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懈人生追求 五十二、15年媒体40+跳槽（十八） 求索之路平坦心2021-04-11 04: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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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2006年10月，我搬到了五道口中国地大墙外东升派出所对面两居次卧（单独带一个小厨房兼卫生间），月租一千——离地铁站两百多米。
小雅当时搬到大山子住了，曾来我这里住宿过，我把自己用过的那套special English光盘（十几张）带书给她学习，后来建议她学习韩语——当时韩国使馆免费教授中国人学习韩语，还分初级班高级班，但报名排队到半年以上，小雅放弃了。受我影响她也去读书了，后来参加法律业余专科读书，但事先没告诉我，最后获得大专文凭，但求职却没什么用处。
再后来，小雅来找我借两百元钱，记得我们约好傍晚在北大内碰面，她拿到钱高兴地买来美食和我分享，之后我们去未名湖旁的小山坡树林中后入野战，嗨翻天。奇怪的是，我和小雅每次都是无套，她居然没中招。
我的部分电子书。
律师约我敲诈市委书记们
在小康杂志的时候嘛，出现了一个奇葩事儿，有一个律师通过我媒体前陈同事介绍来请吃饭谈“合作”。他拿着几个省城市委书记和一个副省长老婆的疑似贪腐资料找我合作敲诈勒索——他以为我在小康杂志做省部级访谈栏目，就可能会采访市委书记之类（确实有可能），他就对我面授机宜，我去采访市委书记，吃饭时叫上他，他来找市委书记要土地和开矿权（当然是利用疑似腐败材料要挟），事情成功后他给我干股。他曾明确让我采访郴州市委书记（落马书记李大伦后任、疑似贪腐资料没有他的）之后他来谈合作——其实，他的意图纯属异想天开，小康杂志当时很少采访市委书记，即便采访也不是记者个人能决定采访谁的——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会跟他合谋这种下九流勾当。后来，我跟前陈同事说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不想参与，然后我同事说，你给他说明就行，委婉一点。我就给他发短信，说自己胆子小不敢做这个事，他很客气给我回复说那就算了。
关键的问题是，这位律师绝非等闲之辈，而是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人权律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点名要见的国内五个人权斗士之一，现在，这位律师已经病逝，我就不披露其名，因为无法“对证”，别人会说我编造，但我绝非杜撰。
实际上，我当初给我前陈同事的短信记录从技术上说应该能够查到，虽然过去多年了，但电信部门也可能还保留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2012年左右我参加中科院研究生院单身学子俱乐部的时候，他们成立了个舞协，因为我跳舞跳得比较好，中科院有一个学通信的研究生女生曾经找过我带她跳舞（名字模样忘啦，没约过会）。我们约过几次在中科院研究生院青年公寓舞会跳过舞，聊天中姑娘跟我说，当时中国手机通话和短信运营商都要录音和记录，用刻盘的方式保存作为收费依据。但当时这个技术我们自己搞不定，是韩国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所以，通话录音与短信发送记录保存光盘是主要韩国技术人员负责管理（中国运营商托管）——有意思吧？我当时在想，那么韩国人情报人员混在里面，调出需要打探的手机号码通话与短信记录，就可以获得有关情报——中情局在十几年前就在同步监听中国大陆当时拥有的几千万部手机通话。同样道理，那些管技术的人（也有中国企业人员参与）可以获他得想知道的手机号码的通话与短信记录。
虽然时隔多年，也许这些通讯记录光盘没有销毁，因为光盘容量很大，占地面积很小——大约20年前左右，美国媒体就报道，美国能够把全球最大图书馆全部藏书内容复制到一张光盘上。
说到韩国情报员可能窃取我们通信信息，我想起参加过一个论坛，当时一家韩国垃圾填埋企业带着先进技术到中国来拓展市场，帮中国建立垃圾填埋场。我当时就在想，如果韩国情报机构在垃圾填埋场里面放点什么探测仪器之类（比方某个垃圾填埋场靠近国防基地设施等）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呀，对吧？
“你太自由了！”——I get fired！
离开《小康杂志》主要原因是我没按规定去坐班，导火索是2007年3月的一篇报道。
