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战争: 如何防止美中对抗陷入灾难
凯文·路德
外交事务杂志，2021年3月/4月期
如今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之间的共识不多，但他们有一个极度一致的共识：在2020年代两国之间的竞争将进入决定性一个阶段。这十年将是生活在危险边缘的十年。无论双方采取何种战略或事情会怎样发展，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竞争都会不可避免的加剧。但是战争则不是。两国仍然有可能设置预防灾难的护栏：一个双方都接受，我称之为“可管控战略竞争”的联合框架将减少竞争升级为公开冲突的风险。
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自信，到本世纪末，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将最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西方精英们可能会忽略这一里程碑的意义，但中共政治局没有。对于中国而言，规模始终至关重要。排在第一位将增强北京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时的信心，坚定和份量，使中国央行更有可能浮动人民币汇率，开放资本账户并挑战美元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功能。同时，中国也在其他方面继续前进。去年秋天公布的一项新政策计划旨在让中国在2035年之前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新技术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现在北京打算在比原计划提前七年的2027年之前完成其军事现代化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在与美国可能因台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使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这种冲突中取得胜利将使习近平在卸任之前对台湾进行武统，这一成就将使他在中共神殿中与毛泽东处于同一水平。
华盛顿必须尽快决定如何回应北京的武断主张。如果选择经济脱钩和公开对抗，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将被迫站在一边，风险升级只会随之增加。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对华盛顿和北京能否避免这种结果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怀疑中美领导人能否找到一种框架，以商定的方式来管理其外交关系，军事行动，网络活动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意外升级，提高稳定性，并为竞争和协作关系腾出空间。两国需要,在不用经历濒临灭绝的危机后勉强避免战争的前提下，考虑类似于美国和苏联古巴导弹危机后制定的用于管理两国关系的程序和机制。
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将涉及对对立双方的安全政策和行为建立一定的硬性限制，但将允许在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和公开的竞争。华盛顿和北京也可以通过双边安排和多边论坛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构建这样的框架尽管很难但仍然是可能的，其他替代方案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北京的远景
在美国，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大战略的国内政治考量和经济驱动因素，该战略的具体内容或中国近几十年来实施该战略的方式方法。华盛顿一直围绕着美国应做什么事情而进行讨论，而对这些行动方案是否能导致中国真正改变其战略方针都没有多加思考。这种近视的外交政策一个典型例子是国务卿迈克·庞培在去年7月发表的讲话中呼吁推翻中共。他宣称：“我们，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促使中国发生变化，”这包括“赋予中国人民权力”。
但是，唯一可能在中国导致人民奋起与党国抗衡的是他们自己对中共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糟糕表现，对自然灾害（如大流行病）的管理不善或大规模屠杀的挫败感，以及扩大原已严厉的政治压迫。外界对这种不满情绪的鼓励，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鼓励，不太可能有所帮助，甚至起反作用。更何况美国盟国永远不会支持这种做法。在最近几十年中，政权更替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庞培的此类讲话最后完全适得其反，因为它们增强了习近平在国内的实力，使他指出了外国颠覆的威胁，以证明日益严密的国内安全措施是正当的，从而使他更容易集结心怀不满的中共精英，团结一致对抗外部威胁。
最后一个因素对习近平尤为重要，因为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继续掌权直到他将是82岁的2035年，即毛泽东逝世的年龄。习近平的决心体现在该党取消任期限制，最近宣布的经济计划一直延伸到2035年，以及尽管习近平的两届正式任期只剩下两年了但他没有没有暗示谁可以继任的事实。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源于中国新冠病毒大流行，习近平在2020年初遇到了不少困难，使中共处于防御状态。但到今年年底，中国官方媒体称赞他为党的新“伟大的舵手和领袖”，他在与新冠病毒的英勇的“人民战争”中大获全胜。的确，习近平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对大流行病混乱无效的管控，中共强调这是中国专制制度固有优势的证据。习近平最近发起了一次大清洗，即中共所谓的“整风运动”来清洗不够忠诚的官员，进而预防有野心的官员在2022年习近平正式任期届满后推举另一候选人领导该党的想法。
