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9/11十周年了。那一天我不是在家从电视上看到的新闻，而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差的会议上和我的两个美国同事一起知道的。 午饭时与马库斯聊了聊，得知他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然后又在当地的皇家工学院读了个硕士，慷慨的瑞典支付他所有的学习费用。我们又谈了一些英国与瑞典在教育制度上的异同。只记得他对我说，对瑞典的社会制度，他没设么可抱怨的。
那时“高科技先锋”在瑞典有一个大客户，斯德哥尔摩的“战地工程师”波·卡尔森组织了一个客户现场会，由从波士顿赶来的马克、科罗拉多圆石城的克瑞格和我做一个讲解与演示。波约好九月十一日早晨在旅馆接我们。
我们三人三个航班，我因为距离较近，到得比较晚。登记完旅馆后已经比较晚了，想先用完晚餐再去找马克和克瑞格。刚出们没走多远，听见有人叫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马克，他和另外一个中年人，没说的，肯定是克瑞格，在一家路边的小餐馆用晚餐。
马克是我以前在波士顿工作时的同事，是那儿的软件大拿。克瑞格我从来没见过面，但一起开过电话会议、交换过许多电邮。克瑞格加入“高科技先锋”不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通信工程师。 与克瑞格相互介绍后就在他们的桌子上坐下，一边吃饭，一边计划一下明天的工作。然后就闲聊，扯一些波士顿设计中心的陈芝麻、烂谷子，诸如谁走了、谁升了、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之类，也了解一下克瑞格所在的圆石城办公处的事。克瑞格告诉我他有一个学体操的女儿，在美国奥林匹克队，排第九位。可惜脚腕受伤，前途不大，不知能否参加下一届雅典奥运会。他还告诉我，在他女儿小时候学体操时，他每个周末要开4个小时的车送女儿去体校。
三人酒足饭饱后，我们步行去不远的斯德哥尔摩老城。磨得光亮的鹅卵石小巷，窄得连一辆沃尔沃都开不进去。北欧长昼，暮色微熏，霓灯初照，金发长腿，让人流连忘返。马克和克瑞格都是第一次来瑞典，古城风情，朗月悬空，一个平凡而优雅的斯德哥尔摩之夜。
第二天（9/11）早晨，波·卡尔森准时出现在前厅，我们搭上他的大众“瞎龙”载人车去客户那儿。波·卡尔森与许多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人一样，在首都有一套公寓，在北方有一栋木屋。载人车后堆满了日常用的东西，还有两把木制宝剑。克瑞格开玩笑说，“一看就知道你有两个男孩，他们在后排打斗。”我们一路嘻嘻哈哈地来到了客户公司。
马库斯·马格努森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的设计组也准点到达会议室。瑞典工程师就像瑞典工程工程机械一样，准确、高效。所有的设备安装与架设瞬间搞定。会议就像例行公事，马克讲设计，克瑞格补充一些硬件，我与波澄清一些技术要求细节、做些记录，以便后续支持。上午也就那么平静地过去了。
下午继续，谈着、谈着，好像也就3、4点钟左右，突然有人来敲门，说，“你们是美国人吧？世贸大厦被炸了，快上网看看。”然后此人有用瑞典语与马库斯解释了几句。马库斯和其他几位匆匆忙忙帮我们在会议室接上互联网，天哪，北塔浓烟滚滚。我只记得克瑞格惊呼，“My God! What a big mess!”那时的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样及时，南塔的撞机是先有瑞典工程师告知，过一会儿才在网上看到。好在给客户的讲解与演示都进行过了，我们记下了剩余的问题，稍微早了一点散会。这样，回旅馆可以跟踪电视新闻。
尽管恐怖袭击发生在纽约，但在4，000英里外的斯德哥尔摩，可以感到人们的那种焦虑不安。电视里现场直播着发生的一切，人们分分秒秒关心着那儿，记得在晚上，看到了南塔的倒塌直播 …
在那几天旅行的人，不会忘掉当时的混乱。所有去纽约的航班要么取消，要么转飞加拿大。我回英国的飞机晚了4个小时，但马克和克瑞格被滞留在斯德哥尔摩一周才回到美国。
后来与克瑞格通话时，他说，“想想被滞留在斯德哥尔摩，这还不太坏。”是啊，想想那天失去生命无辜的人，旅行的麻烦又能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