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掘墓人(1)
——旧书新读（49）
在上世纪，中国人的印象里最熟悉的外国人的名字当中，赫鲁晓夫是最著名的一个，因为全国人民的“公敌”——刘少奇的政治命运与他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刘少奇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自然，这个称呼，是毛泽东“御封”的。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提醒全国人民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指的就是刘少奇。至于赫鲁晓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但那时我们还小，根本听不懂老师讲的是什么意思，只记住了一点：赫鲁晓夫是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的总头子，他扬了斯大林的骨灰；另外，他在联合国开会时，还脱下皮鞋来敲桌子。当然，不清楚赫鲁晓夫是什么人，并不妨碍我们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反正知道他们都不属于好人就是了。
中国国内有人给赫鲁晓夫翻案，大概始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已初步觉醒的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审视那曾经的一切，发现世界原来并不是别人为我们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对赫鲁晓夫的重新评价，大概就契合了这样的时代契机。吉林大学教授王家福写的这本《赫鲁晓夫传》，就成书于那个时期，虽然它出版于一九九一年。读此书，才使我们认识了与我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一个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俄罗斯库尔什克州加里诺夫卡村的一个贫穷如洗的农村家庭。他从七岁时就开始为本村地主当牧童。1909年，为生活所迫，随家迁往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先是在镇附近当牧童，后到矿区当钳工，并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共（布）党员，先后任过矿业金属工人联合会主席，卡利诺夫农民委员会主席；后参加红军，任营政治委员。国内战争结束后，回到矿上，被任命为鲁铁科夫矿副矿长。1922年，他毅然放弃了在别人看来前景十分美好的仕途，进入顿巴斯矿业技术学院附近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并兼任院党委书记。毕业后，被任命为彼得罗夫斯科——马林思科区党委书记。1927年，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了联共（布）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受到卡刚诺维奇的青昧，任基辅州的组织部长；第二年，进入苏联的“高干摇篮”——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并在那里认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露耶娃。1931年，他先后被选为莫斯科市鲍曼区党委书记、红色普利斯尼区党委书记；翌年，被提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34，晋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并成为中央委员，1938年，任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第一书记并兼任该州委第一书记，并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苏联党政10位领导人之一，1939年，升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委员。1941年，在卫国战争中，他以苏共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的身份，投入基辅特别军区的领导工作，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因为做出了特殊贡献，被授予中将军衔。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他荣获最高军事勋章——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949年，他被调回莫斯科，任莫斯科市和州的第一书记，并兼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年，在苏共19大上，他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并成为5名主席团常务委员之一。1953年，斯大林去世；9月份，他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在苏共20大上，他做了那篇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1958年，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从此党政大权在握。1964年，趁他休假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1971年9月11日，因病逝世。
