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从中国购买战略中程地对地导弹始末zt 头发与财富成反比2021-01-19 13:59:28
1988年3月，全世界都得知沙特阿拉伯王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买到了战略中程地对地导弹。我认为《华盛顿邮报》最先得到了这条消息，紧接着其他一些主要报纸和专业杂志，像《国际飞行》和《简氏防务周刊》也马上获悉。对它的强烈抗议声曼宣称，购买这批导弹“不符合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利益”，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克莱本．佩尔(罗得岛州民主党人)则声称，这些导弹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其实，同前几次我们购买F1 5战斗机和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时面临的宣传运动差不多，这次，以色列的美国朋友们又谴责我们获取攻击性武器，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均势。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一位助手约西．本．阿哈朗甚至威胁说，以色列可能会对我们的导弹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显然，以色列用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阿拉伯世界就是合法的，而我们获得任何种类的威慑或报复能力则是完全不合法的。
随后发生的外交争吵使美国驻沙特的大使被召回国，他就我们向中国购买导弹一事唠唠叨叨、纠缠不休地提抗议，激怒了法赫德国王。
尽管中国导弹在当时吸引了传播媒介的大量关注，可是事情的前后经过从来没有完整地讲述过。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读者会理解我对此事只能当作轶事简短地描述一下。
我必须首先承认，购买导弹的念头不是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来自我们的军事指挥官们，而是出自法赫德国王本人。是他作出决定，我们需要一种威力大得足以威慑任何潜在的敌人、使之不敢进攻我们的武器。尽管我们当时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国王还是派遣我的兄弟、沙特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前往北京，向中国当局带去信息．他们愿意把“东风”导弹卖给我们吗?后来中国人又通过班达尔表示他们原则上同意做这笔买卖。班达尔干得很出色，为我日后将执行的任务创造了条件。
战略导弹的获得反映了沙特阿拉伯国防战略的转折，而且必须把它放在导弹系统扩散这个近年来成为本地区特点的环境中去认识。除了加强沙特阿拉伯的国防之外，沙特战略导弹部队的建立还反映了沙特王国在中东，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初步接触之后，中国派遣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中将来到沙特阿拉伯详细讨论这个项目。为了避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注意，我们安排他和他的代表团飞往我们的一个空军基地，并在晚上和我们的人会谈。我没有参加初期的工作，但是经过初步讨论之后，苏尔坦亲王打电话给我说，法赫德国王已经同意让我负责会谈事宜．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由中国将军和我联合担任主席的谈判委员会。经过一周(从1986年12月16日到23日)的紧张谈判一一有时要持续到凌晨4点钟一一我们草拟出一份关于这个项目的提纲。
我认为苏尔坦亲王把我推荐给国王担当此任是因为我曾有过与外国政府和公司进行武器合同谈判的经历，因为作为防空军司令，我的技术与职业背景符合要求最后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导弹是我的特长。无论如何，在苏尔坦亲王以及高级军官委员会的建议下，国王已经决定由我来指挥预定成立的战略导弹部队，所以我认为我显然是负责谈判，随后执行该项目的合适人选。
国王指示，我们应该尽快购买在中国通常被叫作DF—XX，而在西方通常被称为Css—XX的导弹。而且采购行动应当保密．我的任务是洽谈这笔交易，设计出一个合适的欺骗方案，挑选一组沙特军官与士兵并且安排他们在沙特与中国接受培训，在王国的不同地区建立并保卫作战基地和贮藏库，安排这些导弹从中国运输过来，以及在每个阶段作好保护此项工程不受破坏或任何形式攻击的准备。
回想起我的祖父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经常被称作“半岛之隼’，于是我就选择“隼’这个字一一在阿拉伯语中是“a l—Saqr”一一作为此项秘密任务的代号。这项秘密任务成为我在80年代后期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工作。阿卜杜拉．苏韦林中校是我在这段时间里的宝贵助手，我担任防空军司令以来对这名副官一直十分信赖。他的父亲是法赫德国王王室成员之一，所以我从他小时候起就认识他。所有和这个中国项目有关的旅行他都陪我同行，用常用文字作记录，写报告，有时长达100多页。
