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体量太大而不能被驯服吗？这一核心挑战对四方组织来说没有简单的答案
查尔斯·汉克拉说，四方各国必须面对处理核心问题的两难困境：如何与中国积极交往，同时对抗其强势的侵袭行为
查尔斯·汉克拉
2021年3月18日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三个重要盟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已决定为长期停滞不前的四方安全对话（通常被称为四方组织）注入新的活力。
成立于2007年的该四方组织旨在向北京发出警告信号，即美国及其盟国将采取果断行动以打击被视为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然而，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得出认为该组织冒着疏远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风险的结论之后，它就陷入了休眠状态。
但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重启了四方机制，并在中断了活动13年后于2020年11月举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如此，总统拜登（则更进一步）刚刚结束了其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四方峰会，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同行进行了交谈。首脑会议结束后，本周拜登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将进行首次国际旅行，去日本、韩国和印度而不是去中东或欧洲。
困境
美国及其亚太盟国长期以来一直将中国视为即是威胁又是机遇。但在北京不断扩大的自信心之下，有关如何控制其崛起的讨论变得更加紧迫。问题在于，这些讨论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四方对华政策核心的深刻困境：如何同时培育关键的经济关系，同时制止被视为不公平甚至具有威胁性的行为？中国太大【而不能被驯服】了吗？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及其盟国从未能以一贯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这种失败导致了对中国的精神分裂症式的反应。
威胁感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四方每个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重大对抗。
对于印度来说，这是去年在偏远的拉达克发生的边界争端，印度和中国士兵在偏远的山区通道中发生冲突。对于日本而言，是中国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岸警卫队法律，该法律允许中国船只向有争议水域中的船只开火。对于澳大利亚而言，这是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使该国至少损失了30亿美元的出口额。
当然对美国而言，是特朗普发起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意在全面地惩罚中国所谓的经济罪行，包括未能保护知识产权、操纵货币和国内补贴。对于这些美方认为的罪行，拜登新政府可能加上对美国大型公司微软的网络攻击。
长期问题，如南海持续的争端、对台湾的威胁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扩大中国影响力等，也困扰着这一关系。而且，当然，中国对香港和西藏采取强硬态度、以及在新疆侵犯人权也是造成持续摩擦的原因。
深度依赖
四方的【于长期无声中得以】重生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这些政策的反对。问题在于，在美国及其盟国表现出更积极进取态度的同时，它们的经济与中国也越来越交织在一起。
即使对于美国来说，其在世界经济最顶端的地位已越来越不稳定，疏远中国将是一个危险的主张。对于相对较小的亚太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这是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将首次不排名首位。此外，除美国以外，中国是的所有四方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日益增长的体量使美国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时期，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愿疏远北京。最近，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原本可以使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进行更强有力的竞争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其他12个国家签署了全球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即与中国于2020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议【R-C-E-P】。印度是由于国内的压力而放弃了签署该协议。
相互矛盾的信息
在四方对待中国问题上矛盾百出的的方法向中国发出了混乱的信号。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北京对抗，但在其他方面去适应北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有效的外交政策信号必须传达出清晰而一致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清晰一致“以外的任何词语来描述。签署大规模贸易协议，同时举行专门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却故意忽视经济与安全政策不可分离的现实。这不仅是在经济事务中调和和在安全事务中对峙的情况。从特朗普政府成立之初起，美国就贸易问题与北京交战，但直到2020年大选之前，对南中国海采取了更为拘束的公开态度。
牢记所有这些，美国和四方成员国应该怎么做？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目标必须是找到一种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引导中国崛起的方法。
发送清晰的信号
上一次快速增长的大国破坏了建立在保护既有大国利益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当今世界大国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联系似乎使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北京也似乎对追求彻底冲突毫无兴趣。但是，中国领导层在为自己作为新的全球强国所应享有的当然权利而努力，这使得大规模暴力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消除。
要在利用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为世界带来的好处的同时防止这种灾难性情况的最终发生，将需要四方采取一致的政策方针。这种方法既不应单纯地挑衅也不能被动地防御，并且必须避免空洞的威-胁。它还必须设定明确的界限，利用所有外交政策工具并达成它们的基本统一。
实践上情况将是怎样呢？与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绝不中断合作至关重要，这样就可以【为】友好解决争端【设置一个前提】。但是，重要的是要确定清楚的界限，如果跨越界限，将受到看似合理和适度但足以严厉威慑的惩罚【阻止】。
因为所有外交政策工具都可以用作信号，跨越一个经济问题的边界可以在安全领域引起反制行动。反之亦然。对四方来说使用“胡萝卜”同样适用。中国正在崛起并自然希望获得，包括左右国际体系结构在内，更大的影响力。【对西方的】政策挑战是在保护全球关系稳定和所有国家权利的同时，适应容纳这种上升趋势。
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对中国问题的微妙处理方式是否可以在四方国家之间商谈【达成一致】，并在当事方之间的国家内部有利益冲突时维持这种微妙的处理方式。但是，如果美国及其盟国想“重新确定”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将不得不尝试。
【有关作者】: 查尔斯·汉克拉是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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