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堂英杰：李政道的基督教家族
作者：伏灵
中国的现代化，通常都被认为是西风东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基督教传教士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教育、医学、还是科技引进，他们都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当然也得益于本土信徒的合作与支持，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中国布道，他们所依靠的中国助手，就成为基督教最早一批受洗者。这批本土教徒，随着基督教在华力量的壮大，一些人后来也成长为首批本土牧师甚至教会领袖。其子孙在基督教的浸染中，也成为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李政道家族即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著名基督教家族之一。
李政道家族与基督教的关系，最早可以上溯至上海开埠后监理会派人到上海发展传教事业。1848年，美国监理会派遣戴乐医生（Charles Taylor）携妻子和神学士秦右（Benjamin Jenkins）夫妇来上海。这是美国监理会首次向国外派出传教士。李政道高祖应该就开始陪同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传教，他是江苏南汇县人，依靠祖传制售纽扣手艺在上海谋生。早期来华传教士多有医学和教育背景，到中国之后，一般的模式都是先办学校，招收儿童免费入学，又办义务诊所，在这个过程中再吸收教徒。1849年，戴乐就在上海创办了监理会福音堂，利用堂址开设生男童寄宿小学和女童学校，学生主要来源于贫困流浪儿童，不但不收学费，还补贴零用钱一天十个铜板。李政道的曾祖父李子义，就进了男童学校读书。他后来的妻子则是女童学校的学生，不过，与一些街头流浪儿童不同的是，他应该是在为传教士做助手的父亲安排下入学的。
可能是水土不服，又远离祖国亲人，早期监理会来华教牧人员及家属由于疾病都无法久住中国，像戴乐、秦右、唐雅各、雷大卫等传教士都因为夫人染病不得不返回美国，她们回国后不久就多逝世。1854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蓝柏（James Lambuth）到上海继续该会在江浙一带的传教工作，开始将局面稳定下来。上海开埠后前一二十年，英租界还是非常荒凉、人烟稀少。因此，拥有200万人口的繁华都会苏州一开始就成为监理会教牧人员的重要传教目标地。1850年，戴乐牧师即西进苏州考察传教的可能性，但小刀会叛乱及太平军攻占江南腹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在蓝柏和秦右夫妇的努力下，他们还是在上海吸引了十几位当地人受洗，李子义亦在其中，他是1857年受洗的。
1859年，刚到上海不久的蓝柏，仍志在苏州，他通过翻译想办法拿到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通行证，在炮火中从上海坐船前往苏州考察传教，但次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使母国的援助中断，计划又暂搁置，蓝柏也被迫回国。不过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则通过加入李鸿章创办的洋务出版事业而站稳了脚根。到1864年，蓝柏携带款项重返上海，立即派追随其多年的李子义迁到苏州传教，其重要帮助者则是苏州商人殷近山以及稍后抵达的蓝柏义子曹子实。李子义于1866年与夫人闻氏搬到苏州天赐庄十全街居住，成为监理会在苏州传教事业的重要创始人，同时也成为吴县李氏“沾赐堂”的始迁祖（其字辈顺序为：“子应骏、道中善、乐为本、义永守”）。
李子义迁居苏州后，刚开始仍以制售纽扣为生计。在苏州教会服务九年后，1878年，美国监理会册封李为苏州教区正式牧师，亦负责常熟、南翔、嘉定教区慈善事务。1891年任嘉定教区执事，1893年升任长老，1904年在苏州去世。李子义夫妇育有四子二女：李应庚（伯莲）、李应积（仲覃）、三儿子李应柳（叔青）、幼子李应泌（福生）、李秀珠、李巧珠。
1880年，蓝柏与潘慎文利用美国母会资金和苏州地方人士捐款，在天赐庄折桂桥畔购买土地，建造了苏州第一座正式教堂首堂，可容四百余人，正式名称为耶稣教堂。首堂于1881年建成，李子义长子李伯莲是这座教堂建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首堂1915年在李子义次子李仲覃的主持下被拆除重建为规模更大的圣约翰堂，仍为监理会在苏州的首堂。
除了传教，李家在苏州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创办新式教育。1871年，曹子实在李子义的协助下租用殷近山的房子在天赐庄办起了主日学校，从两个幼童开始，用中文讲授圣经、西学和儒学。第二年学校成为较正规的寄宿制小学，以救助贫苦儿童为主，叫存养书院。后来中西书院分别在上海、苏州被创办，又有博习书院成立，这些学校成为后来1900年创办的东吴大学早期基础。
李子义的长子李伯莲，1869年就受洗，他毕业于博习书院，一直服务于苏州基督教监理会。1900年参与东吴大学的创建，任提调（校务长）等职务三十年。1910年还担任专为外国传教士学习苏州语言创办的吴语学校教师，并担任苏州圣约翰教堂董事长及主日学校校监。监理会决策权掌握在美国传教士手中，只有极少的中国神职人员有资格列席决策的年会。在1928年的监理会中国教区年会上，李伯莲被选为会友领袖，可见其在中国基督教系统中地位之高。李伯莲留下四子六女，均出类拔萃。