我去过中国4次。第一次是在1987年2月。为了掩入耳目，我常常取道别的亚洲国家。比如，第一次去中国，我先安排去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然后再去中国。我的参谋班子的一些成员劝我在路上乔装改扮，使用假名，但是我觉得遮遮掩掩愚蠢得很。如果被发现了。我的伪装只会引起别人的猜疑。我觉得最好一切都显得正常。于是，我就乘坐自己的专机，同正常的美国机组人员一起飞抵中国。但是我却放出口风，为了劝阻中国不向当时正在同伊拉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伊朗出售武器，我亲自去中国购买轻武器。诈术简单但是有效。
计划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我决定中途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停留。我和陪同我的军官们都在利雅得英国大使馆申请到了签证。离开王国前夕，我参加了一次为一位来访的英国大臣举行的午餐会。当英国大使祝我“购物愉快”时，我被逗乐了。显然，他以为我就要启程去中国了。
我在香港偶然遇到了巴林的埃米尔，他问到我此次访问的目的。我回答说，我正在度假。但是由于车上坐着那么多的沙特将军，他不大可能会相信我。无论如何，他很有礼貌，没有再追问下去。
碰巧我同中国的谈判出现了问题，于是两名中国代表从大陆一路赶来与我会面。我们约定在我下榻的饭店客房里会面，而他们则拐七拐八地绕道而来。我们低声交谈，为了不被偷听，我事先还采取了预防措施，把房子清查一遍，看看有没有窃听器。中国人做得更绝。中国代表到达时，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沉重的雨伞，尽管天气看起来用不着带伞。当其中一个人递给我一份文件阅读时，另一个人走上前来，撑开他的伞，然后，使我惊奇的是，举在了我的头顶上。伞里衬着像是铝箔的东西，原来，它是用于使文件避开任何窥视的电子眼的。我不想参加这场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把戏，就把文件藏了起来，后来在卧室里把它仔细读了一番一一这回是在被子下面。
在旅行中，我经常需要同在利雅得的苏尔坦亲王通话。但是，该怎么做才能既打上电话而电话又不被截获和监听呢?我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应急办法。走出我下榻休息的香港饭店后，我会走进任何一家偶然路过的饭店，开个房间，在公开线路上用密语向沙特阿拉伯打电话，然后立刻退房。
在中国，与我接触的人主要是杨尚昆，他是政治局委员，还是由邓亲自担任主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强大权力机构的第一副主席。杨尚昆烟瘾很大，对细节的记忆力无懈可击，当时负责监督重要的对外武器出售事宜。他后来在1988年成为中国的国家主席。
就像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尽力把中国谈判人员的访问保密一样，在北京，中国人也把我的到访秘而不宣。尽管我被安置得舒舒服服(我得知，我住的别墅在我走之后将用于招待美国国务卿)，但是从来不允许我步行外出，而总是坐着轿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各个约会地点，即使会谈地点近在咫尺。中国人至少同我们一样，想把整个项目置于保密之中。
随着讨论取得了一些进展。杨尚昆安排我去参观一个中国导弹基地。观看装有核弹头、由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动的处于作战发射状态的DF—3导弹。他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享有如此殊荣的外国人，而基地上的军官和士兵们脸上的惊诧表情看起来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他们的军事职责以外——这些职责他们完成得很出色——我注意到中国士兵们还播种子、收庄稼、放养家畜。照我的理解，他们在每个军事基地都这么做。一句话，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自给自足。
在那些访问中，我对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谈判方法有了很多的了解。他们都极其爱国，竭尽全力为国家效劳。每次会议前，他们都精心准备，因而能够对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详细进行回答。看起来好像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他们似乎从未对讨论感到厌倦，可以连续讨论好几个小时。他们的班子纪律严明：除非组长要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言，没有一个成员会开口。事实上，中国人是如此训练有素，以至于不容易发现他们在陈述中的任何弱点，也不容易觉察到他们愿意作出灵活处理的地方。他们被证明是顽强的谈判人员，只有在我们设法使他们相信，我们绝对坚持自己的立场时，才会作一点让步。我手中对我有利的王牌是他们明显渴望我们用现金结算一一我以尽量对我有利的方式使用了这张牌。我得出的结论是，同我打交道的中国人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同时作出相应的计划。我相信我们赢得了彼此的尊敬。
