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少年挨了妈妈打之后跳楼身亡的新闻，让我想起一个消隐在记忆深处的朋友。
大概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学出门早，路上几乎没遇到相熟的小伙伴，除了同班的男生杨文。他个子不高，文静秀气，平时很少和女生讲话。
他本来走在前面，忽然停下脚步，等着我赶上来，侧头问：“有一道数学题你会做吗？”
吓了我一跳。
他说：“十棵树种五排，每排种四棵，怎么种的？”
好像比鸡兔同笼还难，我想不出答案。
他从路边捡了一个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五角星，指着五角星的几个交叉点说：“你数数，正好十个。”
他自豪地告诉我，是从一本习题集里看来的。
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很可爱。
我们两家离得不远，但是在漫山疯跑的孩子群里，从没见过他的身影。
他爸爸是厂里的工人，脾气暴躁；妈妈是家庭妇女，软弱善良。全家五口只靠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和大部分双职工家庭相比，经济条件差很多。杨家的孩子用“学习文化”起名，他排行老三，上面有一哥一姐。邻居们开玩笑说，杨家老三学习好，是因为把文化两个字都收了。
杨家哥哥继承了爸爸的急躁性情，父子俩经常冲撞，弟弟个性温和，从小就懂得察言观色，多干活少说话，很少挨训和挨揍。
我十二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白雪皑皑的晚上，杨家出事了。
他哥哥，当时十七八岁，早早离开学校进工厂做了学徒，已经是个很高很帅的小伙子了，和父亲争吵之后，转身到外面小棚里喝下一瓶敌敌畏，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再也不用骂我了！
我们住的地方，是黑龙江大山深处的一个只有代号没有名字的兵工厂，离最近的县城还有三十里山路，根本来不及抢救...
杨文在学校里越来越沉默，课间也很少讲话，好像淡出了同龄人的世界。半年之后，我家因为工作调动搬到了遥远的南方，在电话不普及的年代，只靠书信和几家要好邻居维持着联络。
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我已经上了大学。
“记得杨文吗？他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在上海！”
从中国最北方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沟里走出来，从那个贫苦的工人家庭走出来，走到上海，该有多难……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上海住三个星期，有一天脑子里忽然浮上他的名字，路上遇见，我们还会认识彼此吗？假如人生是一场言情励志剧，不妨借此往下编，童年的朋友上海街头偶遇... ...
人生没有假如。
后来才知道，他上大学的第二年，因为精神分裂退学了。
他被接回家，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兵工厂早已经解散关闭，他们家随着多数人被安排进北方某城市的一家国营企业，国企不景气，众人很快四散飘零，各自谋生。
微信上添加了童年少年的几位好友，却没有他。
不敢问他现在好不好，甚至不敢想。
只记得那个腼腆微笑的白净少年，用一道数学题难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