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汉语形成。
一次是秦皇汉武文治武功。
这两次大一统产生的就是中国文明的文明体（政治有政体，国家有国体，文明当然就有文明体）。
这两次以后，中国的文明体就确立了，就没有再产生过新的大一统。
后来，尤其是现代学者说的“大一统”，基本是指狭义的政体，每朝每代重新建立一次的东西。
但这些都是统治方式而不是文明本质。
研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明，当然要看统治方式，但也要看统治对象。
因为所有的统治方式都不只是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理想设计的，而是统治者结合理想和实现之后设计或者选择的。
最直接的因素是利益，而选择的主要考量就是利益最大化。
有了国家观念以后，到目前为止，政治设计与运作没有能超出这个标准的。
不同的社会，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组织方式之下，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是不同的。这些，就是制度设计时的现实。没有一个政治群体会为了理想设计，也没有一个政治群体会为了利益之外的因素而设计。美国也不例外。
中国的大一统的文明体决定，所有的朝代如果想利益最大化，都一定要采纳与大一统文明相应的政体，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式的封建制度。
这跟统治者的利益与见识有关，跟学者头脑中的高级低级无关。
汉地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是利益最大化的最大保障。
为了利益最大化，任何统治者都不得不顺着汉地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来。
假设一个农民得到一只鸡，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把它好好地养起来，而不是把它杀掉，更不是研究它和邻居家的山羊的差别。
当代学者由于政治理想，特别乐于批判中国的大一统。而他们的眼光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只能集中到统治者的制度上，然后拿西方的民主制度来对比，再批评。这就象上边说的农民一样。
仅就制度批判而言，专门用民主制度的优点来批判大一统制度没有历史研究的价值。但这样做有政治价值，尤其是民主与大一统成为两种制度的标志的语境之下。
问题是，这种政治化的研究依然空泛。
因为制度是依群体特征而制定的，政治体制其实依赖文明体制。
而当代中国的关心政治的历史或者政治学者，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文明体制在政治体制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只是一味地拿山羊比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