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一章
想起建东老校长孙泰升......
徐家祯
(下)
“文革”中带领学生去宝山果园学军
(右二为作者,右一为李家驹老师)
(接上篇)那么“文革”前我与孙校长的关系呢?那就可以用“不即不离、敬而远之” 八个字来形容了。
我进建东时实足还不到二十岁,只比我的学生只大四、五岁 (记得我教 的第一个班里有位留过几次级的女生,已经二十岁,比我还大一岁);毫无社 会经验,既不会“靠拢组织”,又不懂如何讨好领导。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 亲因在国民政府任过法官,那时已被套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对政治、党团 不感兴趣,从来没有入党、入团的愿望和要求。其实,连做老师都并非我的本 意,当时我被分配去读师范中文系已经大大违背了我的志愿。进了建东,我只 想兢兢业业完成我的工作,并不想在工作上作出什么成就,更不想以后可以晋 级迁升。甚至在经济上,我都并不认为这份工作对我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我 的工资并不需提供家用,我的月薪在当时只够让我用来买六、七张慢转唱片而 已(注 4),只能作我零用的一小部分。所以,那时上完课、教完书,我马上回家,躲进我父母三层楼大房子里二楼那个属于我的书房兼卧室,听我的音乐, 看我的小说,玩弄我的照相机、电唱机、录音机,关注我的爱好 —— 买书、收 集邮票、唱片、明信片,与外国笔友通信 ...... 完全生活在一个与外界社会截然 不同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