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从古至今，似乎如此。
然而当我们累得像条狗一样时，会不会停下来喘口气问自己：“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一直追问下去，就会问到那个终极问题：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别扯那没用的，赚钱才是硬道理，更多的钱，更大的房子才更实际。
总之，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别问那么多。过好每一天，即使过得不好，至少尽力了也就不枉此一生了。
这样就避开了对终极问题的追问。
可是，真的回避得了吗？
人总要面对两个巨大的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欲望。
人终有一死，但是人的意识中却有永恒这个概念。
死亡和永恒的对比会在人心中埋下一种深刻的悲哀，人因此会对死亡忧虑，比如会对亲人的逝去感到无奈和表示哀悼。
另一个问题则是欲望，人人都有欲望，某种程度上人的生活就是不断的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又不仅仅如此，因为人有精神上的需要，人是有道德感的，欲望时常会与道德感发生冲突。
就像死亡和永恒的对比一样，原始的欲望和崇高也形成了一种对比。
所以，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关怀。
解决方案之一是宗教。比如基督教，通过信仰耶稣基督达至永恒和崇高。
非宗教的方案不是但类似，比如我们小时候被教导：“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语）
如此就把有限的生命献给一个无限的事业，短暂的人生就找到了永恒的归属。这也是一条通往崇高的道路。
哪种方案是真实可信而且可行的呢？或者哪种信仰是真理呢？真理是什么？
在这里，信仰遭遇到理性主义的挑战。
信仰的意义如此重大，需要证明它的真实性，这并不过分。
但是我们在理性上却难于把信仰和真实统一起来。
因为信仰给我们提供了对崇高的指引，当我们判断什么是崇高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同时，人们对信仰的要求必须是真实的、可靠的，这却是一个“事实判断”。
这样，在信仰问题上，人们在用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
这就像是用体育比赛的胜负标准，去评价梵高的画美不美！
这里你看到理性越界了。实际上德国哲学家康德早已经划定了理性的界限：理性不能认识彼岸世界。
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是有一些朋友停留在用理性论证上帝是否创造了恶诸如此类的问题，结果对信仰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存在主义之父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为此给出的方案是通过“信心的跳跃”，越过理性和信仰之间的鸿沟，跃入信仰的彼岸世界。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生存在三种状态或境界：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
审美阶段：这个阶段人的生活为欲望所支配，是一种耽于感性快乐的生活方式，只知道及时行乐，毫无道德责任感.
伦理阶段：这个阶段人为理性所支配，根据一定的生活准则行为处事，人们遵守一些道德准则. 但是满足欲望和履行道德义务常常是对立的、冲突的。
宗教阶段：这一阶段的人不依赖于理性，而是通过“信心的跳跃”，越过了理性和信仰之间的鸿沟，进入信仰上帝的彼岸而达致永恒和崇高。
因此，我们无法依靠逻辑和知识来确认信仰是否是真的，只有勇敢地“纵身一跃”才有可能越过这道鸿沟。
这样看来信仰是一种冒险。
但人的理性虽然有限，事先的理性分析却是可以降低风险性的。
在这一跃之前，仍然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评估这一跃的结果是到达彼岸还是跌入深渊。只是理性评估完了，仍然要脱离理性做“信心的跳跃”。
这样，你现在是到达了彼岸，还是跌入了深渊呢？
抑或你正在向着深渊凝视（尼采语）？
你终究要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