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货币史话1 悦乎2011-07-20 09:29:05

世界货币史话


作者：庞忠甲


目录

引言
一． 中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
二. 外国货币源流
三． 货币理论沿革
四． 金本位制荣光不再
五．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之路



引言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章句下》）。

早在远古人类群落中，“万物之灵”人类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除了兽性争战掠夺牟利外，还有另一种避免惨重牺牲的代价、大大减少生死存亡风险，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高明求利之道，这就是“合作比不合作好” 的大道理，从而产生合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优化选择，即自愿、平等基础上讨价还价、互通有无的“上市交换”手段。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型农业社会，虽然人们的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应，但凭产品（或服务）通过市场求售的“交换”手段已然无所不在。这种用於市场求售的产品或服务，就是经济学所谓的“商品”。

商品交换的意义非同小可，不仅止於一般所说互通有无而已，凡以自愿和平等为基础的商品交换的任一方，只要讨价还价结果达成交易协议（契约），都会觉得自己合算或比较合算，意味着在交换中自己支出的价值总要小於所得的价值，达成得大於失的效果；换言之，买卖双方都会从商品交换得到好处。作为生产者的各方，总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把自己“容易”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去交换自己“不容易”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术语来说，通过商品交换，节约了“社会劳动时间”（劳动量），意即商品交换导致同样的劳动量可以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交换双方都会从买进商品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使得生活更加方便舒适。正因为商品交换的市场机制为双方带来明确的实际利益，促使各方生气勃勃展开竞争，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细化社会分工，改进生产方法，扩大贸易规模，驱动科学技术进步，导引社会进入具有上升意义的发展轨道。

商品交换出於利己的动机，但是产生了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效果。为了保障这种效果，必须具备一个自由经营的良好环境，还不能没有适当的监督管理，以维持互相协调，有序可控，履行交换契约，防治作奸犯科，所以孟子必要指明：“有司者治之耳”。

以商品进入市场交换为特徵的经济体系，称为商品经济；一旦商品交换市场趋於规模化，也被称为市场经济。

货币，俗称金钱，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的产生，是出於商品交换的中介需要，又反过来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极大便利，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是可以像水一般方便流动的财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其运行体制得失对于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影响至钜。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中这样形容金钱的魔力：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这东西只这么一点点，就足够颠倒黑白，会把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高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从你们身边拉走祭司和仆人，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东西可以使异教联盟、国家分裂、祝福罪人；麻疯病人被当作情郎；有了它，在元老会议上，强盗可以封官获爵，受人们的跪拜、颂扬；有了他，黄皮鸡脸的寡妇也能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

晋代鲁褒的讽刺极品《钱神论》赋中早就如是说：

……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 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 …… 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 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赋中指出钱币由社会发展进步而产生，在商品交易中优越于币帛，作为流通媒体“为世神宝”的积极意义；然而，钱币会是贪婪无度的催化剂，并且以它为价值标准赋予人们不同的地位和命运，造成是非颠倒、荒谬绝伦的恶果。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华尔街投资银行大崩盘，演变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进一步突显了今日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积弊痼疾。驱使吾人从根从头，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客观检讨世局时艰，集思广益、揆情度理、循序渐进，探求货币国际化的发展规律性，以及重开新猷的优化解题方案。



一． 中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其起源可以上溯至四千年前。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一样，中国货币经历了原始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和信用纸币等不同历史阶段，现今正在发展和推广现代电子记账信用货币。


1-1 由原始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演变

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始于“物物交换”的远古时代。那时人们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柄石斧，一把石斧换一石米。

先民在“物物交换”活动中，常常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些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即“一般等价物”为中介，这种物品就获得了货币的职能。例如牲畜、兽皮、五谷、布帛、农具、陶器、盐、稀有贝壳、珠玉宝石、珍奇鸟类羽毛等普受欢迎的物品都曾经被用来充当过“原始实物货币”。

因为充当实物货币的牛、羊、猪等牲畜不能随意分割，五谷会腐烂变质，珠玉太少，刀铲等农具笨重，所以贝类一度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里所说的“贝”，不是一般的蚌壳，而是一些精致美观、引人喜爱、坚固耐久、具有装饰功能、便于随身携带的优质良品。早在新石器时代，从事渔猎的先民就把精选的贝壳作为避邪的饰物挂在颈项上，或用作奉祀的祭品。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等遗物中，即可见作为殉葬物的贝类。早于夏代的河南二里头文化（跨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发现过许多天然贝。西汉《盐铁论•错币》中有“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的记载。在郑州白家庄一个商代早期墓葬中，发掘出460多枚海贝；在河南安阳殷王武丁配偶妇好墓中，出土7000余枚海贝，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中发现海贝112个。据考证夏商之际，贝币曾经广为流通。在云南边远地区，直至清朝末年，还一直以贝为货币。

