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注意到一个现象：
“包括我们历史上的那些农民战争，那些农民战争按照意识形态的说法都是因为土地兼并，其实和土地兼并一点关系都没有，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也没有关系，就是和朝廷有关系，都是反朝廷的。如果中国老百姓长期受着轻徭薄赋的恩情，他们为什么那么想造反?他们都是吃饱了撑的吗?为什么世界各国都没有这种现象?全世界各国真的没有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有这种现象，发生大规模民变，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个现象只有中国才有，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我们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没有过，西藏也不可能发生一帮农奴杀到拉萨去推翻达赖喇嘛的事。”
他以为这农民与中央政权的矛盾。
他一方面否定小群体小中心对农民的压迫把问题都归到大中心，另一方面问如果朝庭对百姓那么好为什么百姓要造反。这个逻辑实在强悍得让人不解，不是不解这个思路，而是秦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路？
其实，这不是过是为了支持他的儒法互补理论而不得不做的扭曲。
为了理论漂亮，事实可以忽略或者扭曲。这是学者大忌，但很多学者不能避免，理论搞偏了，但是搞大了，不歪曲就要前功尽弃。怎么办？
只能歪曲。
这个歪曲本身不值得关注，因为对法家思想功能的过度强调已经严重地损害他的理论的解释功能了。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农民有造反的传统而西方没有。
这个对比本身就很意思，至少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中国人是没有等级观念的。或者说，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等级观念最为淡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有主动打破等级或者出身观念的意识和行动。从下而 上的是造反，从上而下的是各种人才选拔机制。
这种平等的观念不绝对，也不是不受秩序制度影响，但是对比西方贵族与平民间的差异，在平等观念上可以说东西有天壤之别。西方哪个平民会说推翻皇族统治我来当当皇帝？皇族间仗打来打去，婚通来通去。打完了还能互派国王。老百姓当国王，梦里也不要想。
要说压迫与反抗，哪里都有。但大批平民翻身成贵族，一波又一波，则如秦晖所说，只有中国有。
这种差异不可能从制度本身上得到解释。更合理的解释是思维与观念：西方人受等级观念束缚更严重，中国的平等观念更强，差异观念更轻。
这一点，如果看中国古代哲学就很清楚。
如果对比汉语与西语的组织原则就更清楚。
因此，如果从文明体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一统进行得相当完全相当彻底。皇权并不是观念中的最高权威，它不过是天权的代理。而天权又体现在民权中，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等等等等。这就形成了一个石头剪刀布的循环，差别有序，但本质上互相衔接，互相服从。
平等，平衡，浑然无间，这是真正的大一统的本色。
平常人的眼光放在精英身上，以精英为历史的推动者。他们当然是，但他们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天命大一统观念浸到骨头里的平民百姓。他们一个个拿出来都平凡无奇，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得到尊重，皇权也要低头。否则这个整体发起怒来，皇权也是渣。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皇权何时尊重过百姓，都是百姓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这一点秦晖倒是注意到了，也解释得挺好。百姓拜的是权（秦用的是权。其实不准确，应该是天命秩序），不是这个个人。这个个人无道，百姓起而杀之是常有的事。
另外一点秦晖没提到，一般的学者也意识不到的是，政治的对象并不是个体的简单叠加，而是群体。生命力正常的皇权，对于群体一向是谨慎的。这个道理也简单：1+1产生了群体特征，而不是两个个体叠加。
由于天命观念，个体间差异形成的联通整合障碍最小，中国百姓对群体的契合度特别高，产生的力量也就特别大。对于群体没有尊重的王朝都很快会被推翻。理论上也很好解释：不治民就是不敬天，不敬天则天厌之，死得其所。
当然，整合障碍小也意味着随时都能整合。只是说可能达到的程度高。平常散沙状态也是常态，但需要整合时，则可以高度整合。
中国人的天权或者天道观就是这样，大家动态（哈哈，不是僵化的静态的）平等，我不欺负别人，别人也别仗势欺我。这种天道观念其实也是很多中国人一方面比较平和，另一方面又强烈反感霸权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