我们最终签订的协议对双方都有利，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政治承认与外交关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我后面将要讲到)．后来的几年中，我得以保持了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个关系双方都是建立在对对方优点的正确而现实的理解的基础上的。中国人口众多，同时正在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而崛起，而我们则是一个重要的石油与金融大国。都是亚洲国家。中国把把自己看作是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我们则在穆斯林世世界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且为了阿拉伯和全世界的稳定施加影响。我们都赞同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首次发表)，它们应该用来指导在理想世界中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可以概括为：互相尊重彼此的政策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共处一一这些令人钦佩的原则，哎，却更多地被违反而不是被遵循。
海湾战争后我就从沙特驻中国代表团的访问，很感动地听到他们说：“我们会永远记住你。我们尊敬你，就像我们尊敬亨利．基辛格博士一样。’回忆过去，那还是在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当时是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恢复。尽管环境与利害关系大不相同，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并且很骄傲，能在巩固我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上出了?国战略导弹的背景。简而言之，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在受到以色列或伊朗一一这两个在当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我们怀有敌意的邻国的攻击时，具有还手的能力。
自从1973年发生的战争以来一一甚至自从1967年发生的战争以来，以色列就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本地区，它残酷地镇压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民众，同时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了无数次的侵略，其中以1978年和1 982年入侵黎巴嫩以及对贝鲁特、突尼斯和巴格达的袭击最为罪恶昭彰。而且，以色列已经获得了核武器和投送核武器的远程强击机与弹道导弹(如“杰里科”式导弹)，并且还正在开发军用卫星以提高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目标测定与情报搜集能力，这些都已不是秘密。尽管以色列在军事上明显占优势，但是每当我们寻求购买西方武器来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时，它就毫不例外地大吵大嚷。但是，我们的安全与自尊要求我们必须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这一点，我猜想，可能是国王决定谋求中国武器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伊朗国内革命分子对我们的威胁，这些人在推翻伊朗国王之后，就展开了一场针对我们的敌对宣传运动。伊朗的这些新领导人断然拒绝了法赫德国王的友好表示，企图贬低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削弱我们作为圣地守卫者的作用。这个危险随着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而变得愈加严重，而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带有把其他海湾国家都拖入冲突的威胁，其中包括我们自己。