图1-1 贝币


因此，中国的汉字中，凡与财富或交换有关的字，大都从“贝”，以“贝”为偏旁；例如财、货、贵、费、资、赏、赐、债、贸、贪、贫、贿、赂、贱、贼、败、贡、账、质、贩、贯、赐、贴、买、卖、贷、购、贮、贺、贽、赃、赈、赊、赖、赌、赍、赎、赔、贬、赚、贐、赡、赠、赋等。并且出现了“以贝为宝”即“宝贝”这样的习惯用语。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天然海贝已难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容易损坏，必然产生人工制作的替代品，现在考古发现中，常有发现骨贝、石贝、陶贝、玉贝等仿制的贝。

图1-2 玉贝
　　


商朝中晚期，即距今3100年左右，随着冶金工艺发展进步，出现了青铜铸造的铜质仿形海贝，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属铸币。

这时低面值的“贝币”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了，例如 ：为了买一头牛 ，要背上成斗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支付时的计算也很麻烦。买更贵重的东西，携带的“贝币”恐怕要斗量而车载了。

由于铜材坚牢，价值较高，可以再铸，形状、大小、重量容易统一，所以铜贝和其他形式的青铜制货币很快流行起来，逐渐取代海贝这种自然货币，开始了向人工金属货币的演变。

典型的铜贝面凸起，有的横铸一道贝齿；底内凹。1953年在河南安阳商代墓葬中发现3枚铜贝；1971年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中发现铜贝109枚；近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两座墓地也出土铜贝3枚；河南辉县及山西侯马上马村的春秋战国墓葬曾出土大批铜贝；山东临淄齐故城于家村春秋墓中也有发现；陕西侯马周代墓群中曾发掘出铜贝达2100枚。

图1-3 銅貝



1-2 金属货币规范化和制度化

早期人工金属货币有模仿贝类的铜贝，以及参照其他特定对象形象的制品。现今出土的一些有争议的青铜器：如斧、馨、鱼、网状器，它们与实器形似而体积小，有的成小批量出土，且均在秦以前殷商墓葬中出现，许多古钱研究者信为早期殷商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前的西周、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家（部落）生活居住环境不同，各以其主要生产工具或特选对象为原型进行铸币，出现了复杂多样金属仿形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诸侯割据地域特色的四大货币体系，即：

1. 刀币：主要流行于森林区；以刀、斧、戈等利器为原型。

图1-4 齐国刀币





2. 布（铲）币：主要流行于黄河中游农耕经济地区；多仿铲、“布”等生产工具的形状。

图1-5 空首布币



图1-6 平首布币




“布”为“镈”的假借字，由农耕经济的铲形农具“钱”、“镈”演变发展而来，这也是后世把货币称之为“钱”的缘故。布币呈铲形，形式种类繁多，一般铸有文字，纪年数、纪地名，或纪钱币名称等。早期象形的“空首布”大而厚重，首部中空，犹如一种可插木柄的工具铲，流行于周、晋、郑、卫等国。其后布币演变为平首型，减薄变轻，在韩国、赵国、魏国、燕国等地广为流通。后日王莽复古改制时也曾铸造过布币。

布币造型艺术特别富于审美价值，今天人们仍把布币视作中国钱币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系由三个金红色的布币组成；中国农业银行的行徽则用布币和麦穗构成；人民币的水印也有布币图案。

图1-7 中国人民银行行徽




3）楚币：生活在湖水面较多区域的部落，以猎捕鱼为业，其铸币有似图腾，不一而足；下图为楚国通行的一种体形较小，形似鬼脸的 “蚁鼻钱”，俗称“鬼脸钱”。

图1-8 楚国蚁鼻钱




4）圜钱：在一些更为文明、发达的手工业区域，可能仿照生产工具纺轮或是玉器璧环，使用方孔或圆孔的圜钱。

图1-9 魏国圜钱



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帝不仅统一度量衡，并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废除了以前铸造的包括铜贝在内的形状重量各异的地方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以镒（20两）计，是主要在上层统治阶层行使的货币；又以原秦国的铜铸币，圆形方孔半两圜钱为下币，供民间日常交易使用。这样，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货币种类及其单位的首次统一。半两钱的圆形方孔形式，与古人的天圆地方宇宙观相符，穿轴加工而不会转动，也便于穿绳携带授受使用。这一铸币形式一直沿用到了清末民初。

--- 古时重量单位分累、铢、两、斤。10累为1铢，24铢为1两，16两为1斤。

图1-10 秦半两




西汉刘邦起兵之初，为了筹集军饷而自行铸钱；钱文袭用秦半两旧名，但实际重量仅3铢左右。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朝建立后，仍允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地方势力和豪绅富商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曾赐给宠臣上大夫邓通一座铜矿山，允许邓通开矿自由铸钱，故而富甲天下，“以铸钱财过王者”。是时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其中劣币充斥，严重影响发展社会生产，也不利于国家统一。

汉武帝元鼎4年（前115年），政府决定收回郡国和民间的铸币权，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钱币的铸造和发行，克服了过去铸币权分散，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等弊端，结束了币制混乱的局面。由此开始统一铸造五铢钱（钱重五铢，上有篆字“五铢”，标准重量为3.5克）。直至唐朝初年，五铢钱一直在中国流通使用，历时七百余年，是中国铸期最长的一种货币。留世数量庞大，品类繁杂。

