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与国家 英二2022-05-14 03:35:52
大众与国家
“大众”与国家关系的定位，一方面，“大众”是国家的积极的构建者，另一方面，“大众又作为社会批判的肯定性力量始终在发挥作用。对于现代性来说，由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不平等的一面，“大众” 索求自身利益的斗争，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政治斗争，“代表了解放哲学的标准域”。
“大众” 与国家的对立形式，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民众使用的是一种 “抵抗的权利” （ius resistentiae）。这种权力声称，一个个体，一个地方的共同体，一个手工业行会有抵制中央的特权 (prerogatives)。作为一种积极的特权（positive prerogatives），它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有形的，对可能发生的社会变更的防卫，比如出现在雇佣劳动斗争中的防卫。维尔诺（Paolo. Virno）对它的描述最具暗示性： “它不同于经典的公民的不服从，它不质疑具体的法律，而根本就是对国家的控制发起质疑” 。它是一种通过 “一种无限的抵抗权利” 来行使自我保护。 “抵抗的权利” 与颠覆理论无关，但也常常构成了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凸点。
从大众的角度看，社会关系的核心并不是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而是在于大众与国家之间。这也关系到人权与民权概念的差异，现代体制炫耀人权而忽视民权，是一种故意操作，国家的决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攻势，其主要的目标就是堵住大众的表达。
对于现代性来说，“大众”的主要“对象”（其实是“对手”），体现的是与国家的对立。假设硬要套用社会金字塔的比喻来说，大众的 “对手” 是组织并控管塔型结构的 “决定者”。
如何来理解这样的观念？ 萱野稔人（Kayano Toshihito）在他的《国家是什么》（國家とはなにか2005）中，就是力图纠正 “国家即为虚构” 抑或 “国家即为话语” 的理论谬误，表明现代国家的特质是来自于暴力的组织化，垄断化，而且，为资本所有制所限定。这也就是说，“国家”（State）是一个“阶级局面” （state of class），它将人民整体加以组织化，并划分为阶级，从而加以生命与政治的控管。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代表阶级利益” 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成立。就它的现代内涵而言，两者确实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资本依附于市场，但市场的本身并不能解释社会的生产关系。凡是市场均有组织，而调节并管理这个组织就是国家。即使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有衰微的趋势，但并不代表 “国家” 这种组织架构会消亡，至多，只是 “国家” 形式的蜕变而已。毕得（Jacques Bidet）就认为，对“世界” 与 “国家” 应做出区分：世界所代表的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竞争场域，即地缘政治，毕得称之为 “系统面” ；国家则代表阶级斗争的场域，即社会政治，毕得称之为 “结构面” 。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国家 “升级” 到了世界层次，也因此，昔日被区分的系统面与结构面会交织在一起，因此，全球的阶级问题会走向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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