当时，我接到一个信息，就是哈尔滨松花江水污染受损七八十个商家提起索赔诉讼遭拒，这中间有很多曲曲折折的复杂因素，这里不展开了—我就此觉得这里面有值得报道的东西。但估计这个比较敏感呢，领导不会批准——当时社长舒富民正在出差，我就“怕打扰”他没打电话请示，自己独自跑去哈尔滨采访了——作为职业记者必须要能抓住机遇，不能唯领导马首是瞻。
一叠厚厚的诉讼状放在记者面前，这是一桩民事（共同）诉讼案——原告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20个商家，包括餐饮（鱼餐馆居多）、旅馆、洗行、洗浴中心；委托代理人是北京中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凤滨与黑龙江高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洪朴；被告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双苯厂，法定代表人是总经理于力。
刘洪朴律师曾在日本留学，曾无偿代理侵华日军毒气受害者进行跨国诉讼经。但此次代理哈尔滨商家索赔却一波三折、经历各种困难……
回来以后，我被批评擅自自行采访。我把稿子交了，但听说总编舒富民表示：“如果在十六大之前刊发这个稿子，老百姓要暴乱！”于是，又被毙稿，不过呢，社里还是把差旅费给我报报销了。
最后，编辑部主任与记者部主任找我谈话，说根据我在这几个月的工作情况，觉得我不合适，我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我硬气地说：“那好吧！”接着主任又说：“你太自由了！”
我知道他们最后不能容忍我了，因为我太特立独行：
《小康》杂志规定记者编辑每天要坐班，但我基本上没去坐过班，除了开会我都不去办公室——因为我每天上班要从五道口坐地铁到西直门站转到鼓楼站，然后再转公交车到沙滩北街，需要花一个半小时，每天上班来回就要三个小时左右，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所以，我就找了很多理由不去坐班，比如说采访、写稿等等。主任不止一次告诉我，领导到办公室“查房”责问“陶勇怎么没有来？”多几次他们也挨批——不敢大胆管理，所以对我早有怨言。
社长舒富民西南政法学院（大学）毕业，政府机关干部出身，习惯早九晚五，从未当过记者编辑，所以不懂媒体管理，采取幼儿园式的粗放管理，见不到我坐班心里不爽。这次我自作主张擅自行动，采访报道敏感事件，我估计他们觉得留着我这样的人可能会给他们惹麻烦，所以赶紧让我走人，呵呵
在《小康》杂志半年期间，本身早该转正了，因为没正式聘用，社保也没给我交，因为我在老家上着社保，就没跟他们较真——后来《小康》杂志曾发生过记者编辑因为社保问题跟杂志社打官司集体维权。我走后的第2个月，他们给我打了一个月基本工资1200元算是补偿吧，舒富民也还比较会做人，因为他毕竟是学法律出身的。
一个半途而废的报道
临走时，编辑部主任说以后有好稿件也可以给他们或帮他们采写报道——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不是我真的“不合适”，而是我不守“规矩”，但跟能力水平无关。
当时，某省一个乡镇中学女生宿舍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几个社会混混闯入女生宿舍，把几个女生控制住，对其中的女生性侵（该校第三次发生此类案件）并且跟110出警不及时有关，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曝光。我考虑到国内校园强奸案与110出警不及时已经连续发生多起，于是，决定就此案为由头，采写一个针对公安部与教育部的批评性报道。征得小康杂志编辑部主任同意，我便前往某省中学调查。
我的到来令当地如临大敌，县委宣传部下死命令：指派专人负责“协助”我采访，如果没有搞定记者就下课！
当时，央视曝光后，从主管副县长、公安局副局长，到教育局长书记、校长、到派出所所长有6个人被处理——行政处分（副县长）、降级处分（副局长）、撤职处分（教育局长书记、派出所副所长），逮捕（校长兼书记）、刑事拘留（渎职派出所副指导员）。如果我要再报道的话，估计还有人会被处理，所以他们很捉鸡。
我一露面，马上有人盯住我（县委宣传部的）——当然，态度很友好，说协助我采访，我想找谁他们都帮我联系——不过，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来了不敢说实话，呵呵。
所以，我尽力甩开他们独自采访，但是，我有时候刚刚找到一个知情者，在人家里坐下不久，一个电话就打给他，问记者是不是在你那？都问了你什么？你怎么回答的？而我转身刚走，电话又打过去问他，刚才你都跟记者谈了什么，他说了什么……