图1-11 汉五铢

　　


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短暂王莽政权，自居摄2年（公元7年）开始，先后实行了4次币制变革，钱制混乱，乏善可陈；但其铸钱质量精美却是一代鼎盛。下图“货布”可见其不虚也。

图1-12 王莽时期的货布



君不见中国影片《英雄》（张艺谋导演），以秦始皇为主角，时在公元前221年左右，但“壮士”无名使用的道具货币竟是两百多年后王莽时期（公元14年）铸造的“货布”。“关公战秦琼”式时空错位乎。

东汉恢复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分裂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经济衰败，史称此时“钱法大坏”。为了省铜，五铢钱越做越小，有“鹅眼”、 “鸡目”之称，更有剪凿边圈，称剪边五铢，一枚钱改二枚，增大面额，百当千用。例外的有，北魏孝文帝实现了一系列成功改革，北魏“太和五铢”和“永安五铢”都能“重如其文”。

隋代隋文帝铸造“开皇五铢”结束了汉末以来三百多年钱制庞杂局面，这是最后一个使用五铢钱的朝代。

唐武德4年（公元621年），高祖李渊下令废五铢钱，统一铸造“开元通宝”。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开元通宝”一改旧制，取“开辟新纪元”之意，钱文不书重量而标明年号，概以通宝或元宝相称。“开元通宝”开创10进位制，每枚重2.4铢，为1文钱，积10文钱重1两，即10钱1两“以钱代铢”。从此结束了中国铢两制货币的传统，而进入“宝文制”货币时期。此制一直沿用到清末。

图1-13 开元通宝



唐朝安史之乱后，盛唐转衰，肃宗时为对付财政困难、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这是最早称“重宝”的钱，1文重宝当开元钱10文，引起通货贬值，物价飞涨，出现“米斗至七千”、“钱轻货重”的混乱现象。至晚唐时，由于采铜冶炼业迭遭破坏，恢复不易，采铜量不高，以致铸钱不足，加之产出的铜多用于造佛器，富豪趁机积聚铜钱，市面通货不畅。唐武宗只得废佛，将其铜像钟磬等全部销毁，取佛铜大量铸“会昌开元”钱（“乾元”，“会昌”均为当时年号），才使延续了半个世纪的通货紧缩现象有所缓和。。

五代十国是军阀割据混战分裂时期，政权林立，经济恶化，货币五花八门，币材除铜外还有锡、铁等。大额钱币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当万流行。是一个货币混乱时期。

两宋到明清除银、铜铸币外，产生了最早的纸币体系，为中国货币发展的又一转折时期，下文另有专门说明。

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除了使用唐宋所铸铜币外，也发行过民族文字与汉文类铜铸币。

由于古时的锡和铅比铜的价值要低，因此汉唐以来，政府在财政困难时，有时在制造铜币的过程中掺入锡和铅等金属，制得的铜币发白，故称白钱。北宋时由于铜的货源不足，在四川等地还流行过铁币。明朝中后期，大约从嘉靖年起，铜钱逐渐改成了黄铜铸币，结束了青铜铸币的历史。

清末引进制币机械后，光绪26年起机制铜圆，分“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大类；形状均按西式为圆币，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币制至此寿终正寝。

民国初期，铜币仍为通用货币，北伐战争胜利后，政府的货币政策逐渐转到纸币为主，铜元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930年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明令禁止旧铜元的流通，但各地造币厂依然我行我素，发行了众多种类的铜元，只是比前流通量大为减少。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禁止一切地方铸造铜元。

图1-14 光绪元宝




春秋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也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楚国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黄金货币的地域。充裕的黄金资源、富庶的国家财力，发达的商贸活动，使得楚国首先将黄金制成货币，用于王室收支和商业贸易。

当时的金币有“金贝”和“爰金”两大类，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固定形态的黄金货币；含金量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金贝”是黄金制作的人工贝。爰金也叫印子金、版金、金版或饼金，形状有版、饼等，用印戳打上文字；使用时需切割成小块称量。目前发现有郢爰、陈爰、尃爰、鎘爰等不同铭文。前者是地名，例如“郢”是楚国的都城，在现今的湖北江陵。后者“爰”（yuán） 可能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或货币单位，说法不一。

图1-15 爰金-郢爰



《韩非子》记载：“楚庄王使使赉金百斤聘北郭先生”。《韩诗外传》有：“楚狂接舆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赉金百镒造门，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镒，愿请先生治河南’”。这里讲的是楚王用黄金为报酬聘请能人为国家出力。它以镒（20两）、斤（16两）计。与其他实物货币之间，规定有严格的比价。《管子. 乘马》：“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邑．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

先秦和《史记》等典籍中，可见其他列国黄金流通的大量记载。“（晋公子夷吾）黄金四十镒”，“（陶朱公）十九年中三致千金”，秦用“三千金”买韩国美女送楚王等等。有人统计，光《战国策》上记述金百斤、百镒以上的事例就有30多起。人们形容家产丰厚，多用“千金之家”、“万金之家”、“家累千金”等。

