推推搡搡，馬上填滿了他們遺留的空間。哥哥紧紧地拽着我的手，不让我们被人流冲散。
看著街心燃燒著的火堆，我心中充滿了復仇的快感。從記事起，我就恨透了靜安寺廟裏的這些菩薩和金剛。我家住在離靜安寺不遠的延安西路上。到了星期天，爸爸媽媽經常領著我和哥哥到靜安寺的鬧市區逛店購物。逢到有多余時間，爸爸媽媽老是提議去看看靜安寺廟院。我嘴上不說，心裏就怕他們提起這個話題。一跨進廟門，迎接你的是排列在昏暗長廊兩側的十幾個巨大金剛。他們一個個青面獠牙，手中持著十八般兵器。那些塗成青黃紅紫的臉上，瞪著燈泡大小的白眼珠子，直直地凝視著你。這時你已經自覺是罪人了。在他們的腳下，你戰戰兢兢地走過長廊。即使不抬頭，你的脊背上也能感覺到他們那嚴厲的目光。當你走到了長廊盡頭，一回首，就會發現，不管你離他們多遠，他們的雙目還是聚焦在你的後腦勺上。爸爸解釋說，制造出這種視覺錯覺是中國古代藝術家的一項成就，而爸爸的這項註解反而讓我產生了對這些古代工匠的厭惡。
從陰暗的走廊走進寺廟的大殿裏，明亮的光線頓時讓你瞇起眼睛。殿堂裏煙霧彌漫，一層細薄的香灰覆蓋著室內的一切物件。在殿堂的深處坐著一位肥胖的女菩薩，那就是觀音。觀音菩薩盤腿坐在蓮花座上，瞇著眼睛，嘴角上翹，堆出一副虛假的笑容。環繞她座墊的一朵朵蓮花被漆上了艷麗的金黃色，與觀音那雪白的皮膚和袈裟形成了極不協調的反差。盡管我知道，廟主給菩薩貼金不外乎是借以提醒人們打開腰包行善，而金子的色彩不由地使我對觀音菩薩的敬畏程度直線下降。
看著跪在觀音腳下祈拜的信男善女，我不能理解爸爸媽媽為什麽老是領著我和哥哥來靜安寺廟。盡管哥哥每次都會積極響應爸爸媽媽的提議，他們不會不知道我痛恨來這兒。爸爸媽媽並不信佛。他們倆都是在戰爭年代參加革命的共產黨員和藝術家，我真不理解他們老來寺廟裏幹嘛。他們來時既不下跪禱告，也不燒香敬佛，領我們逛上一圈就離開。幾年之後我才明白，他們之所以老來靜安寺廟，一定是因為知道我害怕，才要讓我練練膽子。
一個男孩子，怕泥塑的菩薩還成。
隨著青煙向空中緩緩消去，人們開始四散。我逆著離去的人流向前走，一直走到了離火堆只有幾米之遙的街心。腳下燒軟了的瀝青路面像海綿一樣，隨著我的腳步上下起伏。透過膠鞋底傳來的高溫讓我的腳掌發燙，同時一股股的熱浪迎面撲來，逼著我瞇上了眼睛。在我眼前，破碎的菩薩金剛的粘土真身己經被燒成了瓦塊，余焰正緩慢地蠶食著成為了焦炭的木框架，把它們進一步化作白色的灰燼。看著這景象，才九歲的我心裏也清楚地意識到，周圍的世界正在經歷著一場劃時代的巨大轉折。這時我心中的快感已經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惆悵的失落感，和對不測未來的強烈好奇心。
1966年的上海街頭充滿了操著各地口音的幾十萬紅衛兵小將。這些穿著草綠色軍衣，戴著紅臂章的大中學生，馳騁街頭，抄家沖機關，不可一世。一句響徹雲霄的‘造反有理’，一夜之間讓他們成為天之驕子和偉大領袖改天換地的利劍。在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沒人能預見到這場新的政治運動的規模之大，和它對中國社會以及世界形勢的影響之深遠。也沒人料到這場運動會持續整整十年，會讓千百萬人生靈塗炭。一開始，運動的目的似乎只是‘掃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反正，這些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不兼容的舊東西，掃掉就是了，沒什麽了不起的。掃四舊，接著批京劇《海瑞罷官》，又打倒‘三家村’，運動一步步地升級。不久，紅衛兵運動撲天蓋地而來，殺氣騰騰，矛頭直接指向‘黨內和政府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場運動的真實目標也就日益昭明了。
