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丑故事

讲述 王渊鹏

主笔 牛牛

我这辈子开过很多会，就是没开过同学会。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接连发生的两件怪事，吓得同学都逃光了。班级彻底解散，而我也因为那件事，再也没有进过一天学校。

12岁之前，我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健壮得就像一头小牛。和小伙伴一起爬树摘果下河摸鱼，无忧无虑，直到五年级的冬天。

那一天，天气很冷，寒风呼呼地从窗户缝里钻进来。

晚上，我刚钻进被窝，突然感觉颈椎一阵刺疼。我裹紧被子，躺了一会，疼痛并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我疼得在床上呻吟。

父亲以为我白天调皮了，问我，是不是掏鸟窝从树上掉下来了？

我想说没有，但是根本没力气回答他，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想穿衣服，但手一点力气都没有。

母亲把我从床上扶起来，帮我穿好衣服。

我下了床，还没走几步，眼睛一黑，昏过去了，重重摔在地上。

父亲找来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摆摆手说，这病治不了。

我家在余杭仁和，那个年代，交通主要是划船，走水道，家家户户都有船。

父亲把我抱上船，他奋力摇着船，把我送到塘栖中医院。塘栖中医院的医生看了这情况摇摇头，你们还是赶紧送杭州吧。

父亲焦急万分，连夜摇船，沿着运河，把我送到拱宸桥边的市二医院抢救。

我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但我睁不开眼。

我们班还有个女同学，情况比我更糟。

她是我老师的孩子，在我生病的第二天也病了。老师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让她在家好好休息，自己上课去了。

等老师下午放学回来，孩子已经重度昏迷，再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村里也不知道什么病，就传是瘟疫。同一个班，一个礼拜内，突然发病，一个半死不活，一个死了。同学们都吓死了，书也不读了，作鸟兽散。

医院诊断我是“小儿麻痹症”，在医院抢救了两个月，花了6000多块钱。

那个年代，这笔钱几乎是一笔巨款。家里掏空不说，父母把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还欠了信用社的贷款。

实在借不到钱了，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放在阁楼的小床上，找村里的兽医给我治病。

我和村里的猪是用同一根针头的病友。兽医是个哑巴，打针不用酒精消毒，用过的针头，放开水里烫一烫，就拿出来给我用了。

我整日躺在床上，头部以下都动不了，只有眼睛睁着。和植物人唯一不同的是，我还有意识。

父母要去干农活，奶奶七十多岁了，每天在床前照顾我。

奶奶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喂我吃饭，一勺子过来，鼻子里多，嘴巴里少。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农民。

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卖光了粮食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整日躺在阁楼的床上，也能听到父母的唉声叹气。我知道，这辈子我可能都站不起来了，只能在这张小床上度过一生。

可我才十几岁啊，我越想越难过。

这年的腊月，家家都在置办年货，只有我们家在发愁，还能到哪里去借点粮食，度过这个年关。已经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借了。

家里唯一值钱的，可能就是我被窝里的铜暖壶了。冬天，寒风呼啸，天寒地冻，我躺在阁楼上不能动，体温很低。母亲担心我冻坏，便把家里唯一的暖壶塞进了我的被窝。

寒风吹着木门板吱呀地响，父亲母亲愁云惨淡地坐在屋里，信用社主任突然上家里来了。

信用社主任50多岁，满头白发，穿着中山装，胸口还别了只钢笔。

看见他，母亲低下头去，眼泪就出来了。信用社的贷款，早就到期了，可是一直还不上，她觉得对不起，却又实在没办法。

母亲流着泪爬上阁楼，把铜暖壶从我被窝里抽出来，用围裙擦了擦，从后门出去了。

父亲很奇怪，怎么客人来了，母亲不给客人泡茶，还不见了。

过了很久，母亲才回来，把30块钱交到信用社主任手上。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实在对不起，只能先还这么多。

原来，母亲出去把铜暖壶卖了，卖了30块钱，但这笔钱也只够还利息。

信用社主任一愣，一拍大腿，哭笑不得地说：“我不是来讨债的呀！”

他说：“我知道你们日子难过，所以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信用社借了50块钱，你们可以去买头母猪，慢慢发展起来。剩下的钱，留着过个好年。日子虽然艰难，总是要往前看，会好起来的。”

他又爬上阁楼，来到我床边，摸摸我的手，说：“慢慢养，会好起来的。”

很多年后，农村信用社征文比赛，我写了这个故事，拿了第一名。

我在文中写道：铜暖壶卖掉了，被窝是冷的，但心头是热的。

我的家乡余杭仁和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10年。屋顶上有一片“亮瓦”，可以看到天空。透过亮瓦看云，是我唯一能干的事。

下雪子的时候，雪子会从瓦缝里漏进来，落到脸上。下雨的时候，屋顶漏水，家人在我身边摆上几个脸盆。

之前有记者采访我，聊到我为什么自学，他说：“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你一定想到了保尔柯察金！”

我说：“我连生产队长都不认识，哪知道什么柯察金？”