纵观赫鲁晓夫的一生，几乎从少年时代开始，他的个人命运就与政治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作为一个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不懂高深的理论，但是，却有着一副大政治家的聪慧与狡猾。在他身上，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正如王家福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正直与变通、明智与愚昧、开通与粗俗、远见与短视，混杂地交错在一起”。也许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他身上的许多缺点同时又成了优点，短处成了长处。反之亦然，“他的致命性的缺陷反倒成了难得的财富”。可不是吗？——文化低下，愈低愈能紧跟 斯大林；无理论修养，愈无理论修养愈能忠于斯大林；行为粗俗，愈粗俗愈无政治野心——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能看好于他；正因为如此，才能在大多数人都被猜疑、被迫害，纷纷落马，甚至丢了性命的政治黑暗时期，唯独他能一枝独秀，官运亨通。但是，在赫鲁晓夫身上，斯大林确实是看走了眼：他只看到了赫鲁晓夫的一面，却忽略了另一面，将自己到死都很钟情的赫鲁晓夫，亲手培养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正因为赫鲁晓夫的粗中有细，愚中有智，低中见高，俗中不凡，所以，他才往往做出别人竟想不到的惊人之举。比如说，当他的年轻时代，正当仕途畅通，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却突然辞官不做，弃官求学；到了学校进修的时候，别人本以为他会真的进行一番文化的恶补，他却十分积极地担起了别人都不感兴趣的政治思想工作，从而为自己日后的腾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赫鲁晓夫的精明之处，还在于他紧紧地抓住了“一张幸运的彩票”：在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期间，他认识了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阿利露耶娃，正是通过阿利露耶娃，才使斯大林得以观察和认识了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有机会将自己的命运搭在了斯大林的战车上。在实际工作中，赫鲁晓夫朴实肯干，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也就能够听到下边真实的声音，得到群众的拥护。比如他任莫斯科市第一书记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莫斯科的市政建设工作。他深入建设一线，长期蹲在工地上，现场办公，迅速解决工程进展中的所有问题。在修建地铁的时候，他虽然是市委书记，却把80%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地铁的工程上。每天上下班，都要通过地铁工地；到办公室后，迅速处理一下市委的其他工作，随后就换上工作服，又回到工地上。他要全面细致地视察正在施工中的隧道，亲自检查施工的进度和质量，现场解决工地上出现的一切问题。斯大林十分关注的莫斯科市政建设，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此，赫鲁晓夫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列宁勋章。拿到了问鼎苏联最高权力的第一张通行证。在苏德战争中，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当中唯一一个长期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领导者，他为苏联战胜德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1943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因为“在军事战役中勇敢善战”，荣获一级库图佐夫勋章。这是苏联人民，也是斯大林给予他的最高奖赏。
战后的经济恢复，成了苏联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斯大林的目光投向了农业方面，他在御用科学家李森科的鼓动下，下达了全国突击种春小麦的命令。但是，时任乌克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通过自己调查，得知在乌克兰大部分地区，主要是通过种植冬小麦才能增产，于是，对来自莫斯科关于大力种植春小麦的指示予以了抵制。这是在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唯一一次忤逆斯大林的意志，因此，他被革去了在乌克兰的所有党政职务。可是，仅仅一年后，赫鲁晓夫又官复原职。赫鲁晓夫知道，在乌克兰抑制了冬小麦，就很难获得大丰收，从而会在基础上抑制自己的政治进程，所以，后来他终于还是突破了只能种春小麦的禁令，最终实现了作为主导麦种的春小麦与冬小麦的易位。
总之，赫鲁晓夫精明能干，扎实务实，而且善于抓住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创出好的业绩；再加上他对斯大林的高度崇拜与迷信，才使他战胜了一个个潜在的对手，最终终于坐上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宝座。
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掘墓人(2)
在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那篇“秘密报告“。它不但在苏联，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从而使他自己也成为备受争议的苏联领导人。
这首先还得从赫鲁晓夫的个性说起。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他不但扎实肯干，而且勇于创新，所以在所有的工作领域几乎都有不俗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十分精明，善于捕捉和把握时机，准确地掌握住进退节奏与步骤，从而为自己的升迁 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即以他两次求学的过程为例：1922年，时任鲁钦科夫副矿长的赫鲁晓夫，正值仕途得意，而且领导上还拟派他到帕斯图霍夫矿区去主持全面工作。此时，赫鲁晓夫却突然请求免除他的领导职务，而要去上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三番五次地去向党组织申请、表决心，坚决要求弃官求学。谁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他自己心里却明白：当时的苏联正处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党一再强调，在新的条件下，党员的忠诚、勇敢及一切优秀品质无济于事，关键的是要掌握文化、知识和科学。所以，赫鲁晓夫明白，如果想要在仕途上大展身手，就必须迅速地掌握文化与科学知识。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才毅然放弃眼前的利益，坚决要求弃官上学；第二次求学仍是如此。1929年，已经任基辅市组织部长的赫鲁晓夫，又一次提出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因为这所学院可不是一般的大学，它是苏共专门培养干部人才的地方。但是，按照当时学院的要求，他根本不具备入学的条件，为此，他甚至不惜“走后门“，去找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冈诺维奇，通过他，终于达到了目的。果然，这次求学不但使自己捞到了政治升迁的资本，更重要的是他在那里得到了一张受益终身的“彩票”——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通过她，使他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从而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绑在斯大林的战车上。通过这两次求学，足可以看出他的精明与远见，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善于投机。
