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府区华人书友会上的讲演）
大家好！感谢夏劲戈会长的邀请和刚才热情的介绍，谢谢大家舍弃了一个美丽的秋天周末的下午来听这一个讲演。今天我的讲演，首先向大家介绍什么叫比较文学，然后就中外诗歌的形式尤其是十四行诗体，贡献一点自己研究的心得。
“比较文学 ”这个说法是法国的学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来的。在当时的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学者都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从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来诠释作品，也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套路。后来，法国的学者却认为仅仅对国族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够的，文学的研究应当跨越国族的界限。德国的大诗人歌德(J.W.Goethe ) 支持这种超国界的视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国学者的“比较文学”还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着眼点都在欧洲，这是需要说明的。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是一种“影响的研究“，关心的是一个国族的文学怎样被另一个国族的文学家接受，模仿和创造性地转化，追溯和清理文学跨越国族疆界旅行的轨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西洋归国的作家学者如梁宗岱、钱钟书、陈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动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遗憾的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亏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不曾因政治的负面影响而使研究有所中断，文革以后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岳黛云，王宁、杨慧林诸位会长的努力下，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二战以后，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出了所谓“平行的研究”，即国别文学之间即使没有发生过关系，照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所以莎氏比亚可以和汤显祖比较，《红楼梦》可以和《源氏物语》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学科，比如文学与音乐、与哲学、与宗教、与心理学甚至数学，都可以进行比较。中国的古诗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丽意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据说无非是在用文字图解几何学中的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所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等等。
平行的研究先按下不表，今天我们把话题集中在所谓影响的研究。 利用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模式，可以阐清许多中西文学交往的姻缘。比如我们可以考查十八世纪初成为法国宫廷趣味时尚的所谓“汉风“（Chinoisierie) 对欧洲诸多作家创作的影响。法国汉学宿老雷慕沙(Abel Remusat)曾翻译几部明清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花笺记》等，歌德阅后对中国文学极为推崇，受此激发他特地写下了“德中四季晨昏杂咏”组诗，模仿中国山水诗的形式和氛围，表达其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另一个德国作家席勒(F. Schiller) 则著有剧本《中国公主杜兰朵》，该剧后来被意大利浪漫派歌剧作家普契尼 (G.Puccini) 改编为歌剧，曾由张艺谋执导在北京故宫旁边的太庙上演，一时成为文化盛典。二十世纪德国作家布莱希特(B.Brecht) 曾潜心研读老子和白居易，其影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频频显现，他写有一篇叙事歌谣“老子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和《赵氏孤儿》欧洲版的《高家索灰兰记》的戏剧，布氏戏剧表演“疏离化效果” (Entfremdungseffekt) 理论的建立,也直接源于一次观看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的经验。文学的国际旅行常有奇特的经历，对他国文学的误读也常导致奇妙的结果。美国大诗人庞德(Ezra Pound)鼓吹意象主义诗歌，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中国诗的误读和对中国文字的误解。庞德曾为费诺罗沙(Fenollosa)研读中国古代诗歌的笔记作长序，后者曾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日本学习汉诗。费在学习笔记中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夸张地拆解为最为细小的意象，譬如柳河东的“独钓寒江雪“一句，由于繁体字“独”字的反犬旁和右边的“蜀”字，在费的英译文中就出现了狗和虫子的意象；李太白的“玲珑望秋月”一句拆解到底，会见到“龙、禾苗、火焰”等意象。费和庞德都十分醉心于中国古典诗歌语言中的这些丰富奇妙的意象，庞德更进一步概括说诗歌不是感情，不是经验，也不是技巧，诗歌就是意象，继而发起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庞德在地铁车站观察乘客来去匆匆，写下：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这人群中幽灵般闪现的面庞；
黑色枝头湿漉漉的花瓣。”
正是在实践其从中国古典诗歌误读得来的意象主义艺术，这两行诗，也成为意象主义诗歌名句中的名句。