1966年的秋天，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社會動亂達到了高峰。毛澤東一張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登載在全國報紙的頭版，公開肯定了紅衛兵運動的合法性，同時號召學生們向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各級領導機構全面開戰。短短幾個月中，在北京的宏大的天安門廣場上，偉大領袖八次接見了數百萬紅衛兵小將。小將們大多數不過十幾二十歲。他們身著綠軍裝，左臂上纏著紅袖章，在擠得水泄不通的廣場上等上整整一夜。當同樣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章的偉大領袖領著他的戰友們出現在高高的天安門城樓上，舉起巨手向處於半脫水狀態的紅衛兵小將們緩緩揮動時，廣場上頓時一片狂濤巨浪。人人前擁後擠，歇斯底裏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更有人當場暈厥。神智清醒的則當場翻開《毛主席語錄》，在扉頁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分某秒見到了偉大領袖。其實，在宏大廣場上的大多數小將只能迷迷糊糊地看見天安門城樓上一排人影而已。每次接見結束後清理廣場時，地上被踩掉的鞋子密密麻麻，堆成一座座小山。而鞋子的主人們這時早已離開北京，回到家鄉，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打個稀巴爛，‘再踩上一只腳’。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全面癱瘓，大中小學停課鬧革命，街上行人的過細的褲管和燙過的頭發一律剪掉。上海街頭的車輛一度改為靠左行駛（因為‘左’象征革命），導致了大量交通事故。
在那個年代，當紅衛兵是青年人最向往的事兒。
我和哥哥都還沒資格參加紅衛兵。我那年才九歲 ; 我的哥哥才十一。 依照當時的規定小學生是不準組織紅衛兵的。
一天下午，哥哥興沖沖地趕回家告訴我，他已經找到了解決辦法。他同班同學東東的哥哥是上海一個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之一。那個組織叫作‘上海市紅衛兵西南地區指揮部’，簡稱‘紅西南’，是一個規模很大的組織。東東告訴我哥哥，昨天晚上，他哥哥帶了厚厚一疊嶄新的紅袖章回家，上面印著‘上海市紅衛兵西南地區指揮部小學分部’。很顯然，紅西南正在計劃招收小學生參加他們的組織。哥哥興高采烈，信心十足。他說，他和東東一定能說服東東哥哥，讓東東和我哥哥在我們所在的華山路第二小學組織一個紅西南分部。
第二天一早，哥哥和東東一塊兒去紅西南總部遊說他哥哥，可是不到中午他們就掃興而歸。哥哥說，東東的哥哥鄭重地告訴他們，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也就是‘中央文革’，昨天剛剛重申了小學生不得加入紅衛兵的立場。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中樞，直接代表毛主席。中央文革的指示是聖旨，因此紅西南不得不放棄他們原定進入小學發展的計劃。
那麽他們會怎樣處理那些新臂章呢？這些寶貴的袖章們一定正在東東家的某個角落裏，靜靜地等待著被銷毀的命運。而我們呢，盼它們盼穿了雙眼。
世界上的事兒有時就是這樣不公平。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東東趁他家沒人時，帶著哥哥和我到了他家的公寓大樓裏。今天我們是來拯救這些紅袖章的。東東的爸爸在上海民政設計院工作，家裡住在設計院宿舍樓二樓朝南的一個大單元裏。東東用他的鑰匙開了房門後，我們和他一塊兒進去了。偷自己家的東西實在太容易了。
這時雖然己經是下午了，房間裏還是陽光明媚。會客室裏沿墻放著一個那時還不常見的長皮革沙發，窗臺上放著幾盆花草。他家的家俱擦得十分幹凈，整個房間裏散發著安詳寧靜的氣息。我驚訝地看見，牆邊排放的書架裡還整整齊齊地排滿了書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我和我玩伴的家裏早已找不到這種感覺了。這個家與我想像中紅衛兵領袖的形象怎麽也對不起來。
東東領著我們悄悄進到了他和哥哥的房間。他打開壁櫥，開始尋找那些紅袖章。那天晚上，東東哥哥就是把袖章放進這個壁櫥裏的。因此東東猜想，如果袖章還在家裡的話，一定藏在這裏。
壁櫥不大，東東貓在裏面翻箱倒櫃，而我和哥哥則焦急地在外面觀望。等東東打開最後那個皮箱時，我們已經放棄了最後一線希望。而東東這家夥就在這時轉過身來，驕傲地向我們展示了一疊折得整整齊齊的紅色臂章。
他沒吹牛！這是貨真價實的紅袖章！