公平地说，在起初阶段，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是衷心地崇拜的，从思想上、政治上支持斯大林，拥护斯大林，并紧跟斯大林。他自然地认为，紧跟斯大林，就是贯彻党的总路线。但后来，他的这种信念在潜移默化中参杂了带有私欲色彩的投机因素。而这大概是从斯大林妻子的自杀开始的。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不但相貌美好，而且意志坚定，性格刚烈，“具有外在美掩饰下的内在坚韧与固执，她注重人格，更重自尊”，因此，这也注定了她与性格残暴的斯大林的婚姻悲剧：因为忏逆了斯大林的意愿，她被迫开枪自杀（有人说她是死于斯大林的谋杀）。斯大林对最亲密的妻子都能做到这种冷酷无情，这不能不对赫鲁晓夫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他认识到，只有顺从斯大林的意志，获得斯大林的欢心，才是自己以后直线晋升的唯一捷径。从此，他成了斯大林忠实的拥护者，一边在高调赞扬斯大林的同时，一边积极主动地当斯大林的马前卒。他不但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积极配合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政敌——如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大加讨伐，甚至斯大林有一个斗争的意向，赫鲁晓夫就能捏制出一个实例，以证明斯大林的正确，“从而成为斯大林手上的政治武士”。而且，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赫鲁晓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斯大林的晚年，伴随着政治的狂雨暴风，随之而来的但是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斯大林热衷于被吹捧，被歌颂，反对者被清除，拥护者可腾达，因此，他逐渐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包围、封锁，最后造成了国家和个人的重大悲剧。但在这场疯狂的个人崇拜中，声调最高的，就是赫鲁晓夫。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作为领袖的称谓并不普通，是赫鲁晓夫第一次使用了“我们党的领袖斯大林”的提法；同时，他还创造出“斯大林主义”的口号，他在一次关于宪法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毫不怀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_——斯大林主义终将征服全球“。在大清洗的年代里，斯大林肃反浪潮高一尺，赫鲁晓夫对领袖颂扬的风头就高一丈。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赫鲁晓夫的在演讲中两段话：
“是您，斯大林同志，在全世界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前挺进；我们向您保证：更紧密地把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
“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也就是攻击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东西，因为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体进步人民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
怎么样？这调门与水平，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说法，有的一拼吧？
《赫鲁晓夫传》的作者这样描述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安排的岗位上，他说干就干，干就干好 ，干彻底，要干个多、快、好；和斯大林在一起的时候，能愚就愚，能俗就俗，在行为上来个卑、俗、薄。两个方面的的一线相穿是忠于斯大林。在专断的领导人面前，他更是显得无个性；在文化程度不高的领袖面前，他更是显得文化低下；在具有理论素养的总书记面前，他显得毫无理论 基础；在疑心很重的斯大林面前，他显得毫无个人打算”。粗中有细，愚中有智，低中有高，俗中不凡，如此等等，都是赫鲁晓夫对付斯大林的方法。果然，这些招数十分管用：斯大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最喜欢，也最信任的人，就是赫鲁晓夫。然而，斯大林永远也不会想到，在自己死后第一个把他送上审判台的，就是这个到死都十分喜欢和信任的赫鲁晓夫。斯大林亲自把赫鲁晓夫培养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掘墓人（3）
众所周知，在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曾经是那样地赞颂斯大林，并且惟命是从，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从斯大林的狂热崇拜和拥戴者，一跃而变成斯大林的掘墓人的呢？