从胡适而起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对西方浪漫派以降文学的大模仿，大挪移。所以“影响研究”的方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而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作家影响的代表著作，当推美国李欧梵的《浪漫的一代》，捷克高利克(M.Galik)《中西文学交流的里程碑》和法国柳娃(M.Loir)的《法国派的中国诗人》。
我自己曾研究过中国现代作家冯至的文学创作与欧洲尤其是德语文学的关系，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中影响的研究一类。冯至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成功地把欧洲的十四行诗体引入中国，朱自清曾特为此撰文，称之为“中国新诗的成年”。冯至师承的是德语现代诗人李尔克(R. M. Rilke)，但是冯的《十四行集》中的许多篇章，比如“我们站在高高的山颠”、“看那一队队骆驼”、“我们有时渡过一个亲密的夜晚“等，其音节、顿挫、断句、跨行的安排无不优雅裕如，词汇、韵式的选择也得心应手，形式上炉火纯青，从那些工整自然贴切的对仗中，全然看不出笨拙的模仿或是艰难的移译的痕迹，给人的印象倒像是作者在自己丰厚的文化传承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一现象，我们当然可以解释为是诗人的禀赋和悟性使然，但它同时也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回溯传统中国诗歌的形式，考察其中有无潜在的十四行诗体的存在？冯至十四行诗艺之臻于完美的过程，除了直接的从里尔克那里受到启发，获得借鉴以外，能否还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滋养？
一般认为，十四行体诗，也就是所谓的“商赖体”，是纯粹的欧洲诗体。德国学者沃尔特.蒙契(W. Mönch)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那本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商赖体研究著作中就曾断言：“除了中文和阿拉伯文以外，别的语种都已经产生出了重要的十四行诗创作。”说这句话时的蒙契显然不知道冯至的写于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不了解冯至以前梁宗岱、戴望舒、徐志摩、朱大（木冉）等中国现代诗人在十四行诗领域不乏成功的尝试，作为欧洲诗歌格律权威的蒙契，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涉猎，要么绝无仅有，要么极为浮浅。
让我们回到中国诗歌，从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开始讨论。我们先来看看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清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即是传教士也是当代著名汉学家的泰南(J. Turner) 该诗的英
译如下：
Down from the Mountain
As down Mount Emerald at eve I came,
The mountain moon went all the way with me.
Backward I looked, to see the heights aflame
With a pale light that glimmered eerily.
A little lad undid the rustic latch
As hand in hand your cottage we did gain,
Where green limp tendrils at our cloak did catch,
And dim bamboos o’erhung a shadowy lane.
Gaily I cried, “Here may we rest our fill!”
Then choicest wines we quaffed; and cheerily
“The Wind among the Pines” we sang, until
A few faint stars hung in the Galaxy.
Merry were you, my friend: and drunk as I,
Blissfully letting all the world go by.
泰南译完以后惊奇的发现自己笔下竟然是一首标准的莎氏比亚式的十四行诗体，他说：“这首中国诗歌的内在结构如此紧凑，如此环环相扣，末尾两句骤然收拢，无法不译成一首商赖体诗。”“So fine and close-knit is Chinese poetic composition that a 14-line poem, with something of a ‘kick’ in the last two lines, almost inevitably resolves itself in translation into a sonnet.”（John Turner, A Golden Treasure of Chinese Poetr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76, p.6)
再看李白另一首入选率极高的《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即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需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醉时同交欢，醒时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藐云汉。
这首诗也多次被翻译成英文，当然也是译成十四行诗。上世纪初年, 瑞典中国古文字音韵大师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en)对此诗也极感兴趣，高曾经翻译并详细讨论该诗的韵式，列其为OAOA,BABA;OCC,COC。刘若愚教授在其名著《中国之诗艺》中也讨论了该诗并将其译成英文，当然也是商赖体。他对此结果也表示惊奇，惊奇之余不得其解，只好称之为“纯属偶然”。(“The resemblance to a sonnet is a coincident.” James 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26)