我們迫不及待地一人拿了一個臂章，翻來復去，左看右看，興奮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嶄新的袖章還散發著油彩的香味；三個金黃的大字 ‘紅衛兵’印在正中。 像其它所有的袖章一樣，這三個大字自然是毛主席的手書。底下印著兩行小一些的正楷黃字：第一行是‘上海市西南地區指揮部’; 第二行是‘附屬小學分部’。
我看了哥哥一眼。在興奮之余，他眼神裏的遺憾是顯而易見的。要不是中央文革下了鐵命令，我們不就可以戴著這代表著無限權力的臂章，神氣地馳騁在上海街頭了嗎！
當我們還在翻來復去地崇拜著我們手裏的小紅布時，東東突然說：“別把袖章搞皺了。我哥哥會罵我的。”
什麽？東東一定昏了頭。不要弄皺？難道這袖章不是已經屬於我們的了嗎？！
“真的，我要按原樣放回去。”東東繼續說：“我哥哥要是知道我動了他這些東西，肯定要罵我。別給我找麻煩。”
哥哥說：“沒關係的嘛。你哥哥銷毀它們的時候不會去數。”
我馬上幫腔：“要數也數不過來。”
我們開始一個個地點數。不到一會兒我們就數到了五十，還有一大半沒動。這裏的袖章起碼有一兩百個。
東東說 ，“那好，一人只能拿一個。”
說完他拿起最上面的臂章，塞進自己的褲袋裏。
那天下午我和哥哥在回家的路上，一面吹著口哨，一面又跳又笑，惹得路上的行人紛紛側目。注意到別人的目光後，我們就放慢了腳步，故作嚴肅。
戴著紅袖章，就得像紅衛兵的樣子。
到家之前我們摘下紅臂章，免得阿姨看到後追問來源。
第二天一早，東東來到我們家。他臉上一片晦氣，左眼角上也青了一塊，好像挨了巴掌。
他一開口就直截了當地說：“我哥哥知道了。”
哥哥問：“怎麽搞得？”
“我哥哥開箱子後數了袖章。他曉得少了三個。”
“那怎麽辦？”
“他要我來討回去。”
“討回去？？？”
“我也沒辦法！我自己的已經給他拿走了。”
東東這家夥！他應該知道，要回臂章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兒。好不容易到手的寶貝怎麽會繳出去呢！我們試圖和他講理，賄賂，哀求，什麽計策都使了，什麽手段都用了。
結果東東空手而去。
第二天東東又來了。這回他帶了他哥哥的一個條件：如果我們想留下這兩個臂章的話，要保證在任何場合都不公開佩戴它們。
“好！！”我和苗苗異口同聲地說。
東東還不放過我們：“向毛主席保證？”
“向毛主席保證！！”
這是當時小孩子們互相許諾的最高極限。
違背向毛主席的保證，就是反革命。
東東滿意地離開了。
盡管我們向毛主席保證了，我們還是找到了通融的辦法。惹禍的不是第三行字麽？那我們就把第三行的‘附屬小學分部’折到臂章的內面。從外面看上去，我們的臂章和紅西南的普通臂章沒什麽兩樣。有幾次我們在路上被真正的紅西南紅衛兵攔下來，質問我們這麽小，哪來的他們組織的臂章。我們一提東東哥哥的名字，他們就放行了。
東東哥哥準是紅西南裏不小的頭目。
紅西南是一個有名的‘打砸搶’什麽都幹的組織，所到之處，人人避尤不及。 我們不久就發現紅西南在上海很不得人心。我們戴著紅西南的臂章，不止一次被上年記的大人教訓： “小小年記要學好！” “你們不要跟別人胡搞！” “小心刮你們一頓！”
‘刮你們’就是上海話裏的‘揍你們’。
為了避免這些訓斥和騷擾，我們就把臂章的第二行字‘上海市西南地區指揮部’也折進了內面。這樣我們的臂章上只剩下‘紅衛兵’三個大字，誰也看不出我們是哪幫哪派的，逍遙得很。
紅西南有一個對立組織，叫‘紅東北’，全稱‘紅衛兵上海市東北地區指揮部’。紅東北是後起的組織，想與紅西南在上海割據一方。可能這兩個組織對於上海市的東北和西南理解不同，不久就為了爭地盤而大打出手。無論在規模，力量，或在打派仗的兇猛程度上，紅東北都不是紅西南的對手。幾次交鋒，他們被紅西南打得一敗塗地。有一次我們在路上被紅東北的紅衛兵給攔下了。他們對我們的臂章發生了興趣，逼著我們把折進去的那兩行小字翻開。一看到‘紅西南’那一行字，他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
大概是沾了年齡小的光，我們只在屁股上挨了兩腳就被放走了。
躲過這次噩運不久，我們又被一群比我們起碼高上一個頭的中學生給攔下了。他們沒帶任何袖章，大概也沒有資格參加任何紅衛兵組織，而是地地道道的街頭流寇。他們倒也幹脆，一句話沒說，上來幾個人，按住我們的臂膀，就把我們寶貴的袖章給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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