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章
我与笔友的故事
徐家祯
(三)
“文革”中与母亲摄于江苏路安定坊 16 号院子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全家就扫地出门,搬到一个朝北的小间去住 了。连日常生活用品都不许我们多拿的“红卫兵”、“造反派”,当然也不会让我 拿我的收藏品。但是,像奇迹一样,后来我也成了“造反队员”,戴了红袖章进 自己的屋子去搬东西时,发现那些贴着我笔友寄来的邮票和明信片的本子还在。 我偷偷将它们放在衣物中夹带了出来。检查了一下,发现只少了一本美国的邮 票和明信片。我不相信这是因为抄家时“红卫兵”、“造反队”或“居民委员会”的偻 啰帮凶们会看得懂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东西,所以将它们没收了。大概,只是 我“偷”自己的东西时匆忙遗漏了而已。二十多本集子只少了一本,倒也可以像 林彪评论“文革”一样,说成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只可惜我那两抽屉信 件都连抽屉和书橱一起给他们拿走了。于是,我连通过信的笔友的姓名和地址 都无法查考。
全家四口挤在斗室之中,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没有地方安放,当然那几十 本集子也只好暂受委屈,被塞进床底下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度过十多个寒暑。只在我有闲的时候,才将它们翻找出来,像封建专制时期看“禁书”似的偷偷欣 赏一下,回忆与世界保持联系时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