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阶级斗争中的邻里关系
父亲家的老佣人孙奶在49年时已70来岁，她生了病告老还乡，两个孙子来接她，让她坐在椅子上用竹竿把她抬走。孙奶在父亲家就像一个老祖母，虽是佣人但颇有地位，对家中诸事都有发言权。临走时奶奶给了她的孙子100块大洋。当时家里还有一个20出头的佣人叫薛贵芬，后来又经人介绍请了一个叫梅德芹的外县地主的女儿来帮佣。有时父亲家还请街对面巷子里的人来洗衣服，因为家里人多，有时要洗大半天，奶奶都会比一般人家多给钱并招待吃两顿饭。50年代初，中期父亲家的生活还算殷实，衣食无忧，和街道上大多数都很贫困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常可见的物质上的差异为今后奶奶的被斗争埋下了种子。
58年国家搞私房改造，奶奶的黔灵西路的两间街房都被改造了，收归房管局所有。黔灵西路房子的其它部分和阳明路的房子还在。
到了64年四清时上面派来四清工作组，成员都来自贵阳饭店，这些人政策水平不高，把父亲家划为地主。其实父亲家在城外的土地只占收入的少部份，大部份收入是靠因做生意而购买的城市里的房屋出租，此种收入并不是地主收入，而城里也没有划过阶级成份，这时这样划没有政策依据。
新社会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了，不少人变成街道积极分子，当了居民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一些本性恶劣的人就利用别人的成份不好去欺压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董淑贞，看着很老实，其实不然。她女儿叫做刘敏，50年代时奶奶请过她来家里洗过衣服，付钱并招待吃饭，但她后来认为父亲家是剥削了她。刘敏进了护士班，后来分到威宁，在那里结婚后又离婚，带着一个女儿回到贵阳，要跟一个叫做何明清的人结婚。当时奶奶的几个子女除了幺叔都不在身边，父亲正在水城支援滇黔铁路建设，母亲在乡下搞四清。董委员看到父亲家有多余的房间就让奶奶租给她女儿结婚，说付房租每月5元。父亲家不敢得罪街道委员就租给了刘敏，但她非但从没付过租金，还提出更多要求，先是要求不从外面的楼梯直上她家在二楼的房间而是要从父亲家堂屋内的楼梯进出，后来又要求把幺叔住的那间让给她，父亲家没答应，因文革后除奶奶和幺叔自住外多余的房间都已被公家收走，也不敢让她随意进出堂屋。她因此怀恨在心，经常在生活小事中故意找茬欺负奶奶和幺叔，比如把她刚出生的小孩的尿布晾在父亲家在院子里晾的盐菜的中间，一边嘴里念叨着"地主都是吸血鬼，没一个好人"，接着唱"天上布满星，天上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奶奶和幺叔只得忍气吞声。有时她无故侮辱人格，破口大骂，如果幺叔实在忍不了回她一句，她就会恶人先告状告到街道办，街道办都会偏袒她而训斥奶奶和幺叔。
64年由于奶奶被划成地主，虽然幺叔在高考中考出了全省第二名的成绩也不被允许上大学。有一年大姑考上了中医学院，因被人举报出身不好也没有读成。
那时二叔在外省上大学，每月需寄25元，幺叔上不了大学也没工作，奶奶就把前面的没有被房管局改造的那间街房在64年卖给了姓聂的一家人，卖得1100元。父亲大学毕业后工资54元，这笔钱相当于他20个月的工资。
奶奶和父亲一家把聂家男主人喊作聂伯伯，他是安徽人，抗战时逃难到贵阳，64年带全家回安徽却不能上户口又回到贵阳。他有手艺，能把轮胎上的钢丝取下来做成弹簧，街道办事处就叫他办了一个厂叫做"延中弹簧厂"，他做厂长。他做的弹簧质量好，很多人和小作坊小工厂来买，这个厂成了街道上有名的企业。因业绩突出，聂伯伯当选为云岩区人民代表，在街道上讲话有份量。他很正直，会在奶奶一家被刘敏欺负时主持公道，说刘敏不对。前面的两间街房里还住着杨家，周老者家，李二孃家，蒋伯伯家，跟父亲家关系都还不错，没有因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而在父亲家被欺负时落井下石，讲过难听的话。
但街道委员和派出所的几个民警都常来训斥奶奶，"你有没干什么坏事，你要交代!" 他们也找不出奶奶任何反动言行，但定期到"地富反坏右"家去训斥人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政治气氛更加肃杀之下，奶奶家从前在堂屋中的神道和朱家牌位这时不敢再供奉，朱家和任家的家谱也自己偷偷烧了，以免成为想复辟的罪证。
奶奶的房子的一边是曲家院落，就是岳父在土改时被农民押回独山再也没回来过的那家; 另一边是一个更大的院落，住着傅家，他家前面的街房以前租给人作旧轮胎生意，58年时被改造，但还有里面宽大的正房和廂房，家里有傅二公和她女儿傅二孃及她的一儿一女。傅二公早年是做铁器生意的，就是做铁锅，火钩火钳这些家用铁制品，发了很多财，快解放时就没做了。街道上看到他家的房子那么大，也知道他做铁器生意的历史，就猜想他家有很多藏起来的金银财宝。64年四清时，有一天晚上派出所到他家去搜查，奶奶家这边听到一整晚的响动。后来传出的消息是，从他家夹墙里搜出了几千块大洋和几十锭银元宝 ( 一个银元宝有50两重)。这些钱都是傅二公解放前赚的固有资产，他当时并未触犯任何法律，但因为有钱就变成打击对象。傅家平时跟别人不太来往，很低调，但傅二孃和奶奶很要好，奶奶暗暗地同情她家，也暗暗地心惊，但街道上没来抄奶奶家，应该是知道她家那时不会有多少藏起来的钱财。
黔灵西路上面几条街的交汇处是一个垃圾堆，街道办的人常常叫奶奶去那里和其他五类分子一起筛煤子，就是用簸箕把煤灰中没有燃尽的煤子筛出来放到一边。奶奶那时带着两个孙子孙女，筛煤灰时背上背着一个，旁边站着一个，一筛就是几个钟头，回来时又脏又累，苦不堪言。
文革开始后奶奶在阳明路的房子被收走，在黔灵西路的房子也在58年被改造走了两间街房后又被收走了3间正房。好在子女都有工作，每人都会每月拿一些钱给她作生活费。对于奶奶来说最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以前以德行端方，为人宽厚而受人尊敬的朱四太现在随时被训斥辱骂，人格被践踏，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已荡然无存，过得非常压抑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