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包括言论，尤其涉及权与利，都有立场支撑。
而立场无论分多少主义，多少体系，最后都回到两个：自利与群利（他利）。
这是所有群居动物的两种本能，从蜜蜂到羊群牛群狮群，都一样。
人群更是如此。
如果说人群与别的动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人群的变化范围比较大，群利方面，会有大量的圣贤君子，远超一般动物；在自利方面，又会有大量的唯利是图者，因为他们有人类的智慧，所以在自私自利方面，也远超一般动物，也就是说，他们远远达不到一般动物的群体准则，比如为了讨好偶像，可以为谋害同类者叫好。
一般来说，自利与群利两种本能同时存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动态的平衡，一个满足了，就去追求另一个。比如群体生存成了问题，个体就先为群体生存而行动；群体生存没有问题，个体就开始追求自我利益。蜜蜂这样做，羊群这样做，健康的动物种群族群都这样做：自利与群利是平衡的。
人，因为有了聪明，可能把群利本能发挥到极致，也可能把自利本能发挥到极致。
所以，这跟什么时代，什么思想，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教育人，但唯利是图的人也层出不穷；现代中国经历新文化，为群体牺牲的人也层出不穷，甚至多于以往。
而中国5060后的自利个体又确实特别多。俺认为这是群利导向向自私导向过渡时产生的必然现象。5060乃至70年代，中国刚刚解决群体的生存问题，群利本能被充分甚至过度地使用了，把个体都搞疲了。其结果，一是实现了群利目标，中国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与和平的环境；另一方面，稳定与和平的环境又为自利提供了巨大的刺激，人心思乐。
然而，中国刚刚稳定，人口又几何级增长，哪里有那么物质来立即满足突然爆发的私利需求呢？
中国没有办法，不但没有办法立即满足，还要继续压制一下。农业上，为了明年打粮多，今冬当然要修水利，攒肥，留种子。国家发展也一样，要过好日子，就得有农业工业基础，而基础，有钱可以买，没有钱，当然只能攒。
加上前面两个因素，这极大地刺激了部分5060后。外在危险环境不存在，他们的群利本能没有被激发；而和平与稳定则刺激了他们的自利本能，而现实中又不能马上被满足，于是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本来可能，但是没有给他们应得的幸福生活，于是开始怨恨。
年轻时的精神创伤，一辈子也无法抚平。于是他们恨中国的一切，爱跟中国做对的一切。
恨中国成了他们的行为主导。
所以，不涉及中国时还好，他们跟平常人一样，能用理性分析，用理性判断。
但一涉及中国，恨就取代了理性，成了分析与判断的标准。所有言行，就是黑中国，完全不顾客观，没有理性。这就是他们双标的原因。
当然，同样，因为他们虽然恨时没有理性，但是聪明还在。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来自证公义。比如他们攻击不同意见，就不是用理性来分析别人错在哪儿，而是扣政治帽子，或者人身攻击。
这种低级且幼稚的手法曾在文革时被红卫兵使用。他们今天还在用，就说明他们是一代人，一类人。
那个年代塑造了他们，他们恨中国，其实是自恨。
因为他们的言行，跟他们恨的人一模一样。他们的思想，也跟他们恨的一模一样。比如他们说理性，但他们从来不会理性分析，只会扣帽子喊口号；他们号称爱自由，但他们在现实中则表现出疯狂的独裁特征，攻击一切跟他们不同的意见。
好在中国发展了，70809000后的中国人在思想上越来越正常。而有些5060后，则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留在无意识的仇恨中。如伤口溃烂的流浪猫，有人接近，就立刻跃起攻击，完全不知道，那个人可能是兽医，要救治他。
这种对仇恨的执着也一样是来自私利本能。他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个体痛苦的环境的客观性。他们以为，所有的伤害都是出于私利动机，所以特别地记仇。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私利驱动，只是私利驱动。他们不明白，历史的车轮伤害或者成全个体，完全是无意的。
因为不明白历史的车轮，所以他们就留在仇恨中，出不来。
因为出不来，所以他们就被历史的车轮甩出去了。中国今天已经欣欣向荣，809000后们阳光又自信。恨中国的人，虽然极力夸大，但他们从思想到行为表现出来的低级与幼稚，已经不太有人在意了。
当然，别人越不在意他们就越要叫喊，就象曾某在瑞典（瑞士？）不服执法满地打滚喊警察打人一样。这些被甩到路边的人还在打中国的滚，喊中国打人啦。
但他们越是打滚，就越不可笑、越不值得注意了。俺小学时有一位癫痫的同学，第一次见他发作，同学们都吓坏了。后来发现他常发作，阵发，无大碍，就视为平常了。5060后的恨中国，除了频率更高以外，俺看不出什么大的不同。
这些人把自己留在贫困的记忆中，留在痛苦与仇恨中也很正常。对群体生命来说，也需要新陈代谢。
皮肤上旧细胞，会成为皮屑，脱落。
身体中的废物，会进入膀胱，大肠，排出。
中国人这个群体中的相应个体，因为群体本能和利私本能严重失调，也正在脱落或者排出。
他们被冲入下水道，与废水合流时发出的声音，会在坛子反应出来：显现为种种他们自己所憎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