毫无疑问，在一开始，赫鲁晓夫是真心实意地崇拜斯大林，并愿意做他的忠诚的追随者的，可是，随着阅历的增加，与斯大林的日益接近，对现实状况的加深了解，特别是斯大林后来的专制与个人崇拜愈来愈变本加厉之后，象赫鲁晓夫这样聪明的人，不可能不对自己原先印象中的那个斯大林产生怀疑。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这种怀疑，其实从苏德战争时期就开始了。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在军事战略上是明显失策的。本来当时苏联的军事战争理论在世界上已处在领先地位，但是，后来中断了这种战略研究，因为这种战略问题只能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利，其他人是不配从事战略问题研究的；而斯大林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德国不会与苏联开战，因此，当德军进攻苏联时，“苏军是在没有战略计划的情况下投入战争的”。结果德军的闪电进攻，速战速决，造成了苏军的惨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向视斯大林为神明的赫鲁晓夫发生了怀：为什么如此“天才的领袖”竟然把无敌的苏联红军弄得“丢脸地溃不成军”？所以，斯大林在赫鲁晓夫心目中神明的地位开始动摇。到了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斯大林偏信“御用科学家”李森科的意见，强迫农民种植春小麦，但是，时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凭借自己对乌克兰实际情况的研究，他认为要在乌克兰实现粮食增产，只能是种植冬小麦。所以，斯大林的“英明”又一次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怀疑。赫鲁晓夫的意见与斯大林的意见形成了抵牾，结果，赫鲁晓夫被免去了职务。这是赫鲁晓夫在顺畅的仕途上第一次受挫。尽管一年后，他的职务又失而复得，但从此他再也不敢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以致斯大林到临死，始终把他当做自己最喜欢和信任的人。
但是，这一切还不足以使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坚定与之分裂的决心，真正使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因素是很多的，一般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贝利亚罪行的被揭发，打开了通向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道略。贝利亚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他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对苏联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清洗与镇压。当时，即便是苏共政治局的委员们也不完全明白贝利亚控制的秘密警察究竟干了多少罪孽深重的勾当。通过审理贝利亚案件，赫鲁晓夫深为震惊，尤为使他感到震撼的是，他发现贝利亚的残酷和丑恶的罪行都与斯大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抓住了贝利亚，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斯大林的权威。事实上，处决贝利亚，也就是拉开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序幕；其次，南斯拉夫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推动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进程。赫鲁晓夫掌权后，试图恢复被斯大林所破坏的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在访问南斯拉夫时，对方提到贝利亚的罪行是对斯大林的罪行负责时，赫鲁晓夫为斯大林辩护，引起了南斯拉夫人轻蔑的讥笑。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早已把贝利亚罪行的源头归结到斯大林头上。这些，深深地刺激了赫鲁晓夫，他开始思考外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意见；第三是来自赫鲁晓夫内心的痛苦与压力。在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他发现“贝利亚仅是斯大林恐怖活动的一份外壳。而斯大林本人才是苏联大恐怖的核心”，因此，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并进而导出因维护斯大林行为的虚伪性；加上那些被害人的血泪控诉，全国人民对大清洗的痛定思痛和全党要求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激活了他的道德勇气。他清楚，如果要进行拨乱反正，就必须把斯大林作为主要的谴责目标。因为如果不合盘托出斯大林的错误，就无法继续对过去那些政治犯们进行平反昭雪，揭开斯大林统治的真正黑幕。于是，他开始秘密着手准备有关资料，他要在适宜的机会把它公之于众。他把时间定在了苏共20大。
但是，赫鲁晓夫执意要揭开斯大林真面目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他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关于斯大林的材料送苏共主席团成员传阅，并乘机提出，要在苏共20大上公布这些材料。但是，他的这个提议未被主席团采纳，并且也没有批准赫鲁晓夫在党代表会上发表针对斯大林的任何讲话。1956年2月14日，例行的苏共20大召开。在会上，虽然没有提及斯大林的任何错误，但人们惊异地发现，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还是代表发言，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对斯大林争相颂扬的情景。而且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前，有两个人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是老政治家米高扬，他批评了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时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他颂扬了哈萨克斯坦垦荒的成绩，因为人们都知道，真正的“垦荒之父”是赫鲁晓夫。米高扬的讲话是施放了赫鲁晓夫将针对斯大林的错误发言的信息，而勃列涅夫的发言则表明代表们支持赫鲁晓夫所执行的路线。赫鲁晓夫也因此坚定了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心。在一次大会的休息时间里，赫鲁晓夫又一次向主席团委员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的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是，此时的赫鲁晓夫羽翼已丰。他几乎是孤注一掷般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也知道，那些人们之所以反对谴责斯大林，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源于对自己被牵连的恐惧，正如卡刚诺维奇所说的：“我们将会受到谴责！