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疏散下放
72年有一天董淑贞给奶奶说，64年四清中奶奶被划成地主，现在表现好，要给她摘帽，摘帽要开一个会，定于某天开。奶奶满心欢喜，以为8年以来被专政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以后自己不再是低人一等，期盼着开会。到了开会那天，看到会场上来了很多人，其中很多是街道上的她也不认识的人，派出所的好几个警察也在，她一去就有人喊"地主婆要搞反攻倒算，我们决不能让她得逞! " 等口号，然后一个个发言来数落奶奶的罪行，其中有一条是不把房子多让一间给刘敏住，其它的奶奶都不明所以，不知从何而来，都是街道委员和派出所串通起来编造的。批斗会开了约3个小时。第二天父亲去看奶奶，只见她躺在床上，病了。开会前极大的欢喜和企盼让会上的羞辱和打击变得更加猛烈，奶奶的精神状态低落到极点。大姑得知这个情况，让父亲，母亲和幺叔这几个在贵阳的子女和儿媳陪着奶奶在她家去吃了一顿晚饭。临行前奶奶给街道办的康委员请了假，她同意了，嚷了一句"早去早回，不要又乱跑到别处!"康委员以前对奶奶很苛刻，而她家经济困难，此前幺叔给她女儿介绍了工作，才换得这次在斗争中她对奶奶的态度没有那么恶劣。大姑这个很贴心的晚餐在奶奶最难受的时候给了她一些安慰。
但奶奶以后怎么办呢？再这样被整下去奶奶要吃不消了，父亲日夜担心，焦虑不安。
当时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彻底恶化，苏修是排在美帝前面的头号敌人。社会上传言满天飞，比如说苏军从中亚的加盟共和国进入新疆，坦克开到新疆的核基地横冲直撞，撞到核设施引起核爆炸，但因为苏联无理在先所以苏政府不讲，我国政府怕引起恐慌也不讲，是机密。。云云，传得沸沸扬扬，后来证实并无此事。但中苏关系剑拔弩张，存在着爆发前面战争的危机。当时毛泽东有一个讲话，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72年四月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为防"地富反坏右"在将来中苏打仗时和苏联里应外合，出卖国家利益，要把这五类分子甚至城市里没有工作的所谓"干居民"都疏散下放到农村去。到了七月疏散下放开始执行，每天都会看到一些大卡车拉着一些人家连同简单物品到偏远农村去。奶奶会被下放到哪里呢？她已70多岁，不能做什么劳动，而且两个孙子孙女还靠她带着，父亲时刻想着怎么应对这件事情。
疏散下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农村有亲戚愿意接收可以去亲戚那里; 如果没人接收就得接受派出所分配。派出所分配的地方一般都是偏远农村，去到那里因为要分农民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而不受当地欢迎。父亲想着，不能任由公家分配，要主动出击。
父亲有个很好的高中同学周上金来自城边的三桥，他舅舅家就在三桥附近的金关，两人就商量让奶奶和周的舅妈认姑舅关系，让奶奶下放到他家那里。舅舅一家是很朴实善良的农民，听周说了以后一家人都同意了。父亲去他家时看到舅妈的脚受过伤不能下床行走，带她到城里省医住院，住了半个月她的脚医好了。她付不起医药费，医院的行政科长正好是父亲以前的同事，父亲给他说人家付不起钱，医药费就算了吧! 行政科长就给医院说，让医院免掉了。
父亲和周一起去金关实地考察后非常满意。这个地方好处很多。首先是， 离城近，公交车可坐到三桥，再走三公里就到金关; 第二是供应上的好处 — 当时的农民有两种，一种是种粮食的，另一种是种蔬菜来供应城市的。种粮食的是国家一点也不管的，种蔬菜的则在各种物资供应上和城市居民待遇相同，比如粮食，油，肉等各种凭城市居民户口的定量供应。金关大队就是种蔬菜的，去到那里生活物资有保障，并且和当地农民没有利益冲突; 第三是，生活设施好，有电有自来水，而且从上海内迁来的贵州轮胎厂和贵州汽车制造厂就在旁边，那里有居民区和商业街道，日用百货的供应和城里一样齐全。
周的舅舅家对接收没有问题，父亲又找了金关大队所在的乌当区公安局负责人，野鸭塘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经过很多周折打通了三层关系。其间为了打通这些关系，父亲把他的手表卖了，通过拍卖得了110元，手表买价120元还戴过好几年，父亲心里对这个拍卖价很满意。他用这些钱去上下打点，也就是送些烟酒之类的东西。另外，周的舅舅的儿子宋少民和他的同村好友吴成贵在中间帮了不少忙，每天还跟着父亲一起跑，父亲也每天要招呼他们吃饭，也需要花钱。那边三层关系打通后回来到延中派出所去迁奶奶的户口，派出所却不同意，觉得这地方太好了，叫啥下放呢? 不能便宜了奶奶; 而且地富反坏右都走了街道上就没有斗争对象了，奶奶留在那里他们还可以继续整她。父亲又去找了我们家在母亲单位宿舍的邻居，他家和云岩区革委会主任关系很好，革委会主任写了个字条给父亲拿回去给派出所，这事才终于办成了。
奶奶到了金关先是租了周上金的舅家，也即宋家的一间约12平米的房住，租金每月4元，后来姓刘的一家盖了一排新房，就搬去他家的新房的一间，租金还是4元。金关的人对她很友善，都亲切地喊她"台台"(贵阳话意即奶奶)，没有人斗争她，也没有人让她参加任何劳动。她不再被专政，而是感受到了质朴的人情温暖。奶奶先后在那里带过好几个孙子孙女，很辛苦，但精神上是轻松愉快的。我也在那里跟着奶奶住过，5岁时就被奶奶送到那里的小学去读书。那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村后是一排青山，山下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叫做金关河，我记得童年时人们从河里钓上来很多鱼。村里有百来户，住的都是比较好的瓦房顶的木屋，没有草房泥巴房。因而父亲利用疏散下放让奶奶躲过了在街道上继续被斗争的命运，让她没有被斗疯斗死，坏事变好事。
奶奶到金关后有一天父亲在街上碰到了延中派出所以前一直整奶奶的姓左的警察，他走上来对父亲说"叫你妈回来! 你家说的是哪样姑舅关系，根本是假的!" 父亲说"中央有文件，疏散下放的人不能回城里来，我们不能违反党的政策"左警察就不敢说下去了。
父亲一辈子淡泊名利，文革中被下放当工人，文革后专心搞学术，远离官场，但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高，一把这些东西摆出来谁都说不过他。我有时戏谑地想，朱家来自江南，也许祖上是做绍兴师爷的，父亲在文革中为了保全家人办了几件大事，其间颇有那种运筹帷幄，步步为营，通过小小缺口攻克难关打开局面的师爷本领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