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承担社会成本的主体，都是相对底层的民众（这里的“底层“是与”权贵“对应的概念，其实应该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不是单指”赤贫“的社会成员，其实也就是社会中的生产者）。权贵阶层一般都会有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避免或转嫁社会成本。所以，公平性便体现在限制权贵占有社会资源的程度，让社会资源向底层民众倾斜。
中国历史来看，一个朝代，如果能够维持200~300年长治久安，几乎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其实王朝更替时的社会变革，从效果上来说，也是一种“均贫富“的过程）。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相对公平的社会结构，使得国家可以调动利用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多；相对公平的社会结构，也使得作为承担社会成本主力的底层民众的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国内矛盾不突出，社会相对安定。内部安定了，国家可以支配调动的社会资源也相对较多，只要王朝度过了刚建立时的困难期（也就是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必然表现出蒸蒸日上的状态。
如果国家能够一直维持开国初期的那种相对公平的状态，王朝便能维持一种向上的态势。但是不幸的是，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如果没有外部强制力的制约，两极分化便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至于为什么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第一，由于规模效益的原因，大规模的生产天然便比零散的生产更有效率。富者（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可以组织起比贫者（主要是小农）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第二，富者一般都有较强的社会博弈能力（通俗说，就是有钱有势），可以最充分地利用社会规则，甚至可以影响与改变社会规则，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说，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一般都会有办法部分甚至完全逃避国家税收的负担）。第三，富者相对于贫者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古代，贫者基本上处在维持生存的临界状态，也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疾病等风险，极易陷入破产的境地。
当一个王朝度过了开国后的上升期，逐渐步入王朝中期时，由于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社会资源日益向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集中。使得国家可以调动利用的社会资源日益减少，而国家为了维持其必要与不必要的社会开支，便只能日益加大对自己可支配资源的利用率。而国家最易于支配的便是底层民众，于是底层民众的负担便会日益加剧，从而国内矛盾逐渐突出，社会开始动荡。
在王朝更迭初期，国家往往能代表广大革命者的利益。但是随着国家发展，强势阶层就会很自然地“窃据”国家机器，也就是说，国家就可能沦为强势阶层的工具。现代文明国家比如美国，它在立国之初，就对此颇有忧虑，并通过各种途径尽量抑制（比如显见的制度设计，实际上还有美国精神的维护，保护儿童等）。
在这一阶段，某些具有远见的有识之士可能会推行所谓的变法，通过压制贵族、士绅、豪强、地主，扶持底层民众而减缓或扭转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张居正变法，均是遵循这一方向。可惜的是，这些变法要么功败垂成，要么人.亡.政.息，均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也正是由于张居正变法的部分成功，才使得明朝能够多苟.延几十年。不然的话，可能都无法维持到满清的入关，明朝早已维持不下去了。如若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会大大不同吧。所以冥冥中自有天意）。由于这两次变法均使得豪强或多或少地受损，支持这两次变法的皇帝（宋神宗、明神宗），均被士大夫把持的舆论赋予了“神”这一不算太好的谥号。在谥法中“民无能名曰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老百姓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随着一个王朝逐渐步入晚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况日益加剧。财富与权势向占有大量生产与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在中国王朝时期主要是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积聚，社会底层的生存水平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由于社会成员向上下两个方面聚集（主要是向下聚集），作为社会中坚的中层逐渐消失（在王朝时期，主要表现为自耕农的大量消失），社会结构逐渐失衡，演变为少数具有极大权势的强势阶层与广大日渐贫穷的底层阶层及逐渐扩大的赤贫阶层尖锐对立的结构。