党有权利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那时也处于领导地位，即使我们不知情，那只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赫鲁晓夫一方面坚定地说；‘“我作为17大以来的一个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认为斯大林控制下把专横作法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的所有领导人都应承担责任，也在所不顾”，另一方面，他也采取了必要的妥协与策略，即：在保全其他主席团成员的政治地位的前提下来做那篇秘密报告。此举解除了反对者的后顾之忧；同时，又因为赫鲁晓夫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报告，那么就表明反对者自己也站在了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的一边，因此，最后同意由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来做一个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报告。赫鲁晓夫终于得到了合法的报告权。
1956年2月24日午夜11时30分，已经离场的会议代表们被通知回到克里姆林宫，要出席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会议”。按照大会主席团的专门规定，为这次会议印发了特别通行证，大约有100名已恢复政治名誉的党员干部和已获释的党的前积极分子，应邀请出席了这次秘密会议；而任何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都没有被邀请出席。大会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并从午夜起开始了他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象一颗巨大的炸弹，寒惊了全体会议代表，并引起了“愤怒性的共鸣”，在人们的心里掀起一股巨大的波涛。而且，这种震动，随着日后“秘密报告”的流出传布，也同样震动了全世界。
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掘墓人（4）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曾在国际和苏联国内引起巨大震撼。那么，这篇报告究竟说了些什么？小时候，老师只是给我们讲，确实有这麽篇报告，但究竟是什么内容，他却语焉不详。因为它始终是“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据我现在的臆测，那时的中国，，估计也不会让这篇报告的真正文本在国内公开刊载的，因为按我们的惯例，我们要批判的东西，一般都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声色俱厉地大声呵斥。而公众却看不到被批判的一方究竟是何等模样的；而现在，我终于可以一赌“秘密报告”的真面目了：因为它就附在《赫鲁晓夫传》的后面。它洋洋洒洒，近六万余言，可以想见赫鲁晓夫做报告时的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加之中间注有大量的“会场为之惊动”，“会场发出愤怒的骚动”，“会场内激愤”“会场骚动”“会场里发出笑声”“热烈的掌声” 之类的字眼，说明与会人员当时的惊愕、愤怒以及对这篇报告的热烈拥护。
在报告中，赫鲁晓夫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对个人崇拜予以的严厉谴责，然后宣读了1922年列宁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件，在信中，列宁用敏锐的目光及时地在斯大林身上看出了某种不良的品质，因此，他建议有必要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列宁写道：“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利，我没有把握”。这封信在列宁去世后曾在党代会上公布过。但斯大林用聪明的权术使自己渡过了这一政治危机，最终掌握了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并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随后，又宣读了另外两封信件。其中一封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主席的加米涅夫的，另一封是列宁写给斯大林私人的。这两封信件说明斯大林在列宁在时世就曾粗暴地对待列宁的夫人。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斯大林的残暴专制。“斯大林从根本上杜绝集体领导工作，出于他的粗暴而放肆的性格，不仅对反对他的一切事物，而且对那些看上去违背了他的意图的东西都施加了残忍的暴力”；“斯大林对他人从不进行说服，也不肯耐心地以协商的方式开展工作。与此完全相反，他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人，却要求别人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旨意。不计是谁，只要他反对斯大林这种做法，并试图论述自己的见解和立场的正确性，那他就会被斯大林从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然后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消灭……当时，许多忠诚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都成了斯大林镇压行动的牺牲品！”经查实，在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会和侯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处决，占总人数的70%；不仅仅是中央委员，党代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指控有反革命罪而被捕。据后来披露的材料，大约有六千万人在历次政治大清洗中被夺去了性命。另外，赫鲁晓夫还以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斯大林为了美化自己，搞个人崇拜，不惜篡改历史，据天下之功于己一身。最为无耻的是，斯大林居然在《斯大林传略》一书中，亲自增加了不少狂热歌颂自己的内容。