在李伯莲的子女中，长子李骏惠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后来在美国留学获得药剂学获博士学位，在美国慎昌洋行工作。长女李虞贞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先留学日本，再留学于美国，儿童音乐教育专家，其丈夫杨豹灵亦是苏州名门出身，先后毕业于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又在康奈尔大学、普渡大学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水利专家。曾任天津市工务局局长、海河工程局局长，他在文革爆发初被红卫兵殴打致死，李虞贞也受刺激心脏病发作猝逝。李伯莲次子李骏耀是民国体育名将，曾经拿过全运会跳高冠军，又创办蓝球裁判会。他192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后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一生均为监理会重要支持者。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金融领域，为孔祥熙亲信，曾担任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仓担任京沪区财政专任委员，参与接收上海金融业，地位显要。1949年迁去台湾，后在美援会工作，与宋美龄关系密切。李伯莲三子李骏保，1927年自东吴大学毕业，后成为代理美国派克汽车在中国的重要代理商，1949年迁台后创办台湾汽车公司，仍为福特汽车总代理，又为日本三菱公司在台湾生产汽车。
李政道祖父李仲覃是李子义次子。生于1870年，自幼受洗，1892年自博习书院毕业，即开始传道。1889年，李仲覃开始在监理会圣约翰堂任职，1910年成为首任华人主任牧师，一直服务至1935年，同时他还担任苏州府教区长。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庆祝大会，李仲覃被选为总干事。同时他也在东吴大学教授神学，监理会首任华人会督江长川即其学生。他有六个子女：子骏德、骏康、骏英，女莲贞（上海闻人杨管北夫人）、鸿贞、淑贞。
李仲覃长子李骏德，1918 年自東吳大學畢業,即在监理会所办博習醫院任副院長,1926年到1927年曾代院長。又在东吴大学及博习医院担任医科教授数十年，救人育人无数。次子李骏康即李政道父亲。1897年生， 1915年从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次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1919年从农林科毕业，旋在上海外国洋行从事化肥进口贸易。积累经验后他在上海自己创办公司，仍经销进口化肥，收入颇丰。1921年与出生于天主教世家的张明璋在上海结婚。三子李骏英，从东吴大学毕业后任卡尔登戏院经理。1928年曾被兄骏康派至武汉担任达利公司驻鄂总经理。孤岛时期李骏英任《大美晚报》副经理及广告部主任，该报立场亲蒋，因此成为汪精卫政府特务机关的目标，当时两方在上海正展开暗杀战。1941年6月23日李骏英被日汪特务暗杀，轰动一时，后来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表彰。可能三子遇刺骤逝给李仲覃带来严重打击，一个多月后他也在上海逝世。
战争不仅夺走了李俊英的生命，也对李骏康的化肥生意带来不利影响，所幸子女多已成年，能自己为人生奋斗。战时李骏康夫妇也被迫往内地迁徙，将几个子女送到内地上学，战后才返回上海。1949年，张明璋迁台湾，李骏康后来移居日本，1955年在东京病逝。
李骏康有五子一女。老大李宏道1920年生，毕业于沪江大学商科，管理家庭所设之铅字工厂。1955年工厂被公私合营，留厂做技术员直到退休。独女在八十年代赴美国读书定居。老二李崇道1923年生，先在东吴大学物理系学习，后又借读于浙江大学，1942年以优异成绩考人广西大学农学院，期间加入青年军。1946年毕业后一直在农林部中央畜牧实验所工作， 1947年被派赴台湾。1950年，转中美合作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是蒋梦麟的部属。1959年赴美留学，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兽医学博士，回台后在农复会担任畜牧组长、主委，又兼任台湾大学、中兴大学教授。1981年后复任中兴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等职。老三李政道名满全球不用介绍。老四李达道肆业于大同大学，1949年后曾在上海邮政局工作。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打成贪污犯，又背上反革命罪名，获刑20年，一直在湖南山区劳改。1980年离开劳改农场被安置在工厂做事。大概由于海外家庭成员特别是与李政道的关系，作为一种统战政策照顾安排，1982年李达道被任命为湖南省常德市国民党民主革命委员会常委。五子李学道，1930年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1952年分配到大连造船厂工作， 六十年代被调到上海交大教书，他妻子则在复旦任教。八十年代李学道夫妇移居瑞典。幼女李雅芸，1934年生，1955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船舶轮机系，进哈尔滨汽轮机厂担任工程师，1963年调到上海汽轮机厂工作。改革开放后进上海交大力学系任副教授。1980年到美国留学，六年后在罗德格斯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在康湟狄格州立大学任高级研究员。
