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言】马宁（1922—2010）是中国空军第三任司令员，也是第一位会飞的空军司令员。1949年9月，马宁作为战斗英雄，被选为第二野战军的12名代表之一，出席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作为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亲历者，他在生前讲述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的一些内幕细节。
一、接到神秘任务
1949年6月，渡江战役之后，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态势已基本形成。我们12军随营学校随大部队一直南下。我当时任副校长，军长王近山兼任校长。8月，我率随营学校进驻到马鞍山进行警戒，主要是保卫马鞍山钢铁厂的安全。一天我接到命令，让我到12军军部报到，军组织部李部长告诉我先到南京集中，然后再北上。
就在这时，王近山军长也告诉我不要南下了，跟着他走就行了。我不知道到底要去执行什么神秘任务，又不便多问。那时候许多铁路都不通，路很不好走，我们先是骑马，后又改乘汽车，折腾了好几天才到了南京。
到南京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派我到北平去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每个野战军选出12名代表到北平，我们第二野战军代表团成员是：首席代表刘伯承，正式代表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卫小堂、布克、廖运周、曾克、高树勋，候补代表张南生、马宁。原先参加会议的都是正式代表，可是名单打印出来后，我和张南生成了候补委员。不过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能亲身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就已经很荣幸了。
从南京出发，我们又绕道到徐州，好在从徐州往北的铁路已经通了，我们这些刚从前线下来的代表，由徐州坐上火车直接到了北平。
二、第一届政协会上部队代表思想的转变
到了北平之后，我们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代表编成一个大组，都住在六国饭店。六国饭店原来是一个英国饭店，北平解放后收归外交部。政协会议期间，刘伯承、滕代远以及我们这些从部队来的代表都住在这里。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开了“洋荤”了，第一次住进这么高级的楼房，第一次接触地毯、门铃、抽水马桶等，对城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后来13军的卫小堂代表告诉我，他在来北平前，陈赓司令员向他推荐了两位老师：“一位是刘（伯承）司令员，他是二野代表团的团长，你紧跟着他，在政治上不会犯错误。另一位是廖（运周）师长，他见多识广，生活上不会出洋相。”
先到北平的代表参加了预备会议，会期大约十几天的时间，后来凡是会议活动和下发的文件，都是先通知和发给我，由我来送给代表团长和各位代表。预备会议主要是讨论研究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商定国家名称、国徽、国旗、国歌、首都、国家纪年等。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34人，来宾300人参加了会议。
我们在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时候，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正在向西南和华南进军，国民党政权仓皇逃往广州，战斗仍在继续。可是，到北平后看到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
尤其是看到政协代表中其他党派的人士占很大的比例，许多部队代表就有点看不惯。特别是看到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高级将领也参加了会议，就更想不通了。这些人由于过去生活很讲究，起义过来后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改变。有些给他们担任警卫的战士，看见他们竟然拿剩饭、馒头和肉来喂狗，难以接受。有的战士坚决要求调离，甚至还为此开了小差。那时候我们这些刚从前方打仗回来的人，也看不惯。一想到我们的战士还在前方流血，那些曾经是我们对手的将领，摇身一变又成了人民代表，而且还参加我们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不但看不惯，而且也想不通。感到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他们这么多人却来坐天下，而且还这么浪费，所以非常反感。
再就是对文化界和文艺界的代表有些看法。他们在会议期间比较活跃，老举手提意见，而且提的意见也比较多，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赞成，也让其他代表有些反感。
还有一次是开大会，所有代表都已经到场，主席台成员也都就位，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都已经就座，可是就是不开会。大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就一直这么等着。大约过了15分钟，看到宋庆龄来了，这才开大会。大家这才搞清楚，原来全体代表都在等宋庆龄。
有些部队代表就开始发牢骚讲怪话了，当时有这样一段顺口溜：“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这种情绪很快就反映到上面去了，如果不做工作或采取措施，那么就会直接影响到这次会议最后的选举结果。为了保证民主人士顺利当选，9月30日，在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织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儿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为了保证党员代表行使好自己的权利，刘少奇同志在大会召开之前，专门召开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少奇同志着重讲了要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内容是，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作战解放蒋管区，另一方面要争取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是第二战场。当时有许多代表对毛主席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宋庆龄和程潜不理解，感到我们自己那么多有战功的将领进京，毛主席都没有去接，可是却去接程潜这样的人，怎么也想不通。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严肃地说，毛主席去接刘伯承、陈毅有什么意义？可是接了程潜，广州那边（国民党政府刚从南京迁到广州）马上就有了反应。他们多吃两斤肉，或者把吃剩下的馒头、包子喂狗了，你们就心疼，他们要是孤注一掷炸几座桥值多少钱？最后他强调说，共产党员参加这样的会议，党控制不了你的手和这一票，那还要你这个党员干什么！经过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弯子这才慢慢地转了过来。
这次会议使我们这些部队的代表对统一战线又有了更新的认识。我体会到，光能打仗还不行，怎么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孤立少数人和打击对象，争取中间派，是统一战线的新课题。后来，开完政协会回部队，撵上兵团后，陈锡联司令员和谢富治政委，让我汇报政协会议情况，我特别讲了这些体会。
三、听毛主席解释五星红旗的意义
政协会议开幕式之后，大会就按程序进行。9月23日，人民政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的图样。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筹备组，收到国旗提案共计1920件、图案2992幅；国徽提案112件、图案900件；国歌提案623件、歌词694首。会前专门设了“选阅室”，广泛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然后从中选出国旗图案38幅，国徽图案5个，最后分别编印成册发给每一位来开会的代表，再征求意见，体现了广泛的民主性。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民赋予这种权利的神圣。
9月26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但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人员则到北平饭店继续开会，主要是对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进行最后审查。会上，争议最大的就是国旗，意见一直不统一。当时，每个人都发了一本印有38幅国旗图案的册子，大家认真筛选。有一部分人倾向于那面红色的、中间有一条黄色横杠代表黄河的图案，到后来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这个方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旗面上的黄杠，破坏了国旗的整体性，好像把国家分成了两半，不可取。还有人说，黄河总闹水灾，给老百姓的印象不好。
9月27日上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议案很快就通过了，但是由于对国旗的意见不一致，所以方案审查委员会又向大会推荐了五星红旗。会上，毛泽东拿出了五星红旗的图案对大家说：“这是32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32号!”紧接着，贺绿汀也表示同意选32号图案。他们的意见很快影响到大家的态度，会场上的意见很快就转为倾向于同意五星红旗图案。
这时，毛主席才让工作人员宣读五星红旗图案说明书。说明书是这样解释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的：五星红旗上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中国的大众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五角星环绕着大五角星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旗面用红色，表示热烈，象征革命，五星均呈黄色，象征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当时，毛泽东主席也认为五星红旗图案好，他解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记得有个代表当场提出：“五星红旗虽然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但我们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以后，后两个阶级没有了，我们是不是又要改国旗?”