其中他写道；“斯大林和怀疑主义者、投降主义者、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一伙进行了战斗；在列宁逝世后，他把党的核心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把党团结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将苏联人民引导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道上。斯大林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斯大林完美地担负了党和人民领袖的任务，他受到苏联人民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斯大林是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构的吹嘘，也绝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当中”……就是这位“决不允许对哪怕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构的吹嘘，也绝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的斯大林，却把大量的吹捧自己的话加入到这本书中。斯大林认为苏联国歌的歌词是最好的，但那里面对共产党只字未提，却说什么“斯大林教导我们忠于人民，鼓舞我们劳动完成伟大使命”，把党的教育、领导和鼓舞都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了。为了避免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悲剧的重演，最后，赫鲁晓夫向全党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用布尔什维克方式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要把它看成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原则毫不相容的东西；第二，坚决的坚持党中央委员会在近几年所进行的工作，也就是在党政机关中自上而下严格遵守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原则，特别是要遵守集体领导这一最高原则，遵守我们党章所规定的党的生活准则，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要完全恢复那些由苏联宪法载明了的列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同一切滥用职权的个人专制行为进行斗争。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鼓掌”声中结束，这说明，他确实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当然，也许当场的人们都没有料到，它日后竟会在全苏联、全世界产生那么大的震撼。
“秘密报告”快传遍全国。大清洗的受害者及家属们欢呼雀跃，他们纷纷要求予以平反。到1956年夏天，就有800—900万人得到平反昭雪。赫鲁晓夫要求全党与各级苏维埃组织要以最大的关心来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秘密报告”象一枚炸弹，炸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紧锢圈，使党的威信迅速提高；报告在文艺界也掀起了波澜，一大批“解冻文学”应运而生，促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一时间，整个苏联都处于一种朝气蓬勃的氛围当中。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秘密报告”传到斯大林的故乡，他们不能容忍对“格鲁吉亚人民的伟大儿子”的任何攻击，从而爆发了反对赫鲁晓夫的骚乱，示威者与军队发生了冲突，有几百人被打死；“秘密报告”也震动了全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兴高采烈，似乎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的声浪当中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希望；“秘密报告”使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造成了一场大骚动，很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陷入了严重的政治骚动之中，并爆发了喧嚣一时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发生了旨在推翻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拉克西的运动。由于拉克西僵硬地坚持斯大林路线，强化对人们的镇压，引起了匈牙利大规模的政治风波。党的干部和契卡人员在街头被追捕，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有些人被杀害，尸体被倒挂在路灯柱上。人们拥护纳吉.伊姆雷为新的国家领导人。苏共认为匈牙利爆发了反革命暴乱，于是，派军队进入匈牙利以“捍卫社会主义”。纳吉很快被处决了。
社会主义阵营的骚乱，弄得赫鲁晓夫手忙脚乱，于是，赶紧“收缩”。他讲话的口气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以严厉的措施制裁“解冻派”，并试图部分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他公开声称：“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大家都是斯大林主义者”；到1956年的四五月份，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被突然制止了，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发表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讲话，几天之后就被开除党籍。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特别决议》，这个决议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倒退了一大步。在此以后，赫鲁晓夫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政治家”。他甚至将自己亲自创造的“斯大林主义”的名词，称之为西方反苏宣传的一种捏制。
然而，赫鲁晓夫的这些补救措施，并没有减少他被推翻的风险。他的“秘密报告”，在赢得大众欢迎的同时，也从反面加强了自己的反对派的力量；而且，他的改革措施也处处受到掣肘，一个个反对派被扶植上政坛。他只好一步步地退缩，当然，最终也没能避免被“废黜”的命运 。
