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
张锡昌是我四十多年的老朋友。
那时我是《少年科学》的编辑，他是《儿童时代》的副总编，既是同行，又是彼此间的作者，相互撰稿，往来频繁。
他和我同编辑室的潘学馥，是师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学，他来少儿社联系工作，必欲来我们办公室，和老同学聊上一会。
听潘学馥私下说，张锡昌的太太生育时得病，成了植物人，十多年来张锡昌一直悉心守候，从不懈怠，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家庭负担很重。那时张锡昌才三十多岁……潘学馥是我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党员，思想较左，在所谓的党小组生活时，经常议论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自由散漫……我们虽在一起同事十多年，但彼此是面和心不和，以致我出国时也没有跟他辞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同事间防范严密，害怕被对方告密，我想在那个年代坐过办公室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张锡昌是潘学馥的同学，又是党员，说实话，我不敢与他有深交。
近十年前回国，遇到老同事褚大为，他跟我说，以前出版界一些老同事，大都退休了，退休后常有聚会，由张锡昌倡导，大家经常在一起谈书论画，逛古玩市场，过着闲适的生活。张锡昌听说我回国，也欢迎我一起参加。他说张锡昌是从《上海画报》副编审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他退休后参加了中日文学界朋友组织的“中日儿童美术交流会”担任上海中心的秘书长，并创办了一个叫蒲公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儿童文学，发挥余热。就这样我和张锡昌又联系上了。
老同事相聚，当下的政治空气，已不再旧时，彼此谈话随意，神色轻松，没有戒备，提及往事，大家只是会意一笑，彼此的心灵是相通的。
更为发噱的是，一位多年的老同事说：“王亚法呀，当年你做事野花花，交女朋友，上西餐馆，到深圳去倒腾字画，我们觉得你太资产阶级自由化了，所以我们开党小组会，经常议论你，现在一想，你是先行者，我们现在想做都已经来不及，反而羡慕你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这些年回国，我与张锡昌的交往得最多，他比我大六岁，算是出生在民国的人，其成长过程，或多或少受过老一辈人的文化的影响，做人有诚信，办事有准绳，举止有方寸，值得信赖，可以深交。
张锡昌退休后的生活是闲适的，除了每周有一两次去学校领回孙子外，其余时间可以随时和我一起出去消闲。我由于离上海已久，对城市的变化已经不适从。他陪我逛城隍庙小吃，去虬江路小商品市场购物，上枫泾老街品尝久违的韮菜炒螺蛳，喝农家糯米酒……一路给我讲解上海城市的变化，出版单位的人事更替，上海官场的沧桑……
最值得记忆的，是二零一四年一起去日本旅游，我俩住在于吉星的家里，十来天的时间，同吃同住，去各处神社的周末市场淘宝，去神保町买书，去金守阁、银守阁……给我记忆最深的是这么一件小事，至今忆来内疚不已。
那天我俩和于吉星人一起去富士山脚下的“忍野八海”玩，在给我照相时，他用我的手机，由于操作系统不同，扬了好久没有照成，周围游客穿梭，站得我好不耐烦，情急之下，我大声疾呼：“锡昌侬哪能嘎笨！”
我的失态，使站在一旁的于吉星大为吃惊，照完相，于吉星对我说：“王亚法，侬哪能对老张迭能说话？”
这时我才面有赧色，连连向锡昌道歉。
锡昌却若无其事，反而说：“勿要紧，侬就是这个脾气，急煞鬼（上海话读“ju”）”
还有一次是前几个月发生的事，那次约了科技出版社的退休编辑陈宁宁和几位朋友一起在西康路顺风饭店聚餐，由于我在路上为人打抱不平，跟警察较劲迟到了，我一坐下来就臧否现实状，出言大胆，张锡昌在一旁听了大惊失色，规劝道：“亚法，现在看不惯的事情多呐，侬说话要当心，路上到处有警察和保安，惹了麻烦侬勿咯算……”
锡昌规劝实属好意，但我当时余怒未消，他的善意规劝，变成了火上加油。我激愤道：“锡昌，当今世风窳败如此，侬是个读书人，不出来仗义执言，还劝人消声，这是乡愿行为！”
锡昌到底是老大哥，有雅涵，没有生气，只是说：“我为侬好，个人强不过形势……”
的确，我在自由环境里生活久了，再加上喜欢管闲事的个性，到了另一个乾坤颠倒的环境里，容易肇事，锡昌是为了我好，他的兄长心理过后我是理解的，离开饭店时，我对他说：“锡昌，刚刚是我脾气勿好，勿要动气。”
他又是笑笑，说：“侬就是迭副样子，几十年改不脱。”
火气瞬息烟消云散，他没有怨我，两人一路走到恒隆广场。近年因为我搬到宝山区居住，离市区较远，乘地铁要五十分钟，每次到市区，总计划多会见几个朋友，只要他在西康路，我必要请他去恒隆广场星巴克喝一杯，这里是我俩喝咖啡的老地方。
和锡昌认识的人，无一不称赞他是一个好人，他乐意助人，不计报酬，有一次我介绍他帮人编稿子，说好作者付二万报酬，结果人家赖账，只给了四千，我要帮他去追讨，他却硬劲阻止道：“算了算了，吃亏就是便宜。”就此了事。
其实张锡昌不是我在顺风饭桌上所指责的“乡愿”，他对现实是皮里阳秋，哑子饮水，冷暖自知的，他跟我说：“阿拉屋里老早在杨浦开银楼，属于殷实人家，现在弄光了。”话语怨而不怒，品之却意味深长。 他一辈子在体制内工作，又是党员，性格温柔，脾气好，逆来顺受惯了，我没有理解他这点，实在是我处世的肤浅。
近年来我自费出版了几本书，其中《半空堂记游》和《半空堂杂谭》两本，是他帮我编辑和校对的，他分别用“张锡昌”和“西康”的名字，为我的两本书写编后。他的文章清新耐读，隽永含蓄，引用了不少南怀瑾先生的哲言，颇耐人寻味，不得不佩服他到底是一辈子玩文字的老手。可惜此地篇幅有限，苦不能引用全文。
我5月25日从曹公度兄的微信上得知，“锡昌兄走了”。我三个星期前还和他与陈祖恩等几位文友，在凤阳路“老瑞福饭店”同餐。他的突然离去，一时难以接受，我旋即拨通锡昌的电话，没人接，不一会他的儿子张伟回电，证实消息是真的……一阵黯然，无复再言。
呜呼，锡昌走了，几十年的老朋友，本欲远送，后来碰到褚大为兄，商讨参加追悼会事，他为难道：“亚法兄，我今年六十岁，本命年，你七十二也是本命年，大殓场所阴森鬼多，与其信其无，还是信其有，我们就送只花圈，聊作心送，人就不去了吧！” 因是之故，我人虽在上海，没有为其送行，心中总有所愧，是为缺憾，无奈之下，回到悉尼，聊作此文，作迟到的送行。
愿锡昌兄在天之灵，未央长乐！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于悉尼食薇斋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