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转变
1919年春，毛泽东决定回湖南，这时候离五四运动爆发也没几个月了，如果他在北京，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
回去主要是母亲病重，得回家看望，还有新民学会决定去法国留学的那批同学，现在也学了半年法语了，准备启程，3月12日，毛泽东告别了北京，送同学们上路。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上班这段日子，也有特别不开心的地方，他作为湖南青年精英、长沙年青一代知识分子话事人、一师扛把子，心气此时还是挺高的，平时在长沙，大家见到多少给点面子，但北京的知识分子，像傅斯年、罗家伦这种已经有一定名气的年青大Ｖ，毛泽东想亲近他们时，这些人居然不鸟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湖南青年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万点魔法暴击，他需要回老家疗下伤。
在离开北京这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靠写信联系，互称对方为“润”、“霞”，你侬我侬，甜得发腻。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送同学们到达上海，送走部分留学生后，于4月6日到长沙，在病重的母亲身边照顾了一阵子，全家还拍了张照片留念，但母亲身体一直没有起色，弟弟毛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休养，其母后来于10月5日在韶山病逝。
对了，在北大学习过后，毛泽东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他开始知道了说人话的重要性，这其实是毛泽东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传递信息时，变得更接地气了。
毛泽东留在了长沙，当年7月湖南省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任主编，靠着在北大积累的人脉，还请超级大Ｖ胡适帮他转发过这本周刊，周刊卖得很不错，第一期卖光，第二期就卖了5000份，这应该是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创业，第一次能搞成这样太不容易了。
但创业很快结束了。
《湘江评论》里的文章太猛，动不动“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只活了四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学联也被取缔，作为本土青年领袖，在北京被人欺负就忍了，难道回湖南还要被人欺负？
我毛泽东不要面子的吗？搞他！
1919年年底，张敬尧用刺刀驱赶焚烧日货的人群，大Ｖ报仇，４个月不晚，毛泽东立即写文章号召大家推翻张敬尧，大伙也正受不了这个军阀，13000人在这份宣言上签字，毛泽东此时显然有了一定影响力，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跟姓张的没完。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主要是为了推翻张敬尧，他又去蹭胡适的流量，代表新民学会写信给胡适，要求胡适支持湖南学生运动，胡适可能被他蹭烦了，只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里不咸不谈地记着“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这几个字。
两天后，17日，杨昌济病逝。
杨昌济是突然离世的，他到北京后身子骨一直还行，1919年染病，12月病情加剧，住在北京德国医院，杨开慧终日守在病榻前照顾，毛泽东到北京后，先去拜见恩师，也终于重见小师妹，俩人恋情也终被杨昌济夫妇得知。
病逝前，杨昌济还向同学章士钊写信，介绍毛泽东和蔡和森，说两人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救国必先重二子”，算是向好友托付后事，章士钊当时影响力很大，一句话能摆平很多事，跟孙中山、杜月笙都混得溜熟，后面也确实很卖杨昌济面子，对毛泽东、蔡和森十分照顾。
杨昌济病逝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兄妹在法源寺为恩师守灵，募集善款，妥善安排了后事。
杨昌济对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要，是杨昌济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人格和思想，给毛泽东打下了新文化根基，也是杨昌济一手给予了毛泽东江湖地位，如果不是杨昌济的极力推荐，平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这么年轻就闯入民国精英阶层，并逐渐累积人望值，一步步成为天降猛男的。
杨昌济在中国近代史，相当于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病逝时虽年仅49岁，但很好地将经验与名望值托付给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在他眼里，这俩人终会成为当时的卧龙凤雏，影响未来的中国政治格局，将在苍莽的岁月里成长为时代巨人，并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
杨老先生，你没有看错啊。
1920年5月，新民学会萧三和陈赞周也要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前去上海为他们送别，这年33岁的蒋介石也在上海，7月他在刚开业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蒋伟记”的名义开始炒股，那两年靠炒股发了大财，一年的生活费高达七八千银元，天天吃喝嫖赌，还把蒋经国送到了上海收费最高的贵族学校，同时对小自己18岁的陈洁如展开疯狂追求。
两年后上海股市泡沫破裂，蒋介石所买股票企业全部倒闭，一夜负债60多万银元，操盘手洪善强自杀，蒋介石只能硬着头皮，经虞洽卿介绍，向青帮大佬黄金荣磕头拜师，称“受业门生蒋志清”（名字真多），黄金荣认了新徒儿，就把蒋介石债主们请过来吃饭，说志清是我徒弟，大家要债冲我来，谁敢找中国第一黑社会大佬要债？吓得债主们赶紧说岂敢岂敢，蒋介石这才逃过一劫。
但那是两年后的事了，1920年，27岁的毛泽东与33岁的蒋介石在上海擦肩而过，他俩并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将来二人手中定天下。
知道大佬章士钊在上海，为了筹齐蔡和森等同学赴法的学费生活费，毛泽东带着杨昌济生前的手信前去拜会，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打秋风，有经验，毛泽东见面后就直接说明来意，他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心里头也没底，没想到章士钊一口答应，发挥自己的名望，叫上海各界人士募捐，居然凑出了两万银元巨款，交到了毛泽东手里，一次性解决了19名留法学生和300多名湖南革命青年的生计问题。
大佬就是大佬，毛泽东一辈子都记得这笔救命钱，章士钊日后的江湖地位，也因为这笔钱屹立不倒。
此时的上海，风云正起。
当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过来，同李大钊、陈独秀接上了线，８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从1920到1921年，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各处搞起了地方组织，其中董必武在武汉，王尽美在济南，陈公博在广州，周佛海在东京，周恩来在巴黎，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一共搞了八个早期组织，1921年大家聚在一起搞一大，就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毛泽东在上海时，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现在的静安区安义路63号，上海的同学们可以去看看实地，这幢楼现在还在，是两层砖木结构，楼下是客堂间，楼上是卧室，仅80平米，毛泽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从5月5日住到7月初。
那时候他常去拜会陈独秀，陈老师跟他讨论读过的马克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跟斯诺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夏天，毛泽东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温和的改良派，变成了革命派。
在这之前，毛泽东相信过曾国藩，相信过梁启超，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相信过不流血改变中国，他在学海中飘泊不定，跟随着书本和老师探索人生的方向，他想知道中国为什么陷入贫弱，以及怎样才能拯救中国，他苦苦思索而不可得，努力寻找却找不到方向。
现在，他知道了。
他再也没有改变信仰，心中有了坚定的信念，并决定朝着信念大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