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掘墓人（5）
1964年10月13日上午，正在黑海之滨的皮聪大度假的赫鲁晓夫，在警卫森严的别墅里会见了来访的法国国务部长加斯顿.帕策天斯基。当提及法国国内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戴高乐是否会竞选连任第二任总统时，赫鲁晓夫表示，他坚信戴高乐会再度参加竞选。他大声的说；‘“真正的政治活动家总是要为自己的权利奋斗到底！”当正准备设午宴款待客人时，他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话，要他立即回去参加讨论关于农业改革的会议，并以威胁的口气说；如果赫鲁晓夫不回去，那么就将在第一书记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解决这一问题。无奈之下，赫鲁晓夫只好气呼呼地回到了莫斯科。其实，当时赫鲁晓夫已经知道有人在预谋推翻他，但他认为自己的宝座稳如泰山，没有人能撼得动。但是，这次他想错了。他回去之后，首先召开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对他进行了多项指控；而且，除了米高扬之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赫鲁晓夫也毫不让步，双方相持不下，只好休息。当天深夜，自知大势已去的赫鲁晓夫给米高扬打电话，一改白天的强硬态度，以绝望的口气说；“如果他们不要我，那就这样吧。我不再妨碍他们了”。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因为赫鲁晓夫已无心再战，所以会议开得非常简短。全会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同时，任命平庸无能的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此，赫鲁晓夫的政治命运在黯淡无光中落下了帷幕。
在这次会议上，列举了赫鲁晓夫多方面的错误，概括起来大概有八点：1，大权独揽；2 ，搞个人崇拜；3，助长了两个“党”的形象；4，自称内行，到处训人；5，工业生产力严重下降；6，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7，说话随便，态度固执；8，农业上的瞎指挥。据说面对这些指控，赫鲁晓夫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不知是不屑一辩呢，还是予以默认。
促成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除了党内派系斗争的因素，大体就是上面所列举的那八条。其实，所谓八条，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独裁专政与个人崇拜。晚年的赫鲁晓夫，随着自己权利的日益巩固，原先就存在的随心所欲和盲目蛮干的毛病更加突出了。因此，有人称他是个蛮干的改革家。他本是从农业起家的，可是，因为他的瞎指挥，尤其是听从科家骗子李森科的安排，压制真正的科学家，从而把国家经济引上了危险的边沿，这就等于挖空了自己权利的基石，从根本上注定了自己失败的命运。另外，他本是通过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独裁专制而获得多数人的支持的，但座位牢固以后，他也走上了个人崇拜的老路。他陶醉在爵位高登和大权在握的半空中，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整天在天马行空中对四面八方发指示，下命令，耍脾气，由此失去了自身关键性的政治资本—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在建立了自己的功绩之后，反而接受制造个人崇拜，斯大林的悲剧在他身上重演了。他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连篇累版地刊登在各大报纸上；他的女婿阿朱别依红得发紫，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非议。1964年，是赫鲁晓夫的70大寿，苏联举国国庆。他被称为“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平的伟大战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本没有多少理论素质的他，却被誉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苏联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授予赫鲁晓夫以“苏联英雄”称号的新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等于他为自己授勋。尤其引起人们反感的是，做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愈益喜怒无常，令人捉摸不定。为了实施自己随心所欲的改革，他时刻在寻求支持者，大批干部如同走马灯似地在变换，弄得人心惶惶。即使在赫鲁晓夫亲密的圈子里，任何人也没有一种稳定的安全感。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权力及其滥用的程度越来越恐惧。在国际交往中，他留下的笑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莫过于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桌子，一时，成为全世界笑柄。由此，更加使人联想到他做为苏联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其风度、品格、行为以及言谈举止，是否与一个大国领导人职务相称的问题。加上国内、党内保守派的极力反对，所以，在他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危险已悄悄逼近了他的身边。而他的目空一切，就更为那些立志要推翻他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总之，赫鲁晓夫的一生，充满了神奇与矛盾。既有丰功伟绩，也有卑琐投机；既聪明智慧，又愚昧笨拙，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这个人。正像他死后墓前的那座黑白各半的墓碑。那座墓碑，是曾被赫鲁晓夫侮辱至极的雕像家斯基特.涅伊兹韦斯内应赫鲁晓夫儿子的请求而刻的。斯基特.涅伊兹韦斯内说：“死者（赫鲁晓夫）当众侮辱我，使我在几年之内心情郁闷；但我还是决定为他立碑，因为他值得我这么做”。
“他值得我这么做”，大概这句话也能代表大多数苏联人的看法：对他即厌恶又敬佩，就像由半块黑色大理石和半块白色大理石镶成的那座墓碑。墓碑上方的正中位置，是赫鲁晓夫的头像，昭示着死者生前与他死后一样，依旧是那么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