从《史记》上看，两汉是一个使用黄金的活跃时期，汉高祖赐叔孙通“金五百斤”，文帝赏赐周勃二千金，赏赐陈平二千金，陈平用“五百斤金”为周勃祝寿，宣帝赏赐霍光先后共七千金。汉军征讨匈奴告捷，赏赐有功将士二十余万斤，汉武帝用黄金十万斤给方士去寻不死之药。西汉制度，聘皇后用黄金二万金。有人对《汉书》中皇帝赏赐臣下黄金的记载作过统计，总数竟八九十万斤。但后人研究以为，此金未必是真的黄金，也可以是当量的钱币。

近年从几十个地点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黄金。汉代黄金的主要形式是金饼和所谓“马蹄金”、“麟趾金”。“马蹄金”、“麟趾金”的重量一般为一斤。

由于黄金资源有限，价值过高，自汉代以后，黄金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一种玩赏、妆饰、保值的物品，作为持有家产的重要部分。

其实，不少钱币除了用铜大量制作外，也有以金制币的，包括半两、五铢等历代钱币；但多为宫廷赏赐的珍品，基本上不进入流通。无论是“五铢”钱还是“开元通宝”钱，至今尚无一枚金钱折合多少铜钱的记载。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30枚金“”开元通宝“，是该型金币迄今唯一的发现，可见其珍稀程度。

图1-16 金质开元通宝



白银在中国货币领域较晚露头角。中国产银甚少，而且银矿常与铜、铅等化合，冶炼分解技术难度较大。战国时期，中原地带出现过银贝，也发现过银币，但使用很有限。其后历朝用银多为出口商品换得，以出口顺差之大，乃至中国成为非产银的银货币国家。

唐朝以后，白银货币逐渐得到广泛流通。两宋币制，大宗交易用银，同时使用铜钱和纸钞。白银在流通领域的地位较前朝显得重要起来。今天遗存的宋、元银铤不在少数。

明中叶以后，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和铜钱一样普及的金属货币。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政府规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还订定了白银同钱的比价，白银遂取得价值尺度法定通货的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流通愈益广泛，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明朝后期，不仅大宗交易用银，连小买卖都使用白银，这在明朝的野史杂记、戏曲小说里有生动而翔实的记载。

清朝承袭明朝的币制，仍用白银和铜钱，也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是一种主要货币。银铜之间比价大体稳定在每两一千文上下。

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即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进入货币本位制度阶段。

长期以来，虽然国库和官方银库里的白银按照统一的成色与重量铸造成元宝以便存放，但是流通的并非白银铸币，而是零碎的块状物，使用时要经过计算成色、秤量重量等繁琐手续。大块的银锭要用夹剪切割，碎银或小块银锭需要在银匠那里重新铸造成更大的银锭。

中国古代不流行白银铸币的原因有很多。主因可能是：中国长期币制以铜为主；白银主要依靠外来，来源不稳定，官方不能为发行的银币提供保障，因而银铜兑价常变；特别是政治不稳，战乱频繁之际，一旦银价上涨，银币便被民间窖藏或改铸，导致市场流通额不足以支持银本位货币系统。所以历来只见小量铸造银币，主要用于颁饷厌胜等场合，如“赏功通宝”，实际流通意义不大。明代中期以前，白银还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

时至清代，所谓银两制，仍然处于相当原始和混乱的状态，由于全国各地衡制不统一，“两”的种类很多。大体而言，可分为官平和市平两大类。官平是由政府规定的用以衡量银两重量的标准，主要包括库平、市平、漕平及关平等。库平是康熙年间制定的政府征收租税、出纳银两所用衡量标准，一两等于37.301克。所谓市平，是官平的对称，指中国民间授受银两所通用的衡量标准；市平因地而异，如北京、天津的公码平，汉口、贵阳的估平，广东的司马平等，当时各地的通用市平有170余种以上。漕平是清代将漕粮改征白银时所采用的银两衡量标准。后来渐为民间采用，各地标准亦有不同，一般常冠以地名，如苏漕平、申漕平等。申漕平即上海漕平，其一两约合36.65克。关平是海关收税时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系因中外通商之需，1858年经《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一两等于37.7994克。

当时作为货币的白银，还有一个成色即含银纯度不一的问题。为此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假想标准即“纹银”，其成色为935.374‰。清代民间使用的白银，各地所铸的宝银成色自很低直至所谓十足都有，因此在前面冠以地名，如苏宝银、武昌宝银，足宝；或宝银申水标准，如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在流通时必须计算其成色。民间完纳钱粮，须由银匠和银铺将民间散银熔铸成足银入数。一些吏役勾结银匠趁机在银两成色、分量上盘剥百姓，造成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 宝银的成色通常高于纹银。例如“二四宝”即每五十两贴水二两四钱，亦即一锭五十两的“二四宝”银锭折算为五十二两四钱标准纹银。