我又找到乡政府一个工作人员，我们俩刚谈了几句，正好中午饭点，他就叫我到食堂吃饭。当时是吃面条，我还掏钱买了两碗也请他吃，可县委宣传部的干部突然来食堂找到我，很热情、客气地说请我吃饭——他们也是在支持我的工作。没办法呀，我只好跟他们去吃饭——他们确实对我很友好，吃饭时专门把当地特色一条鱼全夹在我碗里让我品尝。交谈间，他们就跟我诉说他们的苦衷，他们有一位还是北师大毕业的，最后我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实际上理解我、也认可我，他们也觉得案情公开透明实际上没有好处。但是领导不这样认为——实际上他们委婉的说跟领导理念不符，但是作为下级必须服从上级领导。领导下了死命令，不搞定我，他们就要“下课”，所以，至少要把我送出他们县的境外，才算完成任务。所以我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现在我想，当年肯定手机通信被监控了，要不然怎么第一时间洞悉我的行踪。
晚上我住旅馆的时候，他们请我跟他们住一个宾馆，说条件更好，我坚持自己住。新任教育局局长兼书记与陪同一直“好言相劝”，请我放弃报道，后来，他单独留下苦劝我，抱住我说：大哥，你照顾照顾兄弟，县里从上到下已经处理好几个人了，你一报道，兄弟就没法跟领导交代了……，之后，往我衣服口袋塞进一个厚厚信封，我掏出来还给他，他坚决不干，我们相持“推搡”几下，他坚拒不收。晚上，他们留人在镇上“陪我”，我在房间打开信封，很是兴奋——从未见过这么多哇——其实就大几千元钱！可新闻民工加屌丝记者没见过大钱啊，呜呜呜呜呜呜。
但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钱，我反正回去要上交的。晚上，我还是悄悄溜出去了。我溜到学生“宿舍”去暗访了，我觉得当年的学生很可怜，那个女生宿舍吧，围墙太矮了，虽有看门的，但看不住（现在肯定好了），社会上小混混经常翻墙进去欺负女生……
另外有些学生吧，就自己在镇上学校旁边租房子（估计比学校宿舍便宜些）。我到了几个女生住的那种土木楼房，几间屋都住的半大的女孩子，但那里人们随便可以上下楼，没人看管。你说一群女孩子住在上面，小流氓什么的随时可以骚扰侵犯她们……
第2天，宣传部的干部们带我参观镇上，然后说山上可以看到全镇的风景，一位干部把我带到山顶，指着山下风景跟我看，我远眺环顾田野树林，他趁我不注意把我肩上挎的提包拉练一下拉开，又塞进一个信封。这回，我没拒绝、没吭声，空气一下凝结：大家彼此都很尴尬，我们下山好一阵没说话——后来数钱发现加上头天的信封一共一万元钱——反正回去就上交，还显得高风亮节！
这里我想起我在做“同煤集团晋华宫矿掺假煤”报道时，同煤集团宣传部一位干部（喜欢看《南方周末》）私下给我打电话表示敬佩——在我之前所有当地与外来记者全被搞定，就我一个人坚持节操！
最后，吃，也给我吃了，红包也给我塞了，但我依然不松口放弃报道——很简单，先不谈社会责任，此案再曝光仅从个人获益（名利）方面讲，绝对超过一万元价值！
金钱不能移！
不过，后来他们觉得我很坚决，因为我跟他们说了报道意图，不针对你们这个地方，而是批评公安部与教育部，此案仅仅是个报道由头。但他们反而更觉得我的报道更“恐怖”！如果在全国产生了轰动影响的话，对他们的影响肯定很严重。所以，他们最后就逐级上报，通过省委出面找到中宣部一位副部长，请副部长跟求是杂志社打招呼，最好找到小康杂志社长，让他明确同意不报道此案。县委宣传部干部们告诉我，小康杂志社长舒富民同意不再报道此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放弃了——如果转给其他媒体可以报道，但我当时不想得罪中宣部，因为我还想当记者。这里我承认一万元红包我没上交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从个人名利上我亏了！呵呵，我的差旅费也没找小康杂志报销——这笔“巨款”是我从事媒体以来最大也是唯一的灰色收入。
今天，回顾以往，此案的确有商榷之处，因为案发后经央视曝光县委县政府很快对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处理。
学校方面当时经费有限（国家教育投入不足），校舍、安保都不够完善。而警方乡镇派出所缺员严重（中国警力不足在全球都有点突出，现在一线民警过劳死也时常发生），每晚安排两名警察值班，一名警察家里临时有事回去照看，剩下一名警察接警后不敢离开派出所（那是还没有保安、协警），所以，具体情况造成无法出警，但绝非消极延宕。