在8年战争中，法赫德国王自始至终一再努力，试图把伊拉克与伊朗带到谈判桌边，但是伊朗自以为胜券在握，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不只我一个人认为，伊朗在1982年错过了实现和平的历史机遇，那年9月，法赫德国王在摩洛哥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以伊拉克从伊朗境内全部撤军，同时在阿拉伯海湾国家的资助下向伊朗支付赔偿金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伊拉克接受了国王的和平方案，但是伊朗拒绝了它。
众所周知，伊朗在1982年和1983年，运用人海战术，同伊拉克发动了一次次进攻，企图攫取南部港口巴士拉，切断巴士拉一巴格达的公路，直逼巴格达。在这些进攻中，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白白地牺牲了。1984年2月，伊朗又一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夺取了幼发拉底河下游沼泽地的马吉努恩沙洲。此次进攻之后，伊拉克提出停火，但是伊朗拒绝予以考虑。
随后，伊朗人又发动了所谓的“油轮战”，攻击海湾中沙特和科威特的油轮，声称这是对伊拉克攻击伊朗船只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攻击我们的船只之后，他们又扬言要轰炸和炮击我们的繁荣所依托的港口、输油管道与设施。我们靠近战区的炼油厂与近海油井，更不用说在东部省的海水淡化厂都极易受到空袭，而且不易防守，对此，我们实在太清楚了。
1984年6月5日发生了一起特别危险的事件。那天，一架伊朗F一4战斗机飞过了“法赫德线”一一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增加我们的反应时间而在海湾划定的一条假想约界线一一侵入我们的领空。它全然不顾我们发出的两次要求它返航的警告。由于我们事先已通知过伊朗人，任何飞越我国顼水的飞机都将被拦截。这架伊朗战斗机?f后遭到了我们的一架F一15战斗机的拦击被击落。事件发生时我正巧坐着直升机车宋拜勒上空飞行，并且听到了伊朗飞行寻被击中前几秒钟同他的基地的对话。在这场对意志的考验中，双方接着都派出了更多的飞机，准备投入战斗，看起来一场空大战可能就要发生，但是所幸的是，伊朗当局在再次交火之前把他们的飞机召回了基地。
几个月以后，即在1985年，伊拉克和尹朗扩大了战争，在所谓的“城市之战”中向对方的人口中心发射了数十枚远程导弹。同年5月，科威特埃米尔的车队遭到了一架亲伊朗的自杀轰炸机的袭击，他在轰炸中侥幸脱身。法赫德国王对事态的发弓深感担忧，于是重新展开丁自己的和平千克他派遣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王子前往德黑兰，向伊朗转达伊拉克的又一文停火倡议。但是，这些提议又一次遭到了野然拒绝。
这个不断升级的冲突现在看起来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这威胁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对伊朗的实勺进行了一番细致的研究之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伊朗不可能对我们发动陆二攻击。这样做将意味着穿过伊拉克和科蘸特南部，或者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派置部队穿过海湾将需要巨大的后勤保障工，这将危险地延长或暴露伊朗的补给线。尹朗没有进行这种冒险活动的能力。它已经被牢牢地拴在同伊拉克的战争之中，不可能考虑开辟第二条战线。它也不敢冒因勺侵略我们的领土而触怒整个穆斯林世界约风险。所以，看起来更为可能的是德黑兰司我们发起一场军事和经济消耗战。我们认为，它可能试图通过对我们的沿海主要攻施实施空中、海上与导弹打击来削弱我的经济，同时通过破坏活动恐吓我们。
我猜想，正是在这种伊朗使用暴力并表现出顽固不化的好战性的背景下，法赫姜国王才下定决心：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提高我们武装部队和人民的士气的武器；一种一般不打算动用，除非万不得已才用来实施决定性的沉重打击以摧垮敌人士气的威慑性武器；一种一旦发射，就不能被干扰．不能被拦截的武器；一种使敌人在对我们进行攻击之前必须掂量掂量的武器。而又不会提出限制性条件的国家。国王的选择落到中国身上，这个决定不久以后把我送上了前往北京的旅途。
在沙特阿拉伯，这个工程开始时除了我只有一名军官一一阿卜杜拉‘苏韦林中校参加，十分秘密。他同我在一间禁止其他人进入的房间办公。随后，随着我们的计划逐步成形，更多的人被秘密地吸收了进来。我挑选的都是我认识并且过去曾经共过事的人，对他们的家庭与军事背景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起初只有少数几个人，却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为了减少怀疑，他们的工作时间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所有关于他们的任命、调动、薪金等等这样一些文书工作都由防空军处理，而他们穿的也是防空军的制服。随着活动的扩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加夜班，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宣誓保密，所以他们不能谈论自己的工作。结果，有趣的是，他们中的几个人出现了婚姻危机，因为他们的妻子确信，他们另有新欢。我自己也成了这种谣言的受害者。
