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拍照的岁月（四）
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三女工夜校
1945年，上海地下党已经从抗战初期的600多名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党员，还有数以万计的积极分子分散在各行各业。地下党组织改组成六个委员会，分别主管工人运动（工委）、学生运动（学委）、教育界（教委）、文化界（文委）、警察（警委）和近郊。为了安全，各委员会都由华中局直接领导，委员会之间互不联系。父母依旧留在工委，搞工人运动。
日寇投降后，迁到内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迁回上海，努力恢复女工夜校。到1946年，上海已有女工夜校六所，学生增至1000余人。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再由父亲个人出面办夜校，父亲办的勤新和启新两所工人夜校停办了。在培正小学，女青年会开办了第三女工夜校，这所夜校由母亲负责。
1946年秋，第三女工夜校来了一位年轻的地下党员聂老师，她刚从高中毕业。聂老师描述了她初到第三女工夜校的情况：
“抗战胜利一年后的杨树浦，市面仍旧十分萧条。8路有轨电车过了八埭头，车厢里的乘客已寥寥无几。临近黄昏的马路上，冷冷清清，使人感到凄凉。当走进培正小学时，我却见到另外一番景象：狭小的教室里，坐满了青年女工，看上去年龄和我相仿，齐耳的短发，整洁的衣衫，一个个是那样纯朴……下课放学了，在一般的学校里，学生背着书包就跑，这里的许多学生，好像舍不得离开课堂，亲昵地围着老师，有说有笑地提问题，谈家常。第三女工夜校的负责人王老师（党员），等夜校学生走完以后，介绍我认识了其他老师。这个晚上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学生有礼貌，守纪律，求知欲强。这里的老师，很热情，很诚恳，爱学生。”
小聂老师提到的王老师就是我母亲。
小聂老师刚到学校时，一心想让学生多学点知识，上课讲的内容很多，下课布置一大堆作业。有一天，母亲跟她一起批改作业，就启发她要了解自己的学生。根据聂老师的回忆，“王老师对我说，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逢到加班或是倒礼拜，工作时间更长。女工比男工更苦，在厂里受剥削压迫，回到家里，男尊女卑，也没有地位。她们能到夜校来读书，非常不容易。”在母亲的指引下，聂老师走访了一些学生，看到了她们居住的阴暗狭小的“鸽棚”和极端贫困的生活，夜校成了她了解工人阶级的一个窗口。她根据女工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了教学方式。
杨树浦发电厂寻阿哥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被日寇关在集中营的外国侨民也被释放了。
1945年9月美商从日本集中营返回上海电力公司（上电），决定废除日伪时期的规定，恢复原来的规章制度。厂方宣布，华籍工人的基本底薪一律降到日伪时期的66%，华籍职员降到82%，而外籍职员则提高到116%。这一决定让华籍职工忿忿不平。
那时候，地下党正在帮助上电筹建工会，面对种族歧视，工筹会及时向厂方提出“同职同薪”的要求，得到了上电华籍职工的一致支持。
可是，美商对工人的要求不理不睬。于是，上电下属的杨树浦发电厂工人1945年9月底举行了罢工。罢工期间，国民党市党部和公用局的代表出面调解，美商勉强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同职同薪和工会合法化的要求。
家里来了父母地下党的朋友，往往会聊起往事，聊着聊着，就会提到杨树浦发电厂1946年1月轰动上海的大罢工。
这场大罢工是因为美商口头上接受了工人同职同薪的要求，却迟迟不调整华籍员工的工资。相反，美商制定出一套名目繁多的工资方案，为的是减少职工福利。这让职工非常气愤。不仅如此，美商还借故解雇了几名工筹会的代表，并扬言要解雇日伪时期进入上电的几百名职工。
这一系列行动使职工忍无可忍。1946年1月23日，爆发了大罢工。上电2800名员工集中到杨树浦发电厂驻厂罢工，要求同职同薪，被裁职工全部复工，保障职业，保护工会。罢工延续了九天八夜，震惊了全上海。
为了争取市民的支持和同情，工人决定罢工期间不断电，这样不影响市民的生活。他们的口号是“只发不修，只供不收”。就是说，发电管发电，供电系统出了问题他们不修理，而且只管供电，不收电费。
罢工第一天的下午，国民党政府就派警察进驻发电厂。驻厂部队国民党新六军与工人关系融洽，同情罢工，与警察发生冲突，新六军架起了机枪，赶走了警察。
罢工期内，国民党政府几次出面调解，劳资双方也进行过几次谈判，均无结果。
到了罢工的第九天，1月31日（小年夜）上午，国民党突然调走了驻守发电厂的新六军。得知国民党将武力镇压罢工后，地下党市工委委员陈公琪来到培正小学，让母亲赶紧去发电厂找上电罢工总指挥沈涵。沈涵跟罢工工人一起住在厂里，八天没回家了。
母亲到了杨树浦发电厂，自称是沈涵的妹妹，纠察队让她进了厂。她在厂里找了一圈也没见到沈涵，东问西问，最后在厂对面的理发店找到了他。母亲推门进去，对他说：“阿哥，爷叔叫你马上回去。”沈涵一听，马上跟着母亲赶回培正小学，从陈公琪那儿得到消息后，随即回厂加强了纠察队，防止当局破坏。
小年夜下午，一群特务带着几十名从三星牙膏厂被骗来的女工，打着“要丈夫回家过年”的横幅，以“索夫”为名，冲进电厂大门，见人就打。大批军警随后开进电厂，驱赶罢工工人出厂，逮捕了十多名工会代表。当局随即向外宣布，发电厂因罢工发生动乱，军警被迫采取措施，维持治安。
2月1日（大年夜），一部分职工被迫复工，他们仍旧“只发不修”，磨洋工，或借故离开岗位，造成发电量急剧下降，上海供电不足。
总指挥沈涵和其他一些未遭逮捕的工会代表带领了由2000多名上电职工参加的请愿团，包围了社会局，要求释放被捕者。上海法商电灯电车公司（法电）工人也来声援，法电的工人还故意让有轨电车在社会局门口排起长龙，以阻止军警采取武力镇压。同时，一些进步报纸，如《大公报》和《时代日报》都报道了“索夫团”事件真相，揭穿了当局动用军警维持治安的谎言。