但是，这个学校的李老师很惨。那天晚上，小流氓闯入女生宿舍后，关上门，逐一骚扰调戏几个女生，最后对其中的女生肆意侮辱。其他宿舍女生报警同时就近去找老师，找到李老师，李老师马上冲到女生宿舍解救才使社会混混强奸未遂。李老师把小流氓们轰出来并严加训斥，那些小混混（失学少年），从此对李老师怀恨在心，虽然领头及涉事者被抓了，但其他混混后来多次威胁李老师及其家人。李老师每次给我打电话，央视记者也曾采访过李老师，但后来李老师联系不上他们了。李老师把我当靠山，因为学校暗中对他不满——他“家丑外扬”给学校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对小混混们睁只眼闭只眼。
他就觉得记者能够支持他，其实我哪有能力来支持他呀？党报党刊记者还差不多，市场化媒体记者基本属于新闻民工。李老师被社会混混威胁骚扰后，找学校学不管，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他们县委宣传部打过电话希望他们干预帮李老师解困，但对方不以为然，反而认为我多管闲事，我万般无奈、无计可施。因为我已经离开小康，后来进入的教育类报纸是私人老板投资赚钱的工具他才不会让去报道校园安全问题呢！
最后，为了避免李老师遭受更大伤害，我无法明确建议他妥协，只好渐渐不跟他保持联系（不回复信息），让他“失去靠山”向小流氓们妥协，这样以退为进，“明哲保身”。
后来，我手机3G升4G，忘啦备份，不行丢失全部通信录，跟李老师再无联系。但直到现在，我依然心里还在关心李老师，不知道他后来怎样，有没有遭受流氓报复伤害？与此同时，我也深感内疚而毫无办法…
我的朋友“莉莉”
我为人擅长社交但不爱社交——低质量的社交是浪费生命，但我并非没有朋友。这里讲一个交往多年的媒体朋友。
莉莉本名不叫这个，姓氏就不说了，他是清华毕业的男森，当年毕业保研，但他觉得读研没意义就放弃了。“莉莉”是我给他起的“爱称”，哈哈。 我的乡友朱安东听说我从小康杂志走了，他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听朋友说《中国财富》杂志需要记者，就拿着小康杂志推荐了我。于是，自称《中国财富》杂志“总编助理”（实际上他是普通记者编辑）的“莉莉”打电话给我，约我去面试。
我去面试时，和我谈话的是《中国财富》总编、被誉为“中国都市报之父”的席文举——《华西都市报》原总编。我印象很深，席文举面试我的时候，对着我使劲咳嗽，我当时心里很不爽，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但我心想，我特么要是胡总，你敢这样肆无忌惮对我喷溅病毒唾沫吗？
我地“忍辱负重”没有换来工作机会，就在等通知上班的时候，一个奇葩事情发生鸟：莉莉女朋友中华女子学院毕业考上香港一所大学研究生，他说香港花花世界人去了要变坏，不同意她去，这样呢两人就分手了。莉莉为此情绪陷入低谷，万念俱灰地就不上班了——赌气闹情绪不上班都没关系，但他却手机关机不接电话、短信，不回邮件QQ等——整个就人间蒸发！，可他作为杂志编辑，既有版面需要负责，也手上还有稿件需要刊发，然鹅，单位无论如何联系不上他，可杂志必须如期出刊啊！单位无奈只好把他辞退除名，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莉莉”都是这种素质，他介绍来的陶勇肯定好不了，不要啦！
我特么很悲催滴躺枪鸟！呜呜呜呜呜呜呜，鹅太南了。
不过，我到没有因此跟莉莉断交，我们后来交往了很多年，但每次和他吃饭吧，不管你请客还是他请客，他都是眼睛大肚皮小，点的菜都有点吃不完。尤其喝酒（我只喝一点啤酒），他每次都是过量点，喝不完没关系，关键他每次避免浪费就使劲劝你陪他喝完，很烦！
他到我住的地方来一看，没他书多（前些年我一般网上阅读多），就唉呀你的书才这些——他确实喜欢到北大清华校内书摊上淘旧书。我老搬家，所以，不怎么买纸质书。他听说我在国家图书借书，很不屑地说：“国图有什么书哇？”堂堂国家图书馆，在他眼里居然没多少书，小哥哥太腻害了。
2007年1月到10月国家图书馆借书记录，这期间反复做电脑系统练手，呵呵。
不过，莉莉后来把我推荐到《装备制造》杂志当记者（干了一个月），我后来在《家长周报》当编辑部主任曾推荐他给主编来当记者，但主编嫌他跳槽太多没要——他简历太直白没修饰，而主编也很二，不懂得给人面子（后来她突然被老板辞退）。
再后来莉莉就隐瞒清华毕业身份，用初中毕业证去建筑工地应聘当农民工——当然他实际干的是电工，他叫我保密不要外泄，但我却很不好地违反信诺，告诉了其他彼此熟络的媒体朋友——主要他这个事情太离谱了，一个省高考状元、清华毕业的去当农民工，这确实比较奇葩！后来他又当了包工头之类，也没挣到多少钱，再后来他还是回归了我们老本行当记者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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