为了设计贮藏和发射基地，我召集起一组军事建筑师，由一位称职的工程师阿卜杜勒．阿齐兹．纳姆拉中校领导。与此同时，大量的建造工作在中国技术人员的协助下，由沙特的私人公司承办。在沙特港口卸载导弹、炸药和相关设备时，我十分倚重可靠的苏莱曼．纳姆拉少校(不是上述阿卜杜勒．纳姆拉的亲戚)。这位专家深深打动了中国人，使他们采纳了他的方法。另一位军官，阿里．舒艾比中校负责此项工程在沙特海港的管理、组织与安全工作(后来，在海湾战争中，他作为同友军的港口联络官发挥了相似的关键作用)．他帮助我巡视港口，选择合适的泊位与仓库，做伪装，制定欺骗策略以迷惑监视活动。有一次，由于害怕货物可能被破坏，我把入港的船只停在了一艘美国货船的旁边。如果有人想炸掉它。他们在行动前可得好好想一想。尽管阿里．舒艾比试图使我离开现场，但有一次我还是在码头上呆了一整夜，看着卸载液体燃料一一我们的人还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东西。我亲临现场给他们打气，但我也必须承认，我当时也有些胆战心惊。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生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一名中国工人的一只耳朵被削了下去，失去了知觉。他被飞机运往医院，苏醒了过来．但是他的耳朵却找不到了。“请帮我们找到那只耳朵，”医生们请求道。那天晚上，我派了一支车队，闪着明晃晃的前车灯，把工地周围的沙漠地区清查了一遍。在被沙子埋没前奇迹般地找到了那只耳朵。它被火速送往医院，缝合了起来。耳朵的主人恢复了健康，不久就重返工作岗位，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为了学会摆弄这个新武器，我们的一些人在中国接受培训。但是学完这些课程之后，他们还必须在沙特阿拉伯接受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训练。我们在沙漠中建立起一个秘密的训练基地，受训人一旦到这里，就不许离开。他们可以偶尔给家里去个电话，但是所有的电话都要被监听，以确保关于他们下落的消息不会被泄露。当然，当人们像这样失踪很长时间时，他们的家人就会变得担心，并且产生怀疑。妻子们常常给我打电话，哀求我告诉她们，她们的丈夫是不是已经出发去阿富汗打仗了。一些人猜想，她们的丈夫已经去世，央求我把他们的死讯正式通知给她们，这样她们就可以按照伊斯兰教的教规享受她们的权利，履行她们的义务，正式悼念她们的丈夫。我不得不发誓，她们的丈夫不仅活着，而且身体健康，但即使这样，有时也很难使她们相信。
一天，我的情报官惊慌失措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带来一条惊人的消息：一名18岁的学员在给他父亲打电话时，泄露了他的驻扎地点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我命令我的军事情报人员对这个孩子关单独禁闭，同时尽快让他的父亲来见我一一他们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带来了。他是个老人，我发现他还曾经在防空军中服过役。其实他很高兴，自己的儿子也在同样的军种服役。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渴望自己的儿子过上纯净、正直的生活，不同坏人混在一起而沉沦堕落。所以，当孩子失踪很长一段时间后给他打电话时，他急于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些什么。在父亲的一再追闻下，孩子终于说出他是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听到这句话，父亲生气了。
“别对我撒谎。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军营，也没有什么基地。你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孩子被迫解释说，他在执行一项有关导弹的秘密任务。老人立刻明白儿子说的。
我问他，他有哪位朋友与亲属现在知道了这个秘密，但是他发誓说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我该怎么办?如果这个人回到自己的村子，消息马上就会传出去。但是，我又不能违背他的意愿把他强留在我的身边。于是，我就邀请他作基地清真寺的伊玛目一一即领祷人。同时，还有一份丰厚的月薪。他立刻接受了，并且把他的家人都叫来与他团聚。今天，他还在那里，而且每次我视察那个地区，他就会跑出来迎接我。他喜欢逢人就说，他儿子来的那个电话是立任何军事设施或基地时，你应当总是力争为周围地区的老百姓造福。比如说，当苏尔坦亲王在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或西北部的泰布克建立军事城时，他总是尽力确保军队的存在将对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作出贡献。当要在阿拉伯大沙漠边缘地区，利雅得西南将近350英里处的苏莱伊勒绿洲上再建一处导弹部队训练基地时，我决心也这么去做.
