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
90年代中，二舅来美度假，他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五期毕业生。谈到抗战和撤退台湾的经历，其中印像最深的是，他在大厦将倾之时，对胞泽命运的感慨。
时间回到抗战初期，1937年底，中国空军原有四百架飞机消耗殆尽，11月初已不到36架，不少还是小飞机、战伤和故障机。日方记录到从8至10月间，共击落中国飞机181架、地面击毁140架。
“南京快失守时，我们奉命执行运送任务。说起来不好意思，帮助几个人撤出来，接他们回南昌的基地。
我飞的是一架'史汀生'机，美国产小型机。前后一共飞了三次。用这架飞机运出的人，有南京作战指挥官、俄国顾问、最后一位是園鸣湘，南京空军的指挥官。
我降落在南京市内大校场机场，机场已被日机轰炸过，跑道上一个接一个的弹坑，为了避免飞机翻覆，地面部队在每一个弹坑里放上一个马灯。为防止日本人来轰炸，飞机只能在晚上降落，第二天天亮之前就得飞走。有几架飞机在降落时损坏，不能再飞，我的飞机万幸没有损失。
最后一次飞南京，地面部队已经准备好要破坏机场，由一个爆破小组执行，说要破坏机场不让日本人利用。其实没有用，南京沦陷后，日本人抓来民工很快就修复了。
飞机起飞时，看见机场的卫兵仍站着笔直向我敬礼，也不知南京陷落后，他们的命运如何。”
“抗战胜利时，我们笕桥中央航校第五期八十来名学员，活下来的大概只有一半。死亡的一半中，真正死于战争的，也只是少数。有各种各样原因，像飞机质量，意外事故，都能轻易结束一个飞行员生命，我们国家实力太弱，技术差，设备落后，简直与日本人不成对手。加上美国、苏联支援的飞机，在战争初期阶段，我们的飞机在同一时间也只有百来架。与日本几千架陆军海军航空兵飞机和强大的飞机制造业相比，简直无法抗衡。”
接着谈到后撤台湾时的情形。
“抗战结束，终于和平了，接下来就是接收日军飞机和机场工作，由于空军组织机构不够完善，接收工作做得一塌糊涂。空军到了地面，就好像很了不得，权大得不得了。为了接收日军基地和物资，从战时指挥部派出了32个指挥官，从石家庄到青岛，到处随便派人去指挥。一个个精密工厂随随便便就交到一个人的手上，也不考查这个人能力。现在想想，实在是荒唐。
战胜后接收日本飞机，各地机场日本剩余飞机其实很少，也派不上用途，没有正式加入空军。不过空军确实有一支专门使用日本飞机的部队，基地在济南和北平。没有多久，这些飞机开始出现问题，但坏了没有零件器材，这些飞机终究也没能派上用途。人员方面，空军没有接收日军飞行员，他们都回去了。日本飞行员军纪很严明，比我们强。
我从空军参谋学院毕业后，没有回到战斗部队。先派到北平，在接收地区司令部任职。转到地面上后，开始是了解行政业务，后来地区司令部改为军区司令部，军区司令部管辖范围很广，每个司令部包括多个城市的空军基地和设施。全国当时有十个空军军区司令部，像东北军区，华北军区等等。 后来青岛需要空军指挥官，我就被从北平派到了青岛。
山东地方势力有两种，分为皇协军及游击部队，本来他们想向国民党投靠，要求编入，但是陈诚不肯。这样一来，这么一大批人就投靠共产党, 变成了反对国民党的人。
撤退时，先从东北开始。苏联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我们只有几个大城市。没过多久，东北形势紧张。一次与美军驻青岛巴格里德上校交谈，上校分析说, 看共产党的攻势，国军在东北已站不住脚。东北后撤，北平也保不住，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到天津、二是到青岛，陆地走已来不及，必需靠空军。
我听到后，马上跑到北平向司令禀报。司令听后，训道，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发奋图强，你却来要我们撤退，根本把我的话当耳边风。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我当时也实在是太年轻，这种话即使是对的，司令也有参谋帮他出谋划策，哪里用得着我以下级身份对上司讲。
我于是回到青岛，没有几天，就收到北平紧急撤退的电报。回到北平，当时共军炮弹已经落到机场，傅作义是北平城防司令。他尽力保护机场，维持飞机跑道。对不愿起义的要人、他也礼送出境，使一大批人还有机会活着出来 ，算是仁至义尽。
我走时，飞机非常短缺，能坐的地方都坐得满满的，大家都知道坐不上飞机就意味着死亡或被俘。飞机将要起飞之际，看到飞机傍有一位士兵，眼睁睁望着我们离去，知道我们将一去不返。他完全可以去逃命，去发劳骚或者反抗，但还是向往常一样，平静地向我们敬礼，跟我们挥手道别，我真不知道换了自己会怎样。那个情景，过了这么多年，至今想起来还不胜感慨。”
感慨完，他还不忘调侃一下。“日本人来时，老百姓站在我们这一边，大家还都一条心。共产党来了则不同，民心是向着他们的，我们被放到了民众对立面。这一笔糊涂账，不知道哪一年才算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