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二楼的葛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法国声乐留学生，举止很具绅士派头，说话慢条斯理，拉长着腔音，每句话都说得很有分寸，听别人说话也是一脸的耐心和诚恳的笑容。
葛教授常在早上练声，我还在被窝里睡得香甜时，就听到他嘹亮的嗓音从楼上穿透下来，大概觉得葛教授善良好欺，前面那幢房子的孩子经常在葛教授开始练声时从他们的后窗大声朝着葛家窗户喊叫，听着他们大叫：葛朝址， 割脑子！我会在被窝里偷笑。很奇怪的是，与葛教授为邻十多年，完全记不得葛教授唱过什么歌曲，想起他，只有咪咪妈妈的练声调子留在记忆中。
当年我们与葛教授家共用底楼的厨房，葛教授常来到旁边的灶台亲自煮咖啡，这时候厨房会弥漫着浓浓的咖啡香味，我会暗暗贪婪地嗅着这股香气，这与我们在普通食品店买的七八分钱一袋的咖啡味完全不同。不知当年他是怎么搞到正宗咖啡的。
文革期间他家没保姆时，他常来厨房帮太太端碗盘上下楼，我家老爸最早发现说：你们看到他托举碗盘时的架势吗，很有气派，全上海的饭店可能都找不到有这个范儿的服务员，到底是留学法国的。
葛教授的太太是音乐学院钢琴伴奏老师，母亲告诉我她的手风琴拉得极好，她的音箱掌控一流，音色极美。可惜音乐学院不开手风琴课程。我记忆中的葛太太很时髦，短发微卷，眉毛修得细细，衣裤永远剪裁合身，式样别致，在素衣素发素面的年代，她显得与众不同。母亲说葛太太是我的大恩人，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牛奶订不到，葛太太把她的那份让给我享受了整整一年。
葛家俩儿子是我们楼里唯有的男孩，他们只能跟我们这些女孩玩，女孩的办家家跳橡皮筋游戏令他们没兴趣，经常要求我们迁就他们，好在男孩子冲冲杀杀的游戏我也喜欢，拿着木棍玩打仗不尽兴，缠着父母买了一把长枪。没少跟着他们在楼道里横冲直撞的。不过记忆最深刻的是有天葛家大小子心血来潮，用颜料做了很多瓶针剂，说他开医院了，要我们排队看病，怀着好奇我们围过去，看着他拿出五颜六色的药瓶，先问我：哪里不舒服？嗓子疼，他拿起自己用竹筒做的针管说，给你脖子上打一针就好了。我拔腿边跑。下一个说肚子痛，他说肚子来一针，那个孩子也逃走了，轮到他弟弟，说头疼，但看到他哥要往他头上扎针，也学着我们起身就逃，不过这次“医生”不饶了，盯着弟弟紧追不放，把他逼到屋角，拿起”注射器”往他脑袋就扎，老二裂开嘴大声嚎哭，鲜艳的颜料从头顶顺着脸盘流下，把一张扭曲的哭脸勾画得滑稽不堪。到现在我想起那个场景还会笑。
葛家老大毕竟年岁比我们大不少，上了中学后便不屑与我们玩了。老二还继续扎在女孩堆里玩。老二胖，脸圆，加上后脑勺扁扁的，我们叫他大饼头，到了天热时，大饼头毫不顾忌自己一身肥肥的肉，鼓鼓的肚子，常打着赤膊，摇着一把大蒲扇晃进门：白相啥？
我去北京上学后不久，他们一家搬去音乐学院另一处住所，就彻底失去了联系。前几年我在网上发现一个视频，看到那个引吭高歌的男歌唱家名字，我笑出了声：那不是大饼头吗？记忆中那张小时候被他哥弄哭的花脸，与眼前荧幕上的人严肃的歌唱家距离太遥远了。早就听说葛家两兄弟都继承父业当了歌唱家，但亲眼见到成了声乐家的大饼头还是有点回不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