这种结构一旦形成，由于社会资源极大地向强势阶层聚集，而强势阶层又拥有较强的社会博弈能力，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应的社会责任，于是国家便基本上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调集社会资源的能力。同时，逐渐扩大的赤贫阶层又无力承担社会成本。而许多社会成本（如供养官僚阶层、国防等等）又是不可（或很难）避免的刚需，使得日益缩小的中、底层阶层的负担更为加大。加大的负担又会使得中、底层阶层更多地沦为赤贫阶层，使得幸存的中、底层阶层负担进一步加剧。这一切，形成了一个自我加速的恶性循环。一旦走到这一步，社会的公平性完全丧失，大量占有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逃避负担社会成本，而中、底层阶层却不得不负担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不相称的社会成本。这种公平性的丧失，使得整个社会负担社会成本的能力下降（其表现为国家财政趋于破产），也使得社会凝聚力下降（表现为内乱加剧，及抵御外患的能力下降）。至此，便基本上是回天乏术了。
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朝末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总社会资源的绝对减少（至少要好过王朝刚建立时），而是由于公平性丧失，使得大量社会资源逃避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失衡，国家难以筹集负担社会成本的必要资源（其表象便是王朝末期中央政府的日益衰弱）。同样由于公平性丧失，弱势群体日益暴露在残酷的生存压力之中，对于国家的归属感日益丧失（其表象便是王朝末期内乱加剧，军队战斗力孱弱）。可以说，一旦丧失公平性，一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从而必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中国古代王朝之所以呈现出强烈的周期性，总是在开国后两三百年时难逃覆灭的厄运，无法做到“千秋万代”，其内在的最主要驱动力便是公平性的周期性丧失（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体量，自然灾害、特定统治者的无能、外敌入侵、夺嫡等偶然事件，只要中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依然健康，均不足以颠覆中国社会）。
由以上分析可见，如果希望打破中国古代王朝的这种周期现象，其根本便在于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性。以中国古代王朝社会来说，便是保持承担社会成本的中低层民众占有相对充足的生产资源（在中国古代，主要是田地）。换言之，也就是限制贵族、士绅、豪强、地主等强势阶层对田地的过度占有（即避免土地的过度集中）。或者，强迫占有大量田地的贵族、士绅、豪强、地主负担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相称的社会成本（即向强势阶层征税）。这两种措施，均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政府和/或皇帝。可悲的是，处于中后期的王朝，很难具备这样的强势政府和/或皇帝（即使有，也只会是昙花一现），于是必然的结果便是王朝更迭。而王朝更迭，便相当于一次强行的“关机重启”，以一种激烈的方式，重建一定的公平性，于是开启另一次循环。
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总是存在一种自我增值的强烈愿望，如果没有外力干预，自然演变的结果必然便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是人类的自然本能，所以在获取收益的同时尽量避免或减少付出的成本也是任何一个人自然的选择（这一点，富者与贫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富者避免或减少付出成本的能力更强，所以最终表现便是富者反而相对社会负担较轻）。由于这两个趋势的存在，中国古代王朝体制下，公平性的最终丧失也就是王朝的必然宿命。即使有个别“英明神武”的明君或“鞠躬尽瘁”的能臣，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而力图扭转这一宿命，但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最终也只能“无力回天”。
中国明朝的历史，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完美“地诠释了一个中国古代王朝发生、发展、最终衰败的过程。明朝初年，朝廷立法严厉，皇帝强势，实行“锄强扶弱”、“抑富扶贫”政策，《大明令》、《大明律》、《大诰》等法律，都有严禁土地兼并，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防止两极分化的相应规定。同时，令民垦荒，见丁授田，没收（或限制）“有力之家”多占土地，相当一部分无田的贫者因此获得土地。社会的公平性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明朝中叶成、弘至正德年间，情况开始恶化，首先是以皇族系统为代表的强者“与民争利”，占夺民田，遍立庄田，不少农民从此失去土地，陷入贫困。到了明代中后期，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向再起变化。聚敛社会资源的主要势力，由内廷皇族集团转为外廷官僚集团，由中央转向地方，在皇族系统的兼并势头受到限制之后，以缙绅为代表的各地官豪势要趁机而起，大肆争夺土地，积聚财富。各地官豪日聚敛的代价，当然便只能由广大农民来承担，从而日渐贫困化。及至明代末年，贫富高度分化。一方面，以土地为大宗的社会资源，日益集中于以缙绅为代表的少数人手里。明末钱士升说：“缙绅豪右之家，大者千百万，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能枚举。”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由于各种原因而破产，丧失土地，沦为佃户、雇工、奴仆、无业游民。农民贫困的严重性，成为一个空前突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简单地说，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周期性覆灭，便是源于社会生产资源（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形式便是田地。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形式便是资本）的周期性地集中。集中后的财富，其利益便会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脱节，于是造成社会的失衡。财富失去控制之时（在中国古代，便表现为土地的大量集中，贫富高度分化），便是王朝末日之时。