同时，习近平对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在香港，内蒙和西藏发起了镇压运动；并在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和宗教组织中扼杀了异议。习近平开始相信，中国不再担心美国可能会针对侵犯人权行为对他的国家或中国官员实施任何制裁。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目前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承受这种制裁，而且该党也可以保护官员免受任何后果的影响。此外，由于担心遭到中国的报复，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实行单方面制裁。尽管如此，中共仍对有关少数民族不公待遇的披露对中国国际声誉可能造成的损害保持敏感。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在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内的国际论坛上变得更加活跃的原因。在该论坛上，北京对它的运动进行了支持，以推翻长期以来确立的普遍人权准则，同时也经常抨击美国涉嫌违反那些规范的行为。
习近平还打算实现中国的自给自足，以阻止华盛顿通过采取使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或利用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来阻止中国的崛起的努力。这是习近平所描述的中国“双循环经济”的核心：从出口依赖转向向国内消费转变，这是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其计划依靠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引力拉动消费市场，以北京的条件吸引外国投资者和供应商到中国。习近平最近还宣布了一项技术研发和制造的新战略，以减少中国对某些核心技术（如半导体）进口的依赖。北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将永远不会打一场它赢不了的战争。
这种方法的麻烦在于，它把政党控制权和国有企业放在中国勤奋，具有创新冒险和企业精神的私营企业之上。在过去二十年中私营企业是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主要动力。为了应对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外部经济威胁和来自私人企业家对中共权力长期影响的内部政治威胁，习近平面临着所有独裁政权都熟悉的困境：如何在不影响压抑商业信心和活力的情况下加强中央政治控制。
在确保对台湾的控制的首要目??标上，习近平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习近平得出的结论似乎是，中国和台湾在和平统一问题上的距离比过去7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远。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常常无视自己在扩大这一鸿沟中的作用。许多认为中国会在开放经济体系并与世界各地区建立联系时逐步放宽其政治制度的人也希望，这一过程最终将使台湾对某种形式的统一感到更加认同。与之相反，习近平领导下的变得更加专制，“一国两制”模式下实现统一的希望随着台湾人看到香港近期所发事件而烟消云散。在香港，中国实施了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逮捕了反对派政治人物，并限制了媒体自由。
随着和平统一不再是一个选项，习近平现在的战略很明确：大幅提高中国可以在台湾海峡发挥的军事力量，以至于美国将不愿打一场自己认为不会打赢的战争。习近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要么屈服，要么独斗然后输掉。然而，这种方法从根本上低估了三个因素：占领一个荷兰大小的岛屿，拥有挪威的地形，拥有2500万人的装备精良的人口的困难；如此残酷地使用武力将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合法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以及这种危机发生时美国国内政治反应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测性将决定美国应对措施的程度及性质。北京在将自己深刻的战略现实主义投射到华盛顿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将永远不会打赢它无法赢得的战争，因为这样做将成为美国实力，威望和未来全球地位的终结。中国在这种演算中没有包括的是相反情形的可能性：美国不为其于整个战后时期一直支持的民主国家而战，对华盛顿来说也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盟友而言,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即长期以来依赖的美国安全保障是不可信及无价值的，转而与中国协商安排。
至于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海洋和领土主张，习近平不会屈服。北京将继续对南中国海的东南亚邻国施加压力，积极对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对任何削弱个人或集体决心的行为进行试探，但挑衅行为将避免引发与华盛顿的直接军事对抗，因为中国在这个阶段对赢得胜利还没有完全的信心。同时，北京在与东南亚索求国就南中国海能源和渔业的联合利用的谈判中，将力求把自己扮做一个通情达理谈判伙伴。在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将充分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以期在发生涉及美国或其盟国的军事事件或危机时确保该地区的中立性。在东海，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有争议的钓鱼岛周围对日本的军事压力。但与东南亚一样，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明确保证日本的安全，北京也不太可能冒险去触发武装冲突。无论中国输掉此类冲突的风险多么小，对北京来讲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它会给习近平造成了巨大的内政后果。