苏莱伊勒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生活条件艰苦。政府给了我一笔预算，为军官和士兵们盖房子、建公路、盖医院、造简易机场一一预计全部工程将在3—5年内才能竣工。但是按照苏尔坦亲王的哲理，我发布命令：我们不应急于开工建造。相反，我估计我们可以通过租赁100多所现有的房屋来节省资金，让居民分享好处。这些住房可以使我们有时间盖新房，而不需求助于开支巨大的应急建造计划。由于官兵们需要衣服、鞋子、日用品和许多其他的东西，我就劝利雅得商人和当地人在苏莱伊勒合伙开商店。作为报答，我保证从他们那里购买我们的补给品。此举给当地人带来了生意，创造了就业机会。我很高兴，苏尔坦亲王同意了我提出的在那里建造一座民用机场的建议，这座机场当地居民已经申请了20多年，它将有助于恢复整个地区的活力。
几年前，在那里修建了一所职业培训学校的校舍，但是一直没有怎么使用。当时空军正在该地区建造一个基地，想要这个学校，但是我设法为我的学员们搞到了它，并在3个月内就使它运行起来。
导弹和所有相关设备都从中国海运到沙特阿拉伯，并且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首先放置在临时场地上，然后再放在比较具有永久性的地点。在海上以及在航程中停靠的各个港口，我们都准备好迎接任何对这些货物的可能威胁。我们成功地保卫了位于王国各个不同地区、处于施工阶段的发射场和贮藏库，向部队提供了保密通信系统，并在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对我们的人员进行了导弹维修和操作训练。通过大范围的分散、伪装以及其他一些方法，我们使敌人难以只实施一次攻击就破坏掉我们的新型威慑武器。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有时要长时间地离开我在利雅得的家，而且还不能说出我在哪里。我们的防空军并没有因为我不在总部而受到损失，因为我们已建立起训练、检查、财政管理、战斗准备、作战行动等等差不多能够自行运行的体系。像对其他人一样，围绕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严格的保密要求对我同样适用。
我将永远感激我的妻子阿毕尔在这段时间里所给予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解。她是我的叔叔图尔基．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的女儿，1981年我从美国学成归来时我们结了婚。她是一位贤妻良母，是我们家务的出色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她使我们的婚后生活非常幸福而且令人满足。我们有幸养育了5个孩子一一哈拉、米沙尔、法赫德、阿卜杜拉、萨勒曼，再加上我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岁数大一些的孩子，费萨尔和萨拉，他们是我永远的骄傲和幸福。
即使我在利雅得的家里时，有时也会在深夜接到军官们打来的电话。觉察到问题的敏感性，我的妻子会毫不犹豫地立刻走出房间，有时在屋外一呆就是半个多小时。事实上，我妻子直到很晚才得知我参加了这个工程。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就是在国际传播媒介披露我们从中国购买了导弹的那一天，我的叔叔、利雅得省长萨勒曼亲王转过头来问她“我们的导弹之父身体好吗?”
“导弹?”阿毕尔有点困惑地问。“您指的是谁?”
