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根源于生存。意识在心的舞台上产生形与象的变化促成了文化的演化延伸。文化就像人类生存的一部部舞台剧，剧本被深深地印在心里。
生存，围绕着需求，物质及精神。需求促使生产能力和关系的发展，生产以满足物质的需求。在重复的基于生存的生产之外，以意识为基础的注意力需要被更丰富的形象占用，就产生了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及影视娱乐，成为狭义层面的文化。
人既然是群体性的，文化就需要是共通的，个体之间的交通互动需要管道、规则和平台，文化提炼产生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制度法则，提供群体共通的基础，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
意识对宇宙生命真相寻找和追问形成了哲学和科学，并促成了文化的形而上，宗教。哲学和科学着眼形和象，强调意识的作用。宗教关乎形和象，反映出意识的寻找，然而又无关形和象，是意识的归属和终点，即灵魂的起点。宗教停留在形和象上是意识的产物和灵魂无关。
意识试图用物质和精神的形与象填满自己，但终归摆脱不了意识实质的空虚。现实中的形象占用意识的同时，也带给意识枯燥、疲劳、困惑、担忧、失望、甚至恐惧，因此枯燥的意识不断需要有新的刺激来获取存在的能量，疲劳的意识却难以放下牵引绷紧的张力，困惑的意识要么麻木要么不断寻找，意识的担忧离开又再来，失望和希望总是相伴随。为什么意识看起来只有束缚没有释放呢，问题是意识只想要正面而不想要负面，因此下意识地忽视正面和负面总是相伴而行，相依而存，接踵而至的事实。
意识是生命的工具，意味着意识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身不由己就是在说这件事，虽然不想这样做，但是还是不得不去这样做。虽然知道这样不道义，可是还是去做了；虽然知道贪会让欲望过度膨胀产生恶的结果，但面对诱惑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贪的念头；明知道生气易怒无异于身心，可遇到违意不顺心的事还是控制不住情绪。对于明知的都时常身不由己，何况不知的。由于意识是被动执行，要改变意识背后的偏见和习气是相当困难的，设定的程序，自然按程序运行，除非悬停、卸载、升级或者安装新的程序来替代。对此，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方法对治, 但不同的方法其根本原则一致，就是回到起点。
儒家通过中庸之道。 “中”，中国人理解为不偏不倚，但是如何不偏不倚却不明确，最后就变成了不置可否，或随便都行，或者迎合。殊不知意识都是偏，意识也可能达成不偏不倚，但意识的特点是集中在点上，应对少量对象和方面，很难全面周全，试图全面周全就意味超出时间和精力的预算，错过时和机，因此只能差不多。而这个差不多往往却差很多，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中”，在儒家经典《中庸》里的描述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念头未起，喜怒哀乐没有生起的时候就是“中”，喜怒哀乐生起表现出来而符合天理就是“和”。“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通达天下的道理。到达“中和”，天地就都在其位，万物也就生长繁育。“中”类似于道家讲的“道”，万物的根本，“和”就是阴阳调和，万物生长。因此，“中”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所以现实中难以量化。
阳明先生将“中”“和”的概念进一步具象化变为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中”就是不执善恶的心之体，或者“天性”，“天性”没有善恶，只有良知。过了“中”，意之动就产生好恶，意识和心启动，“天性”变为“人欲”。通过“良知“归正“人欲”就是为善去恶，“人欲”符合“良知”就是“和”了，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符合天理。
因此，儒家的对治之道就是用“良知”来对付“人欲”，让“良知”壮大光明，让“人欲”变为“良知”的从属，而不是“良知“是从属。”良知“是心之体的功能，是”天性“本有的，人人都有，只是”良知“被”人欲“盖住。所以，回到”良知“让其壮大光明，就是先找回”良知“，即回到”天性“的起点”中“，”心之体“。
回到起点，儒家一般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良知“是格物的前提，没有”良知“不知善恶，无从谈格物。因此，后半句”诚意正心“是关键。意诚了，心正了，自然就回到”天性“的起点。《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是只有至诚才能尽“天性”。对于“诚”，清代曾国藩有一句很好的解释，“一念不生谓之诚”。可见“诚“或”至诚“就是“中“的另一个表述，” 喜、怒、哀、乐之未发“。诚意就是让”意“的好恶，回到”中“，“心之体”，无善无恶。
讲了半天的“中“，”天性“，”心体“，”诚“。可以总结，”心体“和”天性“是一个东西，”中“和”诚“也是在描述同一件事，就是”心体“和”天性“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 喜、怒、哀、乐之未发“，”无善无恶“，”一念不生“。在这种状态下，”人欲“不显现，”良知“自然出现。
那如何达到这种状态呢。儒家经典《大学》用了六个字来描述，止、定、静、安、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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