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印太平洋的鲁莽: 在亚洲增加新的承诺只会加剧灾难
范·杰克逊2021年3月12日
在上任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一通电话中美国总统乔·拜登强调，“保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他的首要任务之一。与之相似，他向印度总理莫迪承诺“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向韩国领导人文在寅称美韩联盟是“印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关键”。根据白宫的谈话内容，在拜登与日本首相须秀芳秀之间的电话会议上，两国领导确认了美日同盟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的重要性。 。
十年前“印太”一词会让大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困惑。如今它不仅是华盛顿的惯用语，在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亚洲它已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新概念。上任初期，拜登就任命曾为奥巴马总统构想“重返亚洲”战略的智囊成员坎贝尔担任国安会新添加的“印度太平洋协调员”职位。戴维森海军上将（前太平洋司令部,现印太司令部负责人）不久之后亦宣布，五角大楼正在从其对东北亚和关岛的历史重点转向“修改印度及太平洋部队部署...来对应中国的快速现代化。”在拜登本周与四国集团(旨在与中国对抗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领导人举行会晤之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对记者说，总统将举行峰会定为他早期参与的多边活动之一“彰显了我们对与印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进行密切合作的重视。”
印度太平洋从含义模糊的修辞演变成外交政策熟悉的术语，并不是严格的政策辩论或仔细推敲的产物。相反，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机构不加思索地将特朗普时代的措辞内在化，这种措辞充斥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未经审查的假设。建立“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目标听上去很崇高，但追求这一目标将使美国误入歧途。
印太的概念将亚洲的含义扩展到印度洋地区，这是美国值得商榷的领域，现在许多人认为这对打击中国至关重要。以这种方式扩大覆盖的区域，将美国捆绑束缚于难以捍卫的承诺，并促使决策者的注意力从亚洲向其他地区转移，从而加剧了军事扩张，亚洲数十年来来之不易的和平更直接地取决于美国的言行。东亚和太平洋不是更大的印度太平洋的子集，而且是美国在亚洲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地域。抛弃东亚和太平洋以获得新的地缘政治术语是一个史诗级别的错误。
印太这一术语的起源
印度洋-太平洋这一现代术语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在带来自由与繁荣的动态耦合。打破地理界限的“更广阔的亚洲”现在开始呈现独特的形式。”演讲后，印太成为日本，印度乃至澳大利亚外交界的经常用词。对这些国家印度洋一直很重要;印度澳大利亚在其前沿;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日本战略家就悄悄提倡与印度合作的，以削弱中国在东亚的实力。将亚洲重新定义为印太是为这三个国家的利益服务。
早在2002,作为美国公务机转向亚洲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五角大楼偏执于竞争的网络评估办公室开始推动美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影响力的想法。在奥巴马时期,尤其是国防战略家开始将印度洋地区视为以低成本平衡崛起的中国的地方,对印太的提倡开始泛滥。但在2010年罗伯特·卡普兰的地缘政治旅行社季风《Monsoon》出版后，美国决策者才真正想到了更广泛的印太概念。
这本书畅销书后印太成为华盛顿的痴迷，卡普兰的预言得到了自我实现。但卡普兰并没有凭空想像出这一概念，他确定了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实际模式：能源走廊，装满古驰手袋和苹果手机的集装箱，移民，恐怖主义以及中印在周边小国家影响力上进行的,远远早于目前中美之间全力以赴所做,的竞争。换句话说，印太是一件值得关注事。
在特朗普时代，印太地区和印度洋成为内部人士鉴别谁是在为与中国进行的零和竞争项目服务的方式。
但是印太这个想法很快就从新颖转为陈词滥调，最终扼杀而不是促进了有关亚洲政策的辩论。在华盛顿，作为替代亚洲的印太问题仅是平衡中国的游戏：在特朗普时代，印太地区和印度洋成为内部人士鉴别谁是在为与中国进行的零和竞争项目服务的方式。到2019年，使用“亚洲”而不是“印太”一词表明，要么人们不了解，要么就没有足够的决心对习近平进行严厉致命的打击。
特朗普政府赞同这种更为广泛的谈论亚洲的方式，因为它象征并促进了针对北京的额外压力。特朗普政府着迷追求在印度洋地区给中国造成新问题的方法，特朗普官员认为，他们可以从其他竞争领域吸引北京的注意力和资源。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似乎已经完全导入了这种思想。不幸的是，两个政府都没有考虑到扩大与中国之间的“巨大博弈”的作用范围和风险。
消除亚洲和平
从分析上看，，印太总体而言最大问题是它包含了自1979年以来未爆发战争的东亚。这一“亚洲和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美国靠前的军事部署和同盟，美中关系的缓和及经济相互依存，区域规范和多边架构以及某些地区的民主传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及其成因应成为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重点，特别是因为近年来这些历史稳定的因素已受到极大的侵蚀。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军事化，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有什么比预防战争更重要的呢？
