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失业是一个关键词，而“喝茶”是我的口头禅。茶是英国茶，加糖加奶，2镑左右，付的完全是良心钱，因为有一杯茶做准入资格，摆在桌面上，接下来基本上就可以在一家茶馆或者咖啡厅，心安理得地消磨上一天，用上他们一天的免费无线网络。
除非生意很忙，当你看到进来的人，端着托盘，伸长了脖子，开始找座位，服务员从你身边过笑得有些勉强时候，我会决定再买一杯，加块最便宜的蛋糕，或者三明治，来减轻一下负疚感。
朋友电话打来，我说是在喝茶，其实在干活。英国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经济繁荣大潮退去，终于可以看看在那些人是没穿短裤在弄潮。合同制的学术工作，就是出丑的人之一。当我结束伯明翰工作之后，我就开始在布里斯托开始自己的下岗生涯。
在这个夏天，我几乎坐遍了大学附近的茶馆和咖啡厅，曾经在一个上午，跑了不下5家咖啡馆，去寻找一个有插头的座位。因为我要在里面，用自己的笔记本找工作、写文章和搞网站，需要一个电源来保证自己的笔记本，能够顺利工作满八个小时。
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9点半来到一家茶馆，点杯茶，在位置上，翻翻免费报纸，所谓“免费”，不是Metro，而是顾客留下或者茶馆供应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看完已经到了十点半，于是电脑开启来，回复电子邮件，在Outlook上罗列一下今天的事情。
午餐可以回家解决，或者三明治就地解决。布里斯托媒体中心，是我常去的咖啡馆。我常常点一份soup of the day(例汤)，因为赠送一两块面包，可以吃的微饱，如果太饿的话，就多拿几块免费黄油来吃。偶尔汤做得太咸，我只能先大口大口地喝汤，让汤在面包吃完之前被喝完，然后可以用剩下的面包来压那股子咸味。否则面包赶在汤之前吃完，要喝下一大口咸的浓汤。当然，媒体中心有免费的水供应，可以去去咸味，但总是不方便。
我在媒体中心的茶馆结识了一位英国老人，九十来岁，是英国海军老兵。他和我一样，每天来固定位置，看报纸，吃午饭，偶尔趴在那里打盹。他给我看自己的老照片，对我抱怨说，这里的例汤也有点贵，自己偷偷从外面带东西进来。茶馆服务生叫他Franky，我有时候跑过去对服务生说，那个Franky要什么什么。
在这个夏天，在媒体中心的咖啡馆，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Boston Tea party, Costa，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和我一样。他们在看着自己的面前的笔记本，在敲打，在凝思，在傻笑，在看起来很累的时候，还抿一口那一杯放了很久的茶。此时，最好请忘记周立波的那个很恶心的清口笑话，一杯被喝成了“卡布奇诺”的清咖啡。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点点焦急的欲望，一点点等待机会的渴望，还有一点点不想迁就这个世界的反叛。因为，还好，我们还在咖啡馆，我们还在喝茶，我们看起来为钱而搏斗，却又是在和钱打仗。
也许真的仅仅是一种虚荣。一位做媒体的朋友说，中国人就是比英国人勤快，唐人街生意不行了，大家不想着领救济，而是忙着改菜单，设计新菜。每当想起这句话，那杯香浓的英国茶，会突然变得油烟味十足，咖啡馆沦为中餐馆厨房，我突然发现键盘下敲击出来的，不是专栏，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宫保鸡丁”、“三烧拼盘”、“香菇菜胆”、“海鲈（时价）”。在这个时刻，我脑海里会绝望地闪过“世上无如吃饭难，人间唯有读书好”，而父亲曾经在我即将结束第一份工作之前问过，“那鼻子底下的那一横怎么办？”，重新来袭。
如今身处灯光昏黄的书房，外面就是一年最冷的冬夜。关于今年夏天，想起来的，居然都是阳光、蓝天，白云，还有茶，2009年之夏，这真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