透过美国之眼的美国
在所有这些战略选择中都隐含着习近平的信念。反映在中国官方的声明和中共文献上这一信念是美国正在经历稳步及不可逆转的结构性衰落。现在，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大量证据基础上的。分裂的美国政府未能制定一项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基础科学与技术研究方面进行长期投资的国家战略。特朗普政府破坏了美国同盟，放弃了贸易自由化，使美国脱离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领导地位，并削弱了美国的外交能力。共和党被极右翼所劫持，美国的政治阶级和选民间的分歧非极深，以至于任何总统都很难赢得两党对华长期战略的共同支持。习近平认为，华盛顿极不可能恢复其作为地区和全球领导者的信誉和信心。他认定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其他世界领导人将会认同这一观点，并开始相应地调整其战略姿态，从与华盛顿对北京的平衡逐渐过渡到在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对冲，直至倒向中国。
但是中国担心华盛顿可能在美国大国权威消散之前的几年里对北京猛烈攻击。习近平关注的不仅是潜在的军事冲突，而且是任何迅速而彻底的经济脱钩。此外，中共的外交机构担心拜登政府意识到美国将很快无法独自与中国匹敌，可能会在整个民主资本主义世界中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盟，其明确目标是集体制衡中国。中共领导人尤其担心总统拜登举行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峰会的提议是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美新政府上台之前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在亚洲和欧洲达成新的贸易和投资协议。
考虑到短期风险和中国的长期实力这一【错综复杂的】的结合，习近平对拜登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将是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尽早稳定双边关系，并尽一切可能防止安全危机。为此，北京将寻求全面重新开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被切断的中美高层军事交流。习近平也可能寻求定期的双方高层政治对话，尽管华盛顿对重新开启这种战略与经济对话不感兴趣。在2018-19年美中贸易战之前战略和经济对话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主要渠道。最后，假设拜登政府中止了，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的标志性的，政府高层对台湾的政治访问，北京可能会在近期减缓解放军直接与美军对抗地区，尤其是在南海和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但对于北京而言，这些只是策略上的对应，而不是战略上的变化。
在习近平试图在短期内缓解紧张局势时，他将不得不决定是否继续对美国，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实行强硬战略。这涉及到外交冻结和经济胁迫的结合，而在印度则是直接的军事对抗。习近平将等待华盛顿方面的任何明确信号，即稳定美中关系的部分代价将是对美国伙伴采取这种强制措施的终结。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号，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没有，那么北京将继续执行这一策略。
同时，习近平将寻求与拜登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认为，这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日益增加。他还意识到，鉴于拜登自己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北京与华盛顿在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将有机会为拜登赢得国际声誉，并且他知道拜登将希望能够证明他与北京的交往导致了中国的碳排放量减少。中国认为这些因素将在习近平与拜登的整体交往中为习近平带来有利因素。习近平希望在气候问题上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更广泛地稳定美中关系。
然而，按这些方针调整中国政策仍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的确，自习近平于2013年上台以来，中国对美战略一直具有显著的连续性。至少直到最近，中国对华盛顿退缩的程度相对有限的反应感到惊讶。习近平在马列宁主义确定性意识的驱使下，也相信历史在他的一边。正如在他之前的毛泽东一样，习近平已经成为美国的强大战略竞争对手。
在新领导班子的管理下