图1-17 银元宝



图1-18 银锭



外国银币的输入，对中国货币体系形成了决定性的冲击，并最终推动中国实现了向银本位制的转变。

明清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

南美洲拥有藏量极为丰富的银矿，秘鲁、墨西哥等国均开采出数量惊人的白银。16世纪中期（明嘉靖二、三十年间）至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世界银年产量保持在 9,000,000至17,000,000盎斯之间；南美洲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80%。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17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20%。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而中国，物产丰富，独缺白银，自然视白银为奇货。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于是导致了丝绸、陶瓷等特产外流，而银币内流的局面。

明清输入中国的外国白银，多为银币形式，林林总总有数十种之多，“闻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等语”。其中主要的外国银元有“本洋 ”（西班牙银币，有双柱、卡罗斯三世、卡罗斯四世、费迪南七世等版别）、“马剑”（荷兰所铸，因币面所铸为骑士策马执剑图，故名）、“鹰洋”（俗称英洋，墨西哥所铸，币面为一苍鹰，嘴叼一条挣扎扭曲的长蛇，昂然站立于仙人掌之上。）、“龙洋”（日本铸币，亦名龙番，背面刻有蟠龙纹而得名）。这些标准划一、制作精美、大小适中的外国白银铸币进入中国，就受到民间喜爱而快速流通，较之传统流通的元宝和碎银，产生了“良币逐劣币”的效应。

图1-19 墨西哥鹰洋



晚清货币流通极为混乱。1904年出版的《中国新圜法案诠解》曾记载道：“查中国各通商虽兴用银元，然用者式样不等。如上海、天津通用鹰洋，满洲则有俄国卢布货币之处，广州、汉口及他省有用本省总督所铸之银币，此外尚有别式银货流行各处。内地乡间用银亦罕见，大抵交易以铜币为主。查中国币制，现在以分两为准度。惟所谓分两者，各处之平色不等，故各地银两之价值，亦参差不齐。查上海、天津、北京色皆不一。”

道光以后，引进了制币机械设备，开始自铸地方银元。光绪15年广东试铸“光绪元宝”大龙图案的机制银元以后，有了自己的国家级银币，中国的银币单位开始了从“两”向“元”的过渡。所铸的银钱，形制样式均仿自外国银元。

清宣统2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条例》，正式采用银本位制，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90%，正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

图1-20 大清银币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3年（1914年），制定了《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中国的货币单位，但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于是政府大量收购旧币，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在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清朝政府的“大清银币”、“光绪元宝”等银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民国3年、8年、9年、10年等）。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大型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均用银本位币授受。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孙中山头像”银元。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制，改行相当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信用法定纸币--法币政策。

图1-21 民国银币






至此，中国货币领域正式转进纸币阶段，金属货币仅作辅币之用。

国民党统治区在1948年8月19日实行金圆券，旋即失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际，一度旧日银元、铜币卷土重来，回归流通领域，顶替形同废纸的金圆券；直至政权更迭，重开新猷。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币登临历史舞台，除西藏地区因特殊原因曾短期使用银元外，各种银元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价收兑，禁止流通。


1-3 纸币的诞生和变迁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飞跃性重大进步。

中国纸币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宪宗时的“飞钱”。

汉武帝时因长年征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曾铸行次品“三铢钱”和“白钱”（用廉价的锡和铅等铸成的合金币）等不足值货币来搜刮民财。此外在元狩4年（公元前119年）发行过“白鹿皮币”；利用宫苑收集的白鹿皮，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定值40万钱。其价值远高于皮币的自身价值，只是作为君主和王侯之间馈赠之物，并未进入流通领域，不久即告废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可算是纸币之滥觞吧。

“飞钱” 亦称“便换”，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业兴盛，外出经商携带大量铜钱诸多不便，可到官方付款换取一种凭证，载有去往地点和钱币数额，然后持此到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称“飞钱 ”。“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凭证，本身不介入流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其后有些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成为一种变相的通用货币。这可能是宋元纸币产生的渊源了。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首倡的“交子”，是真正纸币的开端。

宋代商品经济比较繁荣，需要更多流通货币。当时铜钱短缺，难以满足需要。四川地区不得已而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逾25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开发一种轻便的货币。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完全统一，存在着几个各自为政、互不通用的货币区。时有13路（宋代行政单位，相当于省级）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禁止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恰可防止铜铁钱流出。尤有甚者，宋朝经常遭受辽、夏、金等攻袭，军费和赔款开支浩大，也需要发行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北宋时期的印刷工艺技术成熟，恰能满足携带方便而又能大量复制这一要求。于是纸币---“交子” 应运而生。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期，四川成都首先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放现金的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报酬，即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称为“交子”，当时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一些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立分铺。由于交子铺户多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难以伪造，所以赢得了很好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往往用随时可以变现的“交子”来支付货款，于是 “交子”逐渐具备了货币的功能。

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动用部分存款，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开始印刷有统一格式和面额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推向市场。这种“交子”就是代表了铸币的信用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只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尚未取得政府认可。

