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三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
徐家祯
(五)
从一生的事业来说，我的三叔祖礼耕先生在四九年之前达到了顶峰。那 时，由于两位叔祖父的努力，在祖传产业的底子上，发展到绍兴、诸暨、杭州、 嘉兴、上海都有工厂、企业、房产、地产等等。但是，在政治地位上，礼耕先 生在四九年之后倒反达到过一个高峰。可惜，不久就峰回路转，一个跟斗栽到 谷底。不过，只要对中国近代政治有所了解的人，对此都能预料，并不出人意 外。
以前，有人曾把历次政治运动比作“割草”，也就是说，由高到低，一批 批、一层层割下来。今天没有被割到的草，不等于明天也不割;所以，今天“整” 不到的人，不等于明天也不“整”。
四九年，新政府刚成立，地主和地痞、流氓是要割的草，而资本家则暂 时还未挨到。所以，我们家各地的企事业并未被政府没收或征用，连上海大家 庭住着的大房子和杭州像“大观园”那么大的“榆园”都还保留着。但是，后来， 各种税收越来越多，而生产所需的原料和产品的销路及市场却越来越困难。我 们家庭要维持那么一个庞杂的大摊子越来越艰难，最后，只得让政府征用了杭 州“榆园”的绝大部分;以后，又卖掉了上海的大房子，将所得款项三家平分， 各自另买了一幢房子。不知是因为巧合还是有意，我们三家自立门户之后却又 同住在一条街上，二叔祖家离我家只有一、二百公尺的距离;而我们跟三叔祖 则就是紧邻，只有一墙之隔而已。这三幢房子比起以前大家庭合住的那幢来虽 然小得多，但在上海比起一般住房来还是大得可观，在整条街上都有点鹤立鸡 群的。难怪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北京红卫兵来抄家说:“你们住着‘皇宫’， 明天来你们家开个展览!”幸亏他们只是说说算了，后来我们也就“扫地出门”。 否则，我们的房子里真正开起展览会来，我们一家四口成了展览会里的活展品， 日子倒确实会更难过。
我家以前与三叔祖住在一幢大房子中，后来又一墙之隔地住在相邻的两 幢大房子中十多年，这，我想是我们与三叔祖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另一个原因。 那时候，虽然大家自立门户，但关系仍像一家一样。三叔祖一星期总要来我父 亲书房很多次，我父母当然也常过去闲谈或者送些家乡菜。我们四兄弟姐妹和 三叔祖的最末了四、五个孩子年龄相仿，虽然我们要叫他们叔叔、姑姑，但时 常一起玩耍，真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我们两家房子的第四层楼上是个大平台，两家的平台中只隔着一个一人高的隔墙。有时我们孩子懒得从大门外兜进去， 就从矮墙上翻过来、翻过去，当然万一失手从四楼摔下去，倒一定粉身碎骨的。 后来，两家院子中相隔的一道矮篱笆坏了，父亲索性请两位泥水匠筑了一堵矮 砖墙，上半段是砖砌的缕空花纹，还有一扇不装锁的门，于是，我们和三叔祖 家更成了一家，可随时来往。夏天的上海越晚越闷热，大家在院里乘凉，就打 开门互相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