总而言之，中国领导人本来希望在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看到特朗普连任。这并不是说习近平在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都看到了战略价值，他没有。中共发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令人屈辱，脱钩令人担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极具侮辱，正式宣布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令人发狂。但中共多数外交政策机构都认为，最近美国对华情绪的转变是结构性的，这是两国之间力量平衡不断变化的必然产物。实际上，部分中共官员对华盛顿用公开的战略竞争取代双边名义上的合作感到宽慰。这这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可以在与美国交锋时称自己为美国欺凌的受害者的同时，更快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公开地实现其战略目标，。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给北京的最大礼物是其任期内在美国以及华盛顿与盟国关系释放的巨大破坏。中国得以利用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因为特朗普的策略(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否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鄙视各种形式的多边主义发展)导致的分裂。在特朗普时代，北京从中受益不是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什么，而是因为华盛顿不再提供其以前提供的东西【比如，领导角色，经济支持】。结果是，中国取得了胜利，例如被称为“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大规模《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将使中国和欧洲经济体的融合程度远远超过华盛顿想像。
中国很担忧拜登政府会把美国从特朗普自残后的病态上尽快恢复过来。在此之前北京曾看到华盛顿很快的从其他政治，经济和安全灾难中恢复。尽管如此，中共仍然相信，美国政治固有的分歧性质将使新政府无法巩固对制定连贯中国战略的支持。
拜登试图证明北京认为美国现在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中的在评估是错误。他寻求利用在国会山从政的丰富经验来制定一项国内经济战略，以重建瘟疫流行后美国全球力量的基础。他还可能会继续增强美国军力，并尽其所能维持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他组建的经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顾问团队是由经验丰富并且精通中国的专业人士组成,这与其前任形成巨大的反差，那届政府对中国毫无了解，更不知道如何使华盛顿正常工作。拜登的顾问还理解为了在海外恢复美国的实力，他们必须重建美国经济，以减少国内令人震惊的不平等现象为所有美国人增加经济机会这样做将有助于拜登保持在两党支持下制定持久的中国战略所需的政治影响力。这绝非易事，因为像庞培这样的机会主义反对者将有足够的动机来诋毁他提出的任何计划只是对中国的绥靖而已。
为了提高其战略信誉，拜登必须确保美国军方对中国日益提高的军事实保持绝对领先。由于预算紧张，加上民主党内部某些派系施压减少军事开支以促进社会福利计划，这项任务将变得更加困难。要使北京认为拜登的战略是稳定可行的，拜登政府将需要保持国防预算总额不变，通过将军事资源从欧洲等不紧迫的方向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弥补印度太平洋地区增加的开支。
随着中国变得富强，美国最大和最亲密的盟国对华盛顿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几十年来将首次需要其盟友力量的加入，以维持对敌对势力上的总体平衡。中国将继续尝试使用经济上的胡萝卜和大棒分离美国和其盟友，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和英国，及其它国家。为了阻止中国成功，拜登政府需要致力于向其主要战略伙伴全面开放美国经济。尽管美国以拥有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而自豪，但即使是在特朗普转向保护主义之前情况也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华盛顿甚至对其最亲密的盟国都在贸易，投资，资本，技术和人才方面设置巨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如果美国希望保持,直到最近被称为“自由世界”,的中心地位，那么它必须在其亚洲，欧洲和北美主要合作伙伴及盟友间建立无缝经济。为此，拜登必须克服特朗普曾经利用过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动，并为基于公开市场上的新贸易协定寻求及建立支持。为了消除持怀疑态度的选民的恐惧，他将需要向美国人表明，这样的协议最终将导致更低的价格，更高的工资，更多的美国工业机会以及更强的环境保护，并向他们保证贸易自由化所获得的收益将有助于改善的国内教育，育儿和公共保健。
拜登政府还将努力恢复美国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在看到特朗普政府破坏了战后国际秩序的许多机制四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大多数人都会对此表示欢迎。但是特朗普带来的破坏不会在一夜之间修复。最紧迫的事项是解决世贸易组织破裂的争端解决程序，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为亚投行及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可靠的替代方案)，并恢复美国为重要的联合国机构提供资金。自二战后华盛顿帮助建立这些机构以来，这些机构不仅成为美国软实力的工具。它们的行动也严重影响了美国在核扩散和军备控制等领域的硬实力。除非华盛顿真正地负起它自己的职责，否则在中国资金，影响力和人员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机构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的附庸。
