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前言
徐家祯
收在这本散文集里的文章共有十一篇(不算附录)，写作年代跨度很大: 最早的一篇(〈云间朱孔阳轶事〉)写于 1989 年 2 月 22 日，最晚的一篇 (〈榆园忆旧〉)写于 2014 年 5 月 1 日，整整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
这十一篇散文中，写于上一世纪的占多数，共有七篇。其中有四篇写于 1989 年:〈云间朱孔阳轶事〉、〈我与笔友的故事〉、〈三叔祖礼耕先生〉以 及〈廿四叔叔〉;写于 1990 年的只有一篇，即那篇最长的、几乎占本书三分之 一篇幅的〈外公外婆及其他〉;还有两篇写于 1991 年:〈我和春节〉和〈老 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写作欲最旺盛，因而也是最高产的时期。 当时我正同时为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的所谓“两报一刊”(悉尼《华声报》、 墨尔本《海潮报》和墨尔本《汉声》杂志)开专栏，而这些文章，也正是为这 些报刊的专栏所写的。
写于本世纪的散文，在全书十一篇散文中只占四篇，那就是〈故园已不 再可识〉、〈旧事新说〉、〈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和〈榆园忆旧〉。 其中，只有〈故园已不再可识〉写于本世纪初，其余三篇都写于近几年。
这十一篇散文中，上一世纪写就的那七篇，全都仅在国外的报刊杂志上 发表过，有的还曾发表在不同国家的刊物上，但是，却从未在国内任何刊物上 发表过;而本世纪写成的四篇中，除了一篇(〈故园已不再可识〉)曾发表在 海外的刊物上之外，其余三篇，都只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不过，发表时 不是作过大量的删减，就是只发表在非官方的刊物上。
那么，这次为何决定把这十一篇写于不同时期、发表于不同处所的散文 收在一起，积集成书呢?其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这是与我和先母高诵芬女士合作的《山居杂忆》(增订本)的出 版有直接关系的。《山居杂忆》写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出版于九十年代末。 去年(2015 年)年末，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个含插图和注释的增订版。 在出这个增订本时，本来的打算是除了增加三篇先母后来写成的随笔外，再外 加三篇由我单独创作的随笔作附录，目的是为读者提供更多背景资料，以助阅 读。这三篇附录是:〈外公外婆及其他〉、〈云间朱孔阳轶事〉和〈老李〉。增加第一篇附录是为了让读者对我母亲的家庭背景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增 加第二篇附录是为了从我的角度来描述朱孔阳先生，使这个人物更加立体化; 增加第三篇附录是为了通过对老李的描写，从另一角度来记述我们家在“文革” 中的遭遇。结果，书编成之后却发现，这三篇附录几乎要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篇 幅。加上附录，这本书就会超过 600 页，实在太厚了。于是，只能忍痛割爱， 把附录全部去掉。现在，把《山居杂忆》中删掉的三篇附录再积集成为一本独 立的散文集，就这点而言，读者可以把这本书视为是《山居杂忆》的一种续篇 吧，所以，书题定为《山居续忆》。加上一个《外公外婆及其他》的副标题， 则是为了区别两书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