这就是古代王朝资本演变史！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也是资本演变史！古代是以土地官僚等资本演变为特点。古代王朝末期也是贫富悬殊，也是财富集中。古代帝王将相也是资本代言人。而不是普通百姓的代言人。古代王朝更替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危机无不同。现代高科技发展甚至更加推动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缩短了！古代王朝周期性危机或者说周期性循环，就是资本周期性危机！社会调剂资本分配能力下降了，危机就爆发了。有没有超越资本的力量呢？如果有这个力量，理论上，就不会爆发这种周期性危机……
既然公平性的周期性丧失是导致王朝的覆灭和社会的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么破除这一周期性危机的办法似乎便呼之欲出了。理论上，符合逻辑的解决之道有二：其一，设法遏制社会资源的过度集中；其二，迫使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负担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相称的社会责任。而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实践的先例。
关于前述第一种方法，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非昙花一现的王朝，在其王朝的初期都会出台“均田”、限制土地集中等措施，遗憾的是这些政策无一例外均在王朝中后期逐渐归于无效。而前述第二种方法，一个先例便是美国在二战以及其后的冷战时期的高税率政策。在二战与冷战的某些时期，美国曾经对于各种收入征收高额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经达到90%，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也近80%。客观地说，这一政策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与其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一起，发挥了不错的作用，助力美国实现了社会稳定，赢得了二战与冷战的胜利。这也使得美国一度自信地认为找到了人类社会的终极模式，居然产生了“历史终结论”。
可惜的是，私有资本的本性便是“贪婪的”，再加上强势阶层由于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多，所以逃避社会责任的能力也很大，总是能够找到办法规避应负的责任（一个比较典型的做法便是利用设立所谓“非盈利基金”规避高额遗产税，以及设立离岸公司规避公司相关税负。而当今美国一个明显不合理的税收政策便是资本利得的税负远远低于工资收入的税负，这使得巴菲特的实际交税额甚至低于他的秘书，这显然不合理。其实中国的所得税政策也有相似的问题）。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设法遏制社会资源的过度集中”与“迫使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负担与其占有的社会资源相称的社会责任”这两种方法都无法持久。究其原因，都在于这两种方式都是与社会资源Si有制的自然趋势相违背的，需要一个高效而廉洁的政府来强制实施。而一个高效而廉洁的政府确是一个人类社会比较稀有的“资源”。
了以上的两个办法，理论上还有两个出路。其一，不断增加社会资源的总量，使得即使有社会成员“多吃多占”，也能保证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能够维持甚至不断改善生活水平；其二，废除社会资源的私人占有，从根本上去除不部分社会成员以损害别的成员为代价而大量占有社会资源的可能。
第一种方法，实际上便是工业革命后，以及直到不久前，西方社会成功的根本原因。由于技术革命及全球化（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其实也是一种全球化），使得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源总量不断大量增加，从而维持一种总体向上的状态）。可惜的是，技术革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生的。而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有可能孕育出未来的竞争者。近年来，西方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则是：第一，技术进步停滞，第二，中国复兴使得西式全球化难以为继。所以当今西方社会的出路便在于，要么在西方社会发生新的技术革命，要么中国退出全球化的竞争（这也是西方社会打压中国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方法，由于种种原因，就不展开讲了。只是指出一点，以目前的社会与技术条件，这种方法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效率。而一个缺乏整体效率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也是难以生存的。
到此为止的探讨可能有点悲观。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有不停探索，才有可能为人类社会摆脱这一循环找到出路。固步自封必然是没有前途的，历史并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