有约束的战略竞争
即使美中两国都不想，美中两国战略目标的深刻冲突和两国关系的深远竞争似乎可能使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将寻求在不引起与美国及其盟国的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实现对美国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和区域军事优势。一旦获得优势，中国将逐步改变对其他国家的行为，特别是当它们的政策与中国对其核心国家利益的不断变化的定义相抵触时。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在寻求逐步使多边体系更多地服从履行其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译者评语：这难道不是美国无时无刻在做的吗？当别国政府这样做时，这就成了一个罪名。以色列和沙特基于其自身安全考量在中东做与美国利益相抵触的勾当并不罕见，很少看到美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应。借沈逸的话讲这是中国的原罪，无需证明。好在美方的极度反应，多方面的赤膊上阵起到了土共想做而做不到效果：统一了国内认知，剥夺了公知投降路线的市场，巩固了国内的稳定。这为中国渡过下一个十年的中美关系极度危险期提供了客观的精神基础。】
但与几年前相比，现在国际秩序似乎不太可能发生逐步和平的过渡以达到可以容纳中国领导人的地步。特朗普政府怪异有缺陷的对华策略，宣布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正式结束战略接触学，以及与北京发动贸易战的决定，成功地表明华盛顿愿意进行重大斗争。拜登政府计划在国内重建美国国家基本威力，在国外重建美国同盟，并拒绝过分简单地恢复与中国的早期战略接触表明，将继续下去，尽管在些许有明确划分的区域方向中的合作多少会冲淡点这一竞争。
那么，华盛顿和北京都面临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可以在商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此高水平的战略竞争，从而降低危机，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从理论上讲，这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信任几乎完全丧失，从根本上增加了其难度。确实，美国安界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共从来没有因掩盖其真实意图欺骗其对手而受任何惩罚。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外交旨在羁绊对手，为北京的军事，安全和情报机构争取时间，以取得优势并建立新的实地事实。因此，为了赢得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广泛支持，任何管理战略竞争的概念都需要包括针对双方的规定，以“互信但核实”的互惠做法为基础制定任何新的规则。
管理战略竞争的思想植根于对全球秩序深刻的现实主义看法。它接受各国将继续通过建立有利于他们的力量平衡来寻求安全，同时认识到这样做可能会给根本利益可能因其行动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诀窍是通过共同制定规则来帮助防止战争，从而在双方之间的竞争不断发展时降低双方战争冲突的风险。这些规则将使各方能够在所有政策和地区领域之间进行激烈竞争。但是，如果任何一方违规，那么所有的赌注都将被取消，这又回到了丛林法则的所有危险不确定性上。
诀窍是通过共同制定规则来降低双方的风险。
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的第一步将是确定各方为进行实质性对话而必须采取的一些立即步骤，以及双方（和美国盟国）都必须遵守的有限的硬性限制。例如双方都必须放弃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华盛顿必须恢复严格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特别是结束特朗普政府对台北的挑衅性和不必要的高层访问。北京方面必须回溯其最近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部署和演习的模式。在南中国海，北京不能再填海或军事化任何岛屿，而且必须承诺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尊重航行自由和飞机通行自由；就其本身而言，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他们在海上进行的行动的数量。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两国可以通过双方达成共识削减在东海的军事部署。
如果双方可以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则双方都必须接受对方仍将在不违反限制的前提下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在世界各个地区争夺战略和经济影响力。他们将继续寻求相互进入彼此市场的通道，并在这种通道被拒绝时采取报复措施。他们仍将在外国投资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竞争。他们可能会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思想竞赛，华盛顿将强调民主，开放经济和人权的重要性，而北京则将强调其威权资本主义方法以及“中国发展模式”。