交子铺户并非一律恪守信用。有些惟利是图的铺户，会滥发交子，恶意欺诈，敛钱卷逃，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得地方官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 ，严禁民间私造。这是中国最早由中央政府主持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公认发行最早的官方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填写的金额一般为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官交子”发行额有限制，设置金属铸币准备金（钞本），规定分界（分期）发行。起先规定每界3年（实足2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以四川铁钱360，000贯为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与钞本间约7成的差额，便是政府收获的铸币税了。交子”的流通范围最初基本上限于四川境内，其后逐步扩大到了其他地区。

神宗时，放宽规定，一次印行的交子可连用两届，相当于发行额增长一倍，交子开始贬值。宋哲宗时，由于无限制地增印，交子严重贬值。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改“交子”为“钱引”，以代替贬值的交子；并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来四川也在大观3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不同，它以“缗”（mín）为单位，同贯，相当于一千钱。“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较精良。但“钱引”不置准备金（钞本），不许兑换铸币，而且随意增发，因此不久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自宋仁宗决定收归官办，到南宋亡国的二百五十多年里，宋朝先后发行了“交子”、“钱引”、“小钞”、“关子”、“公据”、“会子”，以及地区性的“两淮交子”、“湖北会子”、“银会子”等多种纸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北宋的“交子”，发行量最大的是南宋的“会子”。

据说，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收藏。可靠的“交子”样本至今尚无发现。

南宋经济倚重靠海外贸易，钱币大量流失海外，致使纸币使用更加普遍。

南宋最主要的纸币是“会子”，总共发行近14亿贯，如照当时１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由此可见其规模和重要性。

南宋初年，还发行过一种代替白银流通的“银会子”，以钱为单位，面额分为1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没有在全国流通。

“会子”首先起于民间，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 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会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会子”发行之始，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14）。可见一代帝王对发行纸币之重视。起初“会子”由临安府印造，以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保障币值坚挺，“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

图1-22 南宋纸币“会子”



随着“会子”发行量的逐渐增多，也为了防止伪钞的流通，政府改革发行制度。在乾道4年（1168年），议定立界限（期限）额发行“会子”，期满回收。“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

南宋一面抗金，又屡与蒙古军队作战，长期战事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除了增加税收外，就是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淳熙3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3年，以后，乃至展期10年、20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无形加剧了流通中货币的膨胀。

淳熙4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发行准备金不再增加；随着纸币发行额的迅猛增长，钞本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到了12世纪60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索性就无钞本发行了。

财政困难和政治腐败，使得南宋君臣破坏了自己制订的兑界和界额。第九界以后“会子”发行陷于失控状态，价值每况愈下。至淳祐7年（1247），“会子”极度恶性膨胀，致使造新换旧制度无以为继。十七界“会子”每缗尚值铜钱300文，十八界每缗只能兑192文。南宋末年，二百贯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自边烽未撤，楮券（纸币）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而钱监所铸之钱，比祖宗盛时，仅二十之一，上下百费，悉抑于楮。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端平初，谋国者不思所以变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说。循至于今，楮价之损，几不可言”（《杜清献公集》卷9）。

历界会子的发行情况见下表。


表1-1 南宋历界会子发行量
界 分 发 行 年 份 发行额 流通期限
第一界 乾道四年（1168年） 1000万 3年
第二界 乾道五年（1169年） 1000万 3年
第三界 乾道七年（1171年） 1800万 6年
第四界 乾道九年（1173年） 1800万 6年
第五界 淳熙四年（1177年） 1800万 3年
第六界 淳熙六年（1179年） 1800万 6年
第七界 淳熙十一年（1184年） 2323万 9年
第八界 淳熙十三年（1186年） 2400万 9年
第九界 淳熙十五年（1188年） 3000万 3年
第十界 绍熙元年（1190年） 4000万 9年
第十一界 嘉泰元年（1201年） 3633万 9年
第十二界 嘉泰三年（1203年） 4759万 6年
第十三界 开禧元年（1205年） 5548万 9年
第十四界 嘉定二年（1209年） 11263万 22年
第十五界 嘉定四年（1211年） 23000万 20年
第十六界 绍定五年（1232年） 32900万 9年
第十七界 端平元年（1234年） 42000万 30年
第十八界 嘉熙四年（1240年） 50000万
淳祐六年（1246年） 65000万
景定四年（1263年） 每日增印15万
（资料来源：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


南宋咸淳初年，度宗（1265－1274年）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废“会子”而行“关子”，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金银关子”，一面增加楮币的流通量，一面下诏“严申减落之禁”，好比自欺欺人，根本不能挽回信用。结果是“‘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通货膨胀达到了南宋最高峰。南宋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关子”便与宋偕亡。

元朝（1279-1368年）币制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广泛、大量地发行和流通纸币。可以说是纸币的黄金时期，纸币成为中国的主要通货，管理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

元朝版图辽阔，诸汗国横贯欧亚，发行轻便的纸币，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是通商的必要中介。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至元24年(1287年)印發“至元通行寶鈔”，元武宗至大2年(1309年)曾發行“至大銀鈔”。由于南宋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最早的信用货币条例“十四条画”和“通行条画”：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以丝和银为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如此定制，被后人称之为银本位纸币制度的创立，在世界史上尚属首次。