李子义三子李叔青是中国最早的奋兴牧师，1875年生，12岁时被父亲送往博习书院读书，转入上海圣约翰学院。13岁时受洗，1892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医学院。1897年毕业后，他仍留在学校两年之久，每天坚持传讲耶稣，在天津带领多人归主。26岁时回到上海，先在上海宣道会和外国传教士共事一段时间，不久去上海中西学校教英文。1905年，李叔青担任了苏州东吴大学英文和圣经的教授，向学生传福音。1906年上海各基督教宗派开复兴会，李叔青担任领会。他先后各地主领布道奋兴大会，1908早逝，留下一子二女。其中子骏恩曾任普益地产公司上海经理，李静则嫁给大华科学仪器厂老板丁佐成，大华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中国电机企业。李诚则是上海杏花楼酒家东家欧永康的夫人。
李福生是李子义四子。1900年毕业于苏州博习医学堂，后在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留学，1903年归国出任京师大学堂医科、英文科教习。1906年参加清廷第一届正式的留学生技术专科考试。李福生在医科六名合格者中名列第四，授医科举人，任清宫太医院行走，成了当时名闻一时的御医。民国时期，李福生在上海从事商业，和夫人育有三个女儿燕贞、翠贞、孝贞。其中李翠贞是著名钢琴音乐家。李翠贞1929年入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为职业钢琴师。1934年，得到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40年随丈夫张似旅返回上海，张似旅兄正是时任《大美晚报》总编辑的张似旭，被日汪特务暗杀。李翠贞全家被迫内逃，到重庆担任音乐学院教授。1945年后任上海音专教授，键盘系主任。1950年代初，张似旅及两个孩子先后赴香港，李翠贞一人留在上海继续她热爱的音乐教育，她与逃至英国的傅聪是好朋友。1966年8月，因“特务嫌疑”李翠贞被抄家，9月8日，李翠贞穿正装高跟鞋打开煤气自杀，此前六天傅雷夫妇也上吊自杀。除李翠贞外，李孝贞也精于钢琴，九岁就被誉为“音乐奇童”。
李子义有两个女儿，其中李凤珠嫁给长兄李伯莲在博习书院同学史拜言。史拜言曾任东吴大学数学教授。史拜言的妹妹史淑贞则嫁给近代中国著名的基督教出版家谢洪费，谢氏亦是基督教世家出身。次女李巧珠嫁著名医生王培元，是她三兄李叔青在北洋西医学堂的同学。除了业医外，王培元一直热心于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后来被任命为理事长、会长，创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1942年逝世。
纵观李氏家族历史，可以看到其前期与基督教监理会关系极深，尤其第一代李子义，以及第二代李伯莲、李仲覃、李叔青都是中国著名本土教牧领袖。不过南京政府成立后，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兴起，李氏第三代便很少有人再担任神职人员，而全力投身于现代科学与教育、医学等事业，亦有成为商界名宿者或外交官者，这种转向甚为明显。从最后去向来看，1949年是一条重要分界线，赴美赴台者多能继续其事业，最后到第四代，便现出取得辉煌科学业绩的李政道，以及李崇道等人，而留在大陆者，许多人遭遇不幸，能以技术维生者，多在改革开放后离开中国，定居于北美或欧洲。这种大家族成员的命运线路，其实李家之外，其他世家大族也多有类似。
但即便如此，在爱国主义时代大潮中长大的李家第四代，在中美建交及文革结束后，仍毅然回到祖国，以自己能力协助国家科技教育之发展，在这方面，李政道的贡献无疑非常突出。李政道在阔别23年后，于1972年9月回到中国访问，全力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与国际接轨。在李政道的倡议下，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设少年班。中国创建博士后流动站制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乃至于今天中国科技人员抢破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创立背后都有李政道的上书建言在起作用。经李政道牵线，从1979年起，中美科学家在高能物理学领域展开合作，使得中国高能物理能够快速追上发达国家。他也是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学类研究生计划的倡导者和发起人，从1979年到1988年止，累计选拔了 900多位学生赴美国或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培养出众多高层次物理学人才。在李政道推动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988年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2011年中国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项目，也与李政道的帮助有关。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监理会来华传教，李政道所作出的这些贡献，或者说李氏家族满堂英杰，是否还有可能出现呢？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与国家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复杂历史，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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