最后，还是毛主席提出：“我看这样，是不是把这个说明改一改。不要说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就说五星红旗代表了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大家看好不好?”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五星红旗的象征意义经过毛主席的重新解释后，代表们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9月27日下午，当代表们再次走进怀仁堂，会场的布置就变了样了。这时，大会主席台的两侧已经挂起了两面全新的国旗—五星红旗，它向人们预示着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
四、开国大典阅兵的空中分列式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我作为人民政协代表和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很荣幸地和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亲身经历和见证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性时刻。
下午3点，开国大典仪式开始。可忙坏了那些摄影记者，他们都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和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中有一位唯一的战地女记者，她就是我们二野的随军记者曾克。此刻，她正紧张地穿梭于天安门城楼上人群的空隙中，不停地调整角度拍照，以女记者特有的细腻和敏感，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后来，有许多记录第一次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历史镜头，都是出自曾克之手。
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军事盛典，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正规亮相。当地面部队各阅兵方队和各种战车行进至天安门广场时，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部队的空中编队，一批接一批自东向西飞临天安门上空，与地面部队遥相呼应。
实际上，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原方案并没有空中分列式。因为当时新中国空军正在筹建中，既没有部队，也没有飞机。当时只有军委航空局刚组建不久的一个担负北平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也就是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飞行部队。但由于缺少飞机和飞行员，尚不具备参加阅兵式的条件，所以原来的阅兵方案没有飞行部队参加。
我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时，常跟在刘伯承司令员身边，首长们研究讨论阅兵式的一些问题也不回避我们这些身边的随员，因此能提前知道一些内幕和细节。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要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会议，亲自布置开国大典的阅兵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军委航空局领受任务后，立即调集各型飞机17架，准备参加受阅。这17架飞机，按照不同的机种，编为6个空中分队。空中受阅总领队原由徐兆文担任，后因他在受阅飞行训练中飞机发生故障跳伞负伤，临时调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空中飞机编队也由刘善本驾机领航。刘善本是1946年从国统区驾机起义飞抵延安的国民党空军军官，后来为新中国空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0月1日下午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在空中编队集合后，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的分列式开始，受阅的机群编队排着严密整齐的队形，由东往西，向天安门上空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九架P-51战斗机，分为三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上空轰鸣而过。紧跟其后的第四分队是两架“蚊式”轰炸机，接着是第五分队的三架C-46运输机，也编成“品”字队形跟进，飞在最后面的是第六分队，有两架PT-19教练机和一架L-5联络机组成。由这17架飞机编队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受阅队形，依次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由于当时我们只有17架飞机，从广场上空看飞机太少。于是，决定调整方案，让最先飞过天安门的九架P-51战斗机，由于它的速度快，先在空中绕一圈，然后衔接在第六分队的后面，再次通过天安门。因此给地面的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飞过天安门。
另外，接受检阅的飞机同时还要执行战斗警戒任务，其中有四架战斗机是带弹参加受阅飞行的，以随时防备敌人的空袭。按世界惯例，阅兵时任何兵种的部队都不得携带实弹。在开国大典上，我军飞机突破惯例带弹受阅，这在世界阅兵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受阅的人民空军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仰望疾速而过的机群，纷纷招手致意。前门广场上的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把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这次阅兵历时三个小时，场面宏大，非常壮观。受阅的武器装备数量为：火炮119门，坦克和装甲车152辆，汽车222辆，飞机17架，军马2344匹。除了军马以外，几乎所有参阅的武器装备都是缴获来的。
尽管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还很落后，但全体受阅将士以饱满的精神、高昂的斗志、坚定的意志、威武的阵容，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崭新风貌，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坚不摧的力量。开国大典人民军队的强大阵容向世界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信心有能力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开国大典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陆、海、空军人员。当官兵们向朱德总司令敬酒时，他兴奋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这一天，就这样载入新中国的史册，同时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