社会局的劳工处长是地下党卧底，在商讨是否动用军警驱逐请愿团的关键时刻，说服了社会局长缓解矛盾，避免了更大的流血事件。
当天晚上（除夕夜），上海市长钱大均正在官邸宴请高级文武官员，突然断电了。这是法电工人借口上电发电不足影响了法电，故意切断了杜美路（今东湖路）市长官邸附近的电源。那一带有不少外侨和高官的住宅，市长觉得这时候断电影响不好，上电罢工的事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除夕夜12点，所有被押的上电工会代表都被释放了。
这次大罢工的结果是美商同意了工人的所有要求，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开除罢工总指挥沈涵。根据地下党保存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沈涵主动辞职，离开了发电厂。
我喜欢听杨树浦发电厂大罢工的故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就像在看一场电影，可是比我们平时看的电影惊险，因为辨不清好人坏人。在这场大罢工中，工人里有坏人，那些打人的女工，来找“丈夫”是受骗，打人难道是受骗吗？国民党里有好人，国民党军队怎么会为了工人架起机关枪赶走军警？市长应该是大反动派吧，居然会同意释放工会代表？国民政府也在努力，出面调解劳资矛盾。虽然这个故事让我产生了许多的疑问，但是我比较懂事了，书上的故事可能不太完整，而父母和地下党的叔叔阿姨不会骗我，他们的故事一定更真实吧。
潜匿闹市之中
从1942年一直到解放前夕，培正小学成功地掩护了沪东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沪东工委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工委领导也常在这里碰头，每次都由母亲为他们放风。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发展很快。到1946年底，党员已经从1945年的2000多人增加到了5000多人。人数多了，活动也多起来。
培正小学成了地下党和解放区的交通中转站，有些受到国民党注意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常被安排到培正小学当教师作为过渡，再由交通员到培正来接他们，把他们带入解放区。同样，交通员从根据地带到上海的同志，一般都在培正住一夜，第二天再分散到各处去。
在这看似宽松，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每天都在进行秘密活动。父母的责任，就是营造维护“宽松”的错觉。父亲不动声色，周旋于三教九流，游走于龙鱼之间；母亲灵活机智，胆大心细，保证来往人员的安全，他们是绝好的搭档，不但保证了地下活动的顺利进行，还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
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父亲决定把培正办得更加正规，他四处筹款，顶下了华忻坊201号的房子，扩大了教舍，开辟了操场，扩组了校董会。并以校长的身份向校内别的系统的地下党员打招呼，暗示他们不要太暴露，努力使培正这个革命据点能够站稳脚跟。
考虑到培正小学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加入国民党，以便更好地掩护地下活动。可能父亲比较能干，人缘又好，几个月后，莫名其妙被委任为国民党区党部委员。这件事，曾经得到地下组织的赞许，然而，在解放之后，却成了“历史”问题，给父亲带来无尽的灾难。
母亲经常走访夜校学生，对杨树浦一带脏乱拥挤的贫民区，迷魂阵似的七拐八弯的小弄堂，熟门熟路。跟学生拉家常，让她掌握了不少信息，大工厂的前门后门边门在哪儿，厂里有哪些重要车间和部门，谁的大哥在水厂看门，谁的表弟在纱厂维修机器，谁的阿姨在弄堂口卖香烟，这些看似无用的信息随时都可能变得有用。
有一天，母亲在弄堂口发现两个陌生人，正向人打听，“XXX你认得吧？住在几号？”母亲一听，问的是一位准备撤离到解放区去的培正老师，赶紧转回身去。她怕那两人盯梢，走到离开培正还有几栋房子的一户人家，看到前门开着，就走进去，穿过天井和客堂间，从后门出来，早一步赶到培正，让那位老师出去躲避一下，等那两个人到了，母亲正在隔壁邻居家的后门口聊天，她走过来，客客气气，“哎呀，你们来得不巧，那个老师前两天就辞职离开学校了。”
在险恶的环境里，父母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出门注意有没有尾巴，别人多看他们两眼，就得多绕几个弯，多走几条街，多穿几条弄堂，多换几部公车电车。说话更是小心翼翼，得把应酬的话说得顺顺溜溜，又没有实际内容。带点敏感的文字材料，看完及时销毁。需要留下的文字，藏在棉袄的夹层里，鞋垫的下面，包书纸和书的中间，装满大米的米缸里，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力求完美。任何事情，都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经过五年的共同办校，父母终于走到了一起，1947年11月他们结婚了，没有拍结婚照。婚礼那天唯一留下的是一张五彩的结婚证书。上面写着，他们是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的结婚典礼，主婚人是家里的亲戚，介绍人是父母的朋友和青年会的工作人员。
这张证书，实际上是一张表格，凡是去青年会举行婚礼的都需要填写。也许母亲的毛笔字写得比较好看，那天是她填写的表格。那对新人的信息，除了姓氏和籍贯以外，名字年龄都不是真的。因此，这只是一张半真半假的证书。哪怕是在举办终身大事的大喜之日，父母依旧保持着外弛内张。
未完待续。下一部分记录了父亲被特务逮捕，入狱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