李白这两首诗，从诗歌格律上讲，属于古风体。古风体在李白的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者耳熟能详的“将进酒”、“蜀道难”、“长干行”等都属于此一类。古体诗产生于汉代，张衡的“四愁诗“和阮藉的“杂诗”、左思的“咏史”、“古诗十九首“等分别是早期七言古诗和五言古诗的代表。如果说古代的古体诗通常一韵到底，缺少变化，在韵脚的选用上未免失于单调，近代的古体诗，由于受到近体诗暨律诗的影响，韵式的安排则考究多了，尤其是唐代的古风体诗，一首诗多次换韵的例子屡见不鲜，杜甫的“北征”，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而西方的商赖体，发轫初期，韵脚安排不超过三个，较之后来相对繁复的定式，要简约许多。
今人王琦编注的《李太白集》收集古风体诗一百五十余首，其中五十余首为十四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李白生活的时代在一千多年前，他写下的诗作，大部分在他身前就已经散佚了，未能流传下来。考虑到诸多的因素，我们有理由相信，李白实际上写下的“十四行诗“的数目，应该远远超过了莎氏比亚现存的一百五十二首。
李白作为伟大的中国诗人代表的同时又表现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的一个异数。在他的诗作里，不大能找到儒家道统所看重的那种民抱物予、忧国忧民的情怀。李白诗歌中桀傲不逊、个性张扬，与天地同一的自由意志，固然可以得之于道家，得之于盛唐的所谓时代精神，李白自己就是段位不低的道士。另一方面，李白的诗歌又在中国的传统诗学中卓然而立，多少显得有些突兀，似乎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道家思想源泉可以提供的。据乡人郭沫若君考证，李白出生在今天属于哈沙克斯坦的中亚地区的碎叶城，他的先人原是中原望族，只因避隋末社会动乱迁居于西域，李氏家族曾与当地女子通婚，李白的身上流淌着中亚民族的血液。可以想像，幼年时代的李白是在母亲和保姆的怀抱里听熟了西域民族的儿歌童谣，开始了文学的成长。我们记得家喻户晓的关于李白的几则传说，除了“梦笔生花”以外，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醉草蛮书”。中国民间相信李白熟悉中亚民族的语言，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推论，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受到过学界的质疑。“菩萨蛮”作为一个词牌在中土的第一个使用者，不少学者都指认为李白，这一点，只要能证明《忆秦娥》，《平林漠漠烟如织》等不是伪作即可。而《菩萨蛮》这个词牌，显而易见充满了中南亚的情调。李白和中南亚文学的关系，似乎又多了一条线索。翻译家杨献益曾讨论过李白的小诗《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以下是已故斯坦福教授刘若愚的英译：
Question and Answer in the Mountain
You ask me why I nestle among the green mountains;
I smile without answering, my mind, by itself, at ease.
Peach blossom on flowing water are going far away:
There is another cosmos, not the human world.
也有当代诗仙美名的杨宪益在一篇论文中，把这首小诗译为英文后，认为其中的意境情致与中世纪中亚苏菲派的神秘主义趋向相通，指出李白可能是联系东亚文学和中亚文学的一个关键人物。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郭沫若翻译了OMAR KAYAM 的《鲁拜集》（RUBAI‘T)，郭在译序中希望读者在译文中读出一个“李太白的面目来。”《鲁拜集》中明显的太白风，不仅得益于诗歌本身的意绪和情调，也得益于诗体。《鲁拜集》在原作者笔下每小节四行，押韵为AAOA，正是唐代流行的绝句形式，FITZGERALD的英译和郭沫若的中译文都遵循了原来的形式，而且都是传世的译作。RUBAI‘T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截为两段，”而这正是“绝句”在中文中的意思。我们知道李白擅长于写绝句和古体，不擅长律诗，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关联么？
同样是Walter Mönch, 承认“欧洲商赖体的起源，至今仍是谜团”。事实上，关于欧洲十四行体诗歌的起源，至今仍然存在论争。欧洲的十四行体诗最早出现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意大利普罗旺斯，弗理德理希大帝在西西里宫廷的诗人争相创作。诗最早的形式是八行加六行，韵式为ABAB，ABAB； CDC，CDC。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前八行来源于Strombo, 是当时流行于意大利的一种民歌体，争论的焦点在后六行。E.H. Wilkins认为这后六行很可能来源于阿拉伯的民歌GAZAL体。在中世纪，阿拉伯的政治文化曾扩张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曾经长时期为阿拉伯世界所征服。阿拉伯文化与欧洲文化的互动关系，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西方学术研究中曾经长期被忽视了，它应该成为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要领域。
我们知道在唐代的中叶，唐代的军队曾在Talos与黑衣大食的波斯军队大战。唐军战败，二万余人被俘，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文人和工匠。这批俘虏被带回了中亚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中国的四大发明，比如火药和造纸术，就随着这批俘虏传到中亚并一直向西传到欧洲。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火药和造纸术在意大利传播的时期，也正好是普罗旺斯早期的十四行诗出现的时期，二者时间上的巧合是很有意思的，难道其中有什么联系吗？如果我们能够正明中国古典诗歌与中亚诗歌发生过联系，又能证明中亚诗歌在西方的十四行诗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无可替补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往就提前了几百年。
十四行的古风与西方早期的商籁诗体这个题目，希望有心人继续研究。我的讲演完了。谢谢大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一日，马里兰州双溪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