“嗨，当然是你的丈夫。”
威慑力量的效用取决于潜在的敌人知道它的存在。当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接近可供作战使用时，我在向统帅部写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建议，如果我们购买中国导弹一事在1988年11月之前没有被发觉，这将是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在1989年2月之前还没有被发现，这将对我们十分有利；但是如果在1989年6月之前还没有被发现，那么购买武器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我们应该考虑由我们自己透露消息。碰巧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因为美国人首先披露了这条消息。
我们从来没有确切地知道，我们的采购事宜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然，我感到很意外，这个秘密被保住了这么长时间。据说美图情报机构很早就知道了中国工程一事，但是因为不想捅马蜂窝，他们决定在工程基本完成之前保持沉默。
我也不想冒险走进这片流沙，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一个逗人发笑的轶事。据说当美国人在浏览中国一个秘密导弹基地的卫星照片时，一个眼尖的美国分析家注意到照片上的一些人留着大胡子一一这不是中国人的习惯。华盛顿敲响了警钟。这些人是伊朗人吗?对基地进行更加细致的探查之后发现，他们是在中国受训的沙特人。我们的秘密泄露了。
就像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那样，美国人对此事着实大惊小怪了一番。据说有5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次情报工作的失败而被解雇，但是这也可能是虚张声势。华盛顿要求检查运抵王国的导弹。我们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我们确实保证，我们的弹头只会是常规弹头。无论如何，而且毫无疑问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美国当时的驻沙特大使休姆．霍兰在美国国务院的指示下，向法赫德国王提出了抗议。霍兰是个阿拉伯通，曾在阿拉伯世界呆过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实际上，曾在沙特担任过使团副团长。美国人过去曾帮助我们获得防御性武器．他们当然不会欣赏我们在不同他们商量的情况下，购买他们认为是攻击性的武器的举动。
为了表明观点，菲利普．哈比大使，一位深入地参与过中东外交事务(尤其是在黎巴嫩)的美国总统特使，被派到利雅得，在休姆。霍兰的陪同下，受到了国王的接见。据我所知，会见中，霍兰递给哈比卜一张纸条，大概是为了提醒他时间紧迫，他应当立刻说明来意。
别人告诉我，他说得太激烈、太过火，使沙特翻译不得不大大降低了他的调子。霍兰的阿拉伯语很好，于是他纠正了那位译员的译法，把哈比卜的话准确地翻译了过去。但是，国王不欢迎他所认为的对沙特国防政策的不正当干涉。他被美国特使毫无外交风度的执拗态度激怒了，作了措词严厉的回答，并且专门把霍兰挑出来加以训斥，因为他认为霍兰是罪魁祸首。
据我所知，霍兰把事件的全过程都报告给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他已无法再在沙特有效地工作。不久，他就被召回去了。
在国王与王储的指示下，以及在苏尔坦亲王的监督下，我在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讨论中，为中国与沙特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打下了基础。看到我们之间的战略联系是如此密切，推迟互相承认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互相承认也确实是北京从一开始就一再坚持的。
我安排好关系正常化以及在各自的首都开设大使馆的一切细节工作之后，剩下的事情就由两位外交部长来完成。我的兄弟班达尔随后又一次前往北京，向中国人转达国王正式同意这些安排的消息。后来，我向苏尔坦亲王和国王建议给他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颁发奖章一一这些奖章如期授予了他们。
至于我们的驻中国大使人选，苏尔坦亲王推荐了陶菲克．阿兰达尔，他是军人出身，后来成长为一名外交官，曾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我对他十分尊敬。我知道他会懂得协议的重要性，而且如果我们还要同中国人做生意，他就是我们在北京的合适人选。我对这个选择感到特别自豪与高兴，因为我最初加入防空军时，他是防空军司令，并且还参加了我在桑赫斯特的毕业阅兵典礼。其实是他决定丫我对职业的选择。尽管我被指定加入炮兵，但是我还是希望加入特种部队。而他那时正在为刚刚引进沙特的“霍克”导弹物色会讲英语的年轻沙特军官。我被选派参加了这个计划。
后略
2008年1月22日，沙特阿拉伯王国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和航空大臣、武装部队总监苏尔坦亲王（左）在利雅得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