但印太地区划分的概念将南亚与东亚归为一类，负面遮掩影响了亚洲和平。现实上南亚的政治与东亚的政治是不协调,其表现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屡屡发生的冲突。当华盛顿通过单一暗含巨大目的一个大区域角度或镜片的来查看所有事物时，华盛顿可能会失去对这一差异的洞察力以及对应政策的制订能力。美国国家机器无法解决它看不到的东西，印太思维框架将亚洲和平变成一个危险的盲点。
但亚洲和平被忽视并不是华盛顿亚洲概念扩展化对所面临的唯一风险。美国可能会过度延伸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势力【而削弱其效力】。华盛顿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享有许多优势并保持着许多利益：这些地区包含五个美国条约盟友，更不用说美国印太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和美国领土关岛。通过自由联盟契约，美国对小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的安全享有控制权，以换取驻扎和港口出入权。这些由8万多多驻军和数十个军事设施支撑的联盟和承诺使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在印度洋地区没有与之可比的的联盟，责任或利益。
如果美国希望在印度洋地区打仗或进行胁迫性外交，那么它将在印度洋地区面临信誉问题。没有该地区的盟国或领土，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进入基地和港口的机会更加稀少，美国军队在印度洋,在台湾海峡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投射军事力量的难度和风险将会更高。结果是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威胁和责任承诺的信誉将远远不及其他地方。
五角大楼通常希望通过更多的武器和更多的资金而不是采用更好的战略来克服诸如此类的劣势。但是，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薄弱军事力量，并不是必需填补的空白。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这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成正比。如果美国需要为在印度洋突然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那么扩大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中国的主要冲突是在喜马拉雅山与印度的抗衡，这是一场与美国利益无关的争端。而且，感觉到美国军方在进一步包围它中国将不会保持被动。防止印度洋战争的最可靠途径是克制，而不是为捍卫不存在的红线而增加部队。该地区进一步军事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使美国纳税人持续付出。
还有一种风险是试图在印度洋上"巧妙地"分散中国的注意力并使其处于不利地位时，美国将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并使其自身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拜登政府在亚洲继承了健康的联盟和无可争议的区域秩序，那么它或许有理由寻求稳定更远的新地方。但是在过去的四年中，许多美国盟国质疑华盛顿的可信赖，而从中国对台湾的压力加大到朝鲜核能力失控等紧迫的地区问题也变越来越多。最近的民意调查还显示，与美国最近的外交政策优先重点相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更关注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以及新冠大流行后的社会恢复程度,远高于对大国竞争的关注。换句话说，在扩大美国的利益范围之前，拜登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大量维修工作要做。
低代价的平衡
这并不是说以上不是忽略印度洋的理由。但是鉴于该地区对美国的相对低的重要性，以及华盛顿在其他地方的相对优势，只有低成本和低风险的举措才有意义。只要期望与现实保持一致，"四方"就有资格成为此类倡议。假设美国官员有理由相信更好的信息会阻止暴力，美国决定在印度最近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发生冲突时向印度提供情报是一个明智的举动。美国也是欢迎加拿大，法国和英国参与该地区的事务，因为它不花费华盛顿的资金，而且有潜力扩大华盛顿的声音，同时通过民主多边主义减轻其过度的竞争冲动。
这些举措的共同点不仅在于它们达到平衡的低代价，还在于鼓励其他国家对地区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美国应该寻找在印度洋上做出贡献的方式，提供【对盟友的】互补而不需承担义务，即不要用指挥领导“自由世界”、负担印度洋前线国家义务的方法,这些国家的利益更直接地收印度洋地区政治的影响。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我们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最终都必须通过其对工作家庭的影响来衡量。”进一步使印度洋军事化并分散亚洲注意力不符合该标准。
有时，印太是有效的分析结构。有些事情确实横穿了印度洋和太平洋，而印度洋对美国盟友，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盟友的地理位置不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华盛顿绝不能让傲慢，恐惧或集体思维扭曲其对威胁，利益和能力的看法。所谓的事物可能微不足道，但人们如何想象一件事物却可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以印太为例，一个想象中的美国利益范围使印度洋与东亚处于同一水平，这可能会导致灾难。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21-03-12/americas-indo-pacific-f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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