元世祖于至元13年（1276年）收兑江南当时流通的纸币，即南宋的“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交钞”也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这样，全国的纸币就统一了。

图1-23 中统元宝交钞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后，于1298年发表的游记中惊奇地说：“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可以换取金条。”“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他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将纸币介绍到了欧洲和世界。美国当代学者劳勃特•坦普尔（Robert G. Temple）在他的《中国英才》（The Genius of China）中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元朝早熟的币制，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具备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那个依靠爆发性武力而起，但如风而逝的庞大帝国，根本不存在起码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无力形成一个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大环境；即便有了个好制度，也没有可靠履行的保障。日趋腐化的蒙元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对连年对外用兵造成的财政压力，很快就自坏成法，失信于民。短短20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进一步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权货币都是昙花一现，不久均为大明敉平。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知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明廷仍决定采行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8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一代印发的唯一钞票；票幅面积为 338 × 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票幅最大的纸币。

图1-24 大明通行宝钞



大明宝钞与宋元纸币的显著区别，在于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流通的“信用纸币”。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成了“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发行不及百年，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纸币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

从信用货币制改弦更张，回归金属货币制，可以约束王朝任意创造货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此鼓励投机与贸易；但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是：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以及经济运行体制存在致命弊病，中央政府仍然丧失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

晚明对外贸易，出现大规模的净输出，和白银的净流入，却没有买回相应的国际贸易产品。货币大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不止，造成穷人难以生存，中小生产者纷纷破产，而腐化贪婪日甚的特权阶层却变本加厉狂征暴敛；那时，上至皇帝、官僚，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正德、嘉靖时，权倾朝野的大臣刘瑾、朱宁、严嵩父子等所藏白银亦皆千、百万两计。

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渐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国富民穷”变成“国穷民穷唯官富”。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多地把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社会性大量货币沉淀，催生了通货紧缩，生产投资更加疲弱，内需购买力越来越萎缩。因此，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穿着破龙袍，而仅是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

宋、元、明三代和金朝都用纸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重要关联。

清政府面对前朝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决定禁行纸币，全面承袭了类似于明朝嘉靖年间实行的银两制度，维持着原始的金属秤量货币体制，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和信用纸币相比，“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八章 黄仁宇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但也是无奈的倒退。

直到咸丰3年（1853），太平军直捣南京，国本动摇之际，清政府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以图“济银之不足”，挽救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但发行的钞票并无本金，不能兑换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尽管规定“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政府各种支出和税收中搭收一半银票，但没有储备保障，加之投放过多过骤，印刷技术落后（较宋元无甚长进），纸币防伪较差，各地不予认真执行，甚至有外商在民间低价收购充抵关税，使钞票迅速贬值，加速通货膨胀，成为一大社会累赘。10年后，即同治元年（1862）就停止使用。当时人们将宝钞官票合称为“钞票”，这一称呼却沿用到了现在。

图1-25 大清宝钞





以上中国纸币，钱币界统称之为古钞。


1-4 现代纸币时期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不同，除了失败的元朝纸币外，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以及纸币（有时偶用谷、帛）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各个朝代本身的货币制度也很不一致，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种种变化和区别。

西欧经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走出了中世纪黑暗时期。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际，可见资本主义加快萌生，城市兴起，商务、外贸发达，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带动社会各方面所有一切发展变化，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是“民主与科学”，意味着从处理人际关系的政治制度上，以及掌握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上，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533年，长期在意大利从事天文学研究的教士，60岁的哥白尼，在罗马提出了天体运行理论，标着现代科学的开始；1609年，德国科学家开普勒发表《新天文学》阐述了行星运行三大定律；1610年前後，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应用数学方法概括自由落体实验结果，发现惯性定律，改进了开普勒发明的望远镜用於天文研究，支持哥白尼学说；1628年英国医生哈维发表《动物心血运动研究》，发现了血液循环现象，是为现代生理学的起点；1637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笛卡儿出版了《方法论》一书，认为除了上帝和人类灵魂，可用机械原理解释宇宙万物，强调数学原理在科学中的应用，并发明了解析几何；1674年，荷兰业馀科学家列文霍克发现微生物世界；1669年起，英国伟大科学家牛顿，在光学、声学、数学（是他发明了微积分）、力学、天文学、热力学等广大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可以用来解释众多的物理现象，可以用作精确的预测，奠定了日後引起世界革命性变化的那些科学理论的基础；1698年，托马斯．沙费取得了抽水用蒸汽机的发明专利；1712年英国人纽可门取得了改良型蒸汽机的专利；1764年，苏格兰发明家瓦特对纽可门蒸汽机作了重大改进，使成为具有实用意义的工业动力设备，於1769年获得了此项专利，从此人类摆脱了自身和畜力的体力局限，生产原动力得以成千上万倍扩大，人类文明展开第二次浪潮的工业革命由此为始。

