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30年的朱家
朱家约在明末清初时从浙江来到贵州。江南的苏浙皖一带自秦汉以后逐渐形成朱姓大规模聚居地，至今仍是朱姓的高密度分布地区，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朱姓人口分别占本省人口的21.2%和13.2%，远高于全国的1.2%。从上海的朱家角，舟山群岛的朱家尖这样与朱姓有关的地名中可见一斑。朱家祖先从富庶的江南水乡来到贵州这个偏远的蛮夷之地，可能是为官被贬，也可能是为躲避战乱。任家则来自江西，先是到清镇，在那儿修有祠堂，后来迁到贵阳。朱家和任家都有家谱，记录了多代以来的情况，两家儿女各自成婚时家长都会拿一本家谱给他们。两家的家谱一直保存到64年四清时，那时街道和派出所的人可以随时到家里来翻看和带走任何东西，家谱变成想复辟的证据，就不敢再保存了。
朱家有祖莹，占地颇大，有几十个坟，在水磨河，即现在的妇产医院一带。最大的坟是高祖父的坟，有别的坟的7，8倍大，父亲小时候还爬上去过，因为高，站上去可以看到更多周围的景致。54年时由于修妇产医院这些坟都被迁走，后来已不知下落。
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到民国时期朱家在贵阳已是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且与很多家族都有姻亲关系。曾祖父朱琴武是清末时期贵阳市政府的文书，负责撰写各种公文。他有两任太太，前任王氏太生了三个儿子，王氏太去世多年后曾祖父续弦娶了杨氏太，生下了4个孩子，从老四到老七，老六朱华是朱家唯一的女儿。因为这种情况，大伯公就比杨氏太所生的孩子大很多，跟老四亮南相差20来岁。
曾祖父母去世后养家的担子落到了大伯公身上，那时家里除了6个弟妹，他也成了亲，太太生下两个儿子不久后就去世了。两个儿子叫做启明和祥明，启明只比他的四叔亮南小两岁。要养活这么多人需要很多收入，因此大伯公早年用祖上留下的钱作本钱，在贵阳的纺织品集散地广东街开了一间布匹店，生意很不错，曾祖父还留下了贵阳附近修文县麻窝寨的一些田地，靠着这两项收入他把弟妹们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养大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救亡图存的危机。在各种救亡呼声中，具有远见卓识的梁启超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说,把女学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强大联系在一起,明确了女学之兴与否与国家强弱、民族存亡的关系。他率先在上海开办了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堂，随后在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民国初年全国出现了倡兴女学的风尚，贵州的女学也在这种风尚中逐步兴办起来。
此时大伯公已从布匹生意中赚了一些钱，除了养家还有盈余，他把积下的钱全拿出来，再四处凑了一些，在蔡家街，现在的贵阳二中附近开办了一所女子学堂。这是一种介于私塾和新学的一种学校，既学《三字经》，《百家姓》，《女四书》等经典，也学算术，自然常识，美术，体育等新学的科目。奶奶在这里读了约5年书，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对她的一生影响深远: 几年的学习不仅给她打下了知识文化基础，还让她得以结交了一帮朋友，她们的友谊延续了终生，一直到晚年奶奶的牌友和一些佛友都出自于这个女子学堂。
二伯公叫朱灿，那时离家在外，他毕业于贵州高级中学(后改叫贵阳一中)， 和达德学校出身的王若飞相熟。他参加过同盟会，就读过武昌陆军学校，还参加过北伐，名义上参加的是国民党，其实是为共产党做事。奶奶见过二伯北伐到达烟台后寄回的一张照片，带着高高的帽子，身着一身挺拔的戎装，英姿勃发。后来二伯公被派去日本开展共产党在日本的支部工作，从此留在日本再没回来，最后在抗战前后去世。他娶了日本太太，生了两个儿子，叫做朱炎明和朱兆明，后来改成母性岩井。两个儿子后来开了一间小银行，曾请人辗转带过信给大伯公，后来就断了音信。
三伯公朱亮东脸上有麻子，人称麻三爷，那时也已离家。他加入了国民党军队，部队驻扎在湖南，他在里面当营长。43年部队解散，他带着太太和3个孩子到遵义地区太太的娘家去生活，途径贵阳，在爷爷奶奶家稍作停留。爷爷奶奶那时已赚了很多钱，可以资助他们，极力挽留他们留下来，三伯公三婆母却不为所动，住了一两天就到遵义去了。他们没留下个确切的地址，后来也没回来过，因此断了音信，不知所终。
朱家男孩从老三开始，以东，南，西，北取名，老三亮东，老四亮南，老五亮西，老七亮北，老六是女孩，叫朱华。前面的三个孩子都得到了父母很好的抚养教育，比较出众，后面的四个孩子由大哥兄代父职养大，而长兄其实并不能完全取代父母的作用，大哥又一直为赚钱和女学堂操劳奔忙，没有多少精力管教弟妹，所以后四个孩子比较平凡，特别是老五和老七，外人看着也挺乖，斯斯文文的，其实暗中有些顽皮。爷爷在兄弟姐妹中跟六妹朱华的关系最为亲密，从小就凡事让着她，护着她，对她百依百顺。六妹看到四哥现在成了亲，觉得四哥对自己的关爱好似被分去了一些，心下有些失落。
朱家的堂屋中供奉着朱氏祖宗牌位。每逢过年，清明，七月半和家中有大事发生，大伯公都要率领全家隆重拜祭。在拜过朱氏祖宗之位后，奶奶正式成为了朱家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