我开始自学，完全是被一句话刺激的。

我长期卧床，头发又长又乱。夏天快到了，父亲想找人来给我理发。

那一天，天气很闷热，父亲从镇上回来，一句话不讲。

我躺在阁楼上，听到父亲在楼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一边抽烟，一边叹气。

母亲回来，看见满地的烟蒂，问发生什么事了？

父亲开始不说，在母亲再三追问下，父亲才终于开口。

父亲说，他今天去镇上找人给我理发。没想到，镇上的理发师说：给你们家猪剪毛，我高兴的，但给你儿子理发，还是算了吧！

我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我问自己：我已经在这个小阁楼上，从12岁躺到22岁，难道，我愿意一生都躺在这个小阁楼上吗？这样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父亲爬上阁楼，对我说：“儿子，你要活出个样子来。”

我说：“我要看书，我要自学。”

母亲从柜子里拿出我的书包——一个斜挎的黄色布包，我生病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个包，母亲一直帮我保管着。

母亲拿出语文书，翻开第一页，放到我的眼前。

我傻眼了，我完全不认识上面的字了。又翻了几页，还是一个字都不认识。

我彻底绝望了，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难道我这辈子，注定是一个废人了吗？

傍晚，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来了。老师姓钱，五十多岁，留着平头。

钱老师说，他下午在学校（学校和我家隔一条河）上课，听到我的哭声了。他很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哭得那么伤心？

母亲把我想读书的事和老师说了。

钱老师爬上阁楼，来到我床边，对我说：“你不要哭。字不认识了也没关系，我们重新学，我从拼音开始教你。”

那天以后，钱老师每天下了课就来我家，到阁楼上教我拼音。

我生病以后，记忆力下降很多，老师讲过一遍，第二天我又忘了。老师只能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我给讲解。

花了一个月，我才重新学会了拼音。

钱老师老家在塘栖，几年后，钱老师60岁退休，父亲为了感谢他，划船送老师回了老家。

学会拼音后，我开始认字。

父亲给我买来《新华字典》，墨绿色封面的，五毛七分钱一本。

每天早上，父亲把我抱到八仙桌边的靠背椅上。

虽然我躺了十年，但生长发育没有停止，22岁已经1米87的个头，只有父亲抱得动我。

刚坐起来很不习惯，头晕目眩，感觉要昏过去一样。

手和脚还是不能动，我就用舌头翻字典，一页一页舔，一页一页学。《新华字典》一共700多页，我每天学习两页，刚好一年学完。

一年下来，我舔破了五本《新华字典》，学会了新华字典里的所有汉字。

父亲说：“你是在看书，还是吃书呀？”

在阁楼上，用借来的收录机学习

慢慢的，我试着让自己动一动。坚持一段时间后，我的手可以动了，但手指还是僵硬的。

我尝试写字，用嘴巴把笔咬起来，再用两只手掌把笔用力夹住，在纸上移动。刚开始，手夹住笔一用力就四肢抽搐，掉笔。

母亲每天坐在我边上，帮我捡笔，一天要捡上百次，很辛苦。

这样练了两年，我写的字，终于有点模样了。

生产队只有一份报纸，村民们都很善良，大家商量说，王家儿子每天在家，就把这份报纸放在他家吧，这样他每天还能看看报纸。

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又多了个学习的机会。

我每天看报纸，一段时间看下来，新闻报道要怎么写，有点感觉了。

我开始给乡广播站投稿。乡里发生哪些事，哪个生产队产量高，父亲了解完回来告诉我，我写成文字稿，父亲再帮我送去广播站。

村口有个大喇叭，挨家挨户有个小广播。

在家听到广播里念自己的小稿子，很有成就感。

广播站的编辑也常来看我，每次都给我带许多稿纸让我写。

我越写越来劲。散文、小说，也开始尝试写了。

我还给杭州广播电台投稿，写一篇广播稿，稿费有五毛钱。

自从我可以坐起来后，坚持每天康复训练，身体的活动能力也开始慢慢好起来。我能坐轮椅了，部分身体也慢慢有了感知。

双手夹笔写字

我的故事陆续被很多广播站和杂志报道，我也因此交了很多笔友。

TA是我第一个笔友，但TA是男是女，几岁，哪里人，我都不知道。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

TA在信中写道：我知道你身体残疾，在自学。我刚报了黑龙江大学的青年文学函授班，你想不想学？想学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学。

我回信说：当然想学。

TA给我寄了报名表，学费也帮我交了，交了四年，要1000元。

我没有TA的地址，只知道TA的学号。通信来往，都是通过学校，我把信夹在作业里，寄给学校，学校再转寄给TA。

四年后，我拿到毕业证书。我在黑龙江《诗林》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残破的珍珠》，这是我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作品。

我第一时间和TA分享这个好消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TA给我回信，淡淡地说了句：祝贺你，你终于走出了黎明前的黑暗，希望你继续努力。现在，我也要退出你的视线了……

我特别诧异，不知道什么情况。TA也没再来信了，我们就此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