新兴资本主义列强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拥有划时代的军事打击力量。18世纪中叶，相当于清朝乾隆年间，以英国为主导，借助商贸扩展和军事实力推动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运动轰然而起。颟顸自闭的大清帝国浑然不觉，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人类世界空前大变局已然到来。当东西方终于碰撞，大清国被迫打开国门，被动因应时，处处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因循千载，陈旧、落后、混乱的银两体系或是屡试屡爽的纸币体系，在国际金融大博弈中，水准悬殊，极不对称，无疑成为大输家了。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动展开对外贸易，外商以大量银元换取巨额中国物质财富的同时，列强凭借特权，纷纷在中国设立租界，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直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纸币可分两种：一种是用中国货币单位，如汇丰、德华和花旗等银行，按中国货币单位发行了不同面额的银元票和银两票，在长江流域有颇为流行。一种是用外国货币单位，如帝俄在中国东北所发行的卢布票，日本于日俄战争时在中国东北所强制实行的军用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金票，以及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华南地区所发行的港币等等。

随着中国主权的不断丧失，本国货币得不到政府的有力保护，于是中外、新旧、官私各种货币在不同的经济层面自由流通，“错出而无统”。致使中国货币在“自由竞争”中处于劣势，金融的主动权逐渐向外方转移，更加恶化了中国的金融环境。据统计，当时外国银元、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和周边国家的纸币约达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30%。

清朝后期“圜法紊乱，匪夷朝夕”。外国人士在对中国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无怪乎认为“币制之坏，至中国而极”,“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的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光绪年间，许多朝野人士看到了西方币制的优越性及中国社会对币制变革的迫切需求，纷纷指陈:“中国不自印钞票，自铸银币，乃使西人以数寸花纹之券抵盈千累万之金，以低潮九成之银易库纹十成之价。”开始呼吁“自办银行”，“仿造西法办理”,“明以收回权利，暗以便益民生”。

时任大清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在督办铁路的经历中认识到创办银行不仅利益丰厚，而且可以改革货币，利于本国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在光绪22年（1896年）向清政府呈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的奏折，称：“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建议设立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次年4月26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上海，另在北京、广州等地设有分行。

中国的新式纸币，初现于清光绪21年（1895年），即由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和台湾先后发行的银元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作为本国最早的银行，翌年（1898年）起开始发行纸币，实为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才有了本国银行发行的现代形态纸币。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权直至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才被取消。

图1-26 清末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首版可兑换银两的纸币



清代末年虽然加紧展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但时不我与，已来不及挽狂澜于既倒。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年创立了中华民国。1914年推出的《国币条例》，确定实行银本位，以银元为中华民国国币；并试用强制手段限制外币。1917年全国财政会议通过《推行国币办法》，规定财政税收机关不得收受外币。地方政府也屡有限禁外钞之举。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颁布首个禁用外币法令《行使外币取缔条例》。以上努力，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30年代，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中国白银不断外流，而且货币发行杂乱不堪，银本位币制无法持续。国民政府在1928年北伐统一中国后，开始施行货币改革，通过行政命令，以官股入股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变相将其控制权改为完全国有（原是半官办银行）；加上国民政府原有的中央银行，政府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银行业。1929年，美国陷于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总统为示好国内产银州的议员，于1934年通过“购银法案”，由财政部购入白银作为储备，顿时引起国际银价高涨。中国当时为第3大银本位国家，即时出现白银外流，通货收缩，引发利率急速上升，部分银行钱庄倒闭。于是货币改革成为国家理财当务之急。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Fiat Money），简称“法币”。并禁止银元流通，将白银收为国有。

法币的发行，结束了中国的银本位币制。规定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银币、生银、银锭、银块等类现金。法币的价值基础不再是银本位，也没有规定含金量，初期与英镑挂勾，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法币的价值，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协定，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

由国家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保证的法币，使货币与价格波动的贵重金属脱钩，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进步的金融制度改革，亦是现代国家金融体制下应有的特征。实行法币体制，统一了国内的货币，政府控制了通货发行权，并将白银等硬货币集中管理，对抗战时维持中国艰难的财政，可谓功不可没。

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1年英美参战前，日本为破坏中国后方经济，在日占区强行以伪币收兑法币，再以走私物资套得法币，送往上海兑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国民政府分别从英国及美国得到超过1000万英镑及5000万美元贷款，但仍不足支持法币汇价。至1940年起，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于是法币的价值开始下跌。

1937年抗战爆发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对日抗战期间，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抗战胜利时，面额总值已达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400倍。1946年后，国民党政府为支付与共产党革命军队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面额总值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3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由于纸钞已越来越没有价值，当时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原料而获利。

图1-27 中华民国法币










面临法币土崩瓦解，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以黄金为本位，发行金圆券（每元含纯金0.22217克）取代法币。可是金圆券的膨胀速度比法币有过之而无不及，10个月上涨170万倍，各地纷纷拒用。民间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和铜币。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共产党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

哈，我还有一些这图上的“光绪元宝”和一些银元，不知还能值多少钱~~~

蚁鼻钱不像蚂蚁鼻子像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