但即使在竞争日益加剧，在许多关键领域将仍有一定的合作空间。这种情况即使在冷战最激烈的美国和苏联之间也存在。当然现在在赌注还不那么高的中美之间，这应该非常可行。除了在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外，两国还可以进行双边核军备控制谈判，包括相互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努力就可以接受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达成协议。他们可以在朝鲜核裁军和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进行合作。他们可以在整个印度太平洋区域采取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例如协调灾害对应和人道救援。他们可以共同努力改善全球金融稳定，特别是同意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债务的重新安排。他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为发展中国家分发新冠疫苗。
【译者评语：这位作者似乎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数项这些所谓的合作可能对中国来讲是不对等及无益的。比如，中方已明确回绝了美国对中方参与美俄核军备控制谈判的“邀请”。在美方没有把其自身的核武数量降至中方的水平之前，中国参加除了束缚自己的手脚不会获得任何收益，跟何况这还涉及与印度对抗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军事用途是中美不多的几个接近领域，就此商谈除了增加泄露天机的危险外，亦无大益。在向第三世界国家分配新冠疫苗上，欧美极度自私的拙劣表现为土共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公关机会为什么要与美国合作去让它挽回其丢尽的颜面？不拿出"真金白银"在中国的红线议题上做出实际的让步，我实在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 or go anywhere。】
如果双方可以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则双方都必须接受对方仍将在不违反限制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在世界各个地区争夺战略和经济影响力。他们将继续寻求互惠互利的进入对方市场的机会，并且在拒绝此类进入时仍会采取报复措施。他们仍将在外国投资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竞争。他们可能会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思想竞赛，华盛顿将强调民主，开放经济和人权的重要性，而北京则将强调其对威权资本主义的态度以及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
该清单远非详尽无遗。但所有项目的战略原理都是相同的：两国在有管理的竞争的联合框架内开展业务总比完全没有规则要好。就该框架的谈判需要在拜登指定和信任的高层代表与接近习近平的中国同行之间进行；只有这种直接的高级渠道才能导致对双方都应遵守的硬性限制(红线)进行机密沟通。这两个谈判人也将在违规发生时成为联络人，因为他们负责监视(肯定会发生的)任何此类违规行为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最低程度的战略信任可能会因此出现。也许双方也会发现，在共同面对的象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挑战上继续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开始影响关系中其他竞争更激烈甚至冲突的领域。
许多人会批评这种方法过于幼稚。但他们的责任不是指责而是提出更好的建议。美国和中国目前都在寻找解决未来危险十年的关系的方案。硬道理是，除非双方之间就该管理条款达成基本协议，否则任何关系都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理。
游戏在继续
如果美中能就这种联合战略框架达成共识，那用什么做标尺来衡量其成功与否？成功的一个迹象就是，如果他们在2030年之前避免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危机或冲突或极具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一项禁止机器人战争的公约，美国和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行动对应下一次大流行将是胜利明显的标志。然而，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是，两国在透明的条件下公开地竞争去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对各自社会及政治体系的思想，价值观和问题的解决方法的支持，然而结果仍未确定。
成功会有一千个父亲，但是失败只会是一个孤儿。在管理战略竞争中最显著的失败案例就是台湾。如果习近平认为通过置美国的关切于不顾单方面打破与华盛顿私下达成的任何协议(认为华盛顿虚张声势)，那么世界将陷入一个痛苦境界。这种危机将改写全球秩序的未来。
拜登就职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陈义新表示：“东方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和国际变革。远景对我们有利。”陈是习近平的亲密知己，是中国通常谨慎的国家安全机构的核心人物，因此，他的言论中的傲慢之处值得注意。实际上，这场比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媒体中很少提及的是中国国内有众多漏洞及问题。相反，尽管美国的弱点在公开场合中暴露无遗，但它一再向外界证明了其适应及修复能力。框架下管理的战略竞争将突出这两个大国的优势并检验它们的劣势，最佳系统可能会赢得这一竞争。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05/kevin-rudd-usa-chinese-confrontation-short-of-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