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同学姐姐叫“书呆子”
在妈妈的启蒙下,我小学二年级就能读连环画上的字(我的同学们一般只能看图画),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放学后到新华书店去看书。
人生启蒙
我妈是我读书、文化启蒙老师,但我的人生理想启蒙老师则是一位“右派”。
我自小喜欢看书,虽然那个时候新华书店一片红——似乎都是革命书籍如领袖著作等(其实也有一些历史文化科学甚至军事等书籍),我每每在放学后去新华书店看书,那时,我大约十一二岁,读小学三四年级那时,看书时结识一位农大毕业、曾在农业中专任教被打成“右派”而发配到书店当营业员的老师。她看我喜欢读书,就鼓励我要博览群书、说“毛主席周总理年青时就博览群书!”之后常常积极地推荐书籍给我看。从此,我就“博览群书”。当时,我就读了人物传记有,如《毛泽东传》、《周恩来的少年时代》、《伟大的道路》(朱德传)、《李自成》、《岳飞精忠报国》、《陈玉成》(太平天国英雄)、《花木兰》、《高玉宝》等等。 而我现在还记得《伟大的道路》是阿姨推荐给我的——顺便说一句,当时就阿姨对我好,很支持我看书,其余店员有时候不太耐烦给我拿书,嫌我打扰他们上班看小说——那些店员不少是文艺团体年龄大专业来的,身份是国家干部,但没一技之长只能从事书店营业员工作,而后来的一些年月,曾多次因为只看不买与店员发生不愉快。
就在那一时期,我还阅读了一些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籍,如:海上争霸史话》、《鸦片战争》、“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侵犯我边境城市制造血案)、《中俄瑷珲条约》、《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甲午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
不过,在新华书店就只有“右派”老师对我热情,其余有两三个不太喜欢我——因为我一会要这本书,一会要拿本书,光看不买。而他们本身也边上班边看小说之类,不愿意人找他们从玻璃柜台里拿书。当时柜台中央有一个书籍陈列台,上面很多书供读者挑选翻阅,一般人也就翻翻这些书,但那些书我基本看过,所以,经常要看新书,因此招人嫌,经常给脸色看。后来我上中学后,也经常在新华书店蹭书看,结果招来店员不满,多次与他们发生不快,因为他们屡屡干涉我:“看书的同志,如果不买不要‘紧斗翻’(土话‘长时间翻阅’)”。
而那些摆摊买书的小贩,也多次遭遇我蹭书看,也同样不让我看太久。我记得莫泊桑的《俊友》就在路边书摊分次看完的。好多时候一看两三个钟头,看得头眼昏花。
小学有个同学叫关代福,他家里有好多文学藏书,都是禁书。我常找他借书看。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看了第一本小说《晋阳秋》好像就是来自关代福家,还有《东周列国》等等。《晋阳秋》是一本抗战小说,也是一本爱情小说。读了这本书我对爱情有了朦胧的认识,当时喜欢班上一个女同学,曾告诉别人长大要和她结婚,呵呵。还用火柴盒装了几只蚕子托同学送给她作为定情之物,哈哈,当时流行养蚕玩。
我邻居同学二姐长得不错,我偷偷喜欢,晚上在他家玩,他和两个姐姐都睡了,我一个人呆在里屋她姐姐床边,趁没人把手伸进被子里摸她姐姐的脚,她妈妈突然进来,我赶紧抽出手来,她妈妈奇怪的看了我一眼,不知道我在干嘛,呵呵
由于喜欢读书,知道的事情更多吗,似乎人也更成熟,我当时结交的都是比我们年纪高的大同学,跟同龄人反而交往不多。而大家知道我喜欢读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属于“离经叛道”,所以,我邻居同学大姐有一次叫我“书呆子”。
1972年我市图书馆恢复开馆,放假时,天天泡图书馆。记得下午图书馆上班时间是两点,我经常第一个排队候在阅览室门口,轮到一个文化局领导老婆当班时,她经常死板着脸悄悄骂我:“那么早跑来干嘛?”因为尽管上班时间到了,她依然磨磨蹭蹭做自己的事情,我总是开门就进去,她就不能离开岗位偷懒,比如多睡会午觉。
而中学时在家里曾经多次因为边做饭边看书把锅烧干,老往图书馆跑(就在我家出门街道对面几十米远),有馆员请我协助工作,影响了做家务事,父亲曾经要去找他们交涉。而在家里,文化低下的父亲曾经因为我痴迷看书耽误做家务事撕烂过我的书,我妈妈听了我的哭诉后责怪了父亲,以后他没有再撕过我的书!
“野心家”、“阴谋家”
1972年,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老师家访时得知我父亲是医药公司领导,就请我父亲帮忙代买一次紧俏药(大概就青霉素链霉素之类),但坚决给钱了不占便宜!不过,之后老师对我就有所照顾,暑假时让我与红小兵小队长参加学生干部夏令营活动(按说应该班长去的)。此举萌发了我的“官瘾”,加上我本身已经开始立志:“长大了要当毛主席”,所以,每年班干部换届时,我就叫一个同学选我当班长(没行贿哈,呵呵),结果他不仅没选我,反而出卖我,结果全班同学都知道我想当干部,此时恰好林彪叛逃苏联,于是,林彪“野心家、阴谋家”之桂冠顺势戴在我头上,每每与同学发生口角时,总是被指着鼻子臭骂“野心家、阴谋家”……我总是败下阵来,落荒而逃。
“一级流氓”
小时候学生时代,喜欢看书,追求上进一直是我煜煜生辉的人生亮点,蛋似,我也有不少作煎饭科“污点”。欺负女同学是最大的阴暗面。我经常放学后带着两三个男同学跟踪袭击三个女同学——记得其中一个是我曾想长大和她结婚那个,一个是我后来喜欢的——长得好、老师的宠爱,男同学眼中的女神(当时没这叫法),本市粮食局长的女儿。我们一路跟踪,提前绕道她们回家必经之路——一段公园边坡通往园外的小门。我们设伏在树林草丛里,等人家靠近突然发起进攻,用泥土块打得人家落荒而逃——这就是我性成熟之前对所爱女生表达爱的方式,哈哈
当时,三个女生中有一个长相一般些,我就经常拿人家撒气,殴打人家,甚至用皮带抽打人家。不过,我现在都奇怪她们怎么没有每每向老师和家长告发我的种种劣行?但如今自己慢慢的是愧疚!太作恶了!
我还在女同学用橡皮筋跳绳时带着男生搞破坏。女同学跳绳时,一般又两个女生在两头拉着橡皮筋,随着跳跃逐渐增加高度,由开始的腰部到颈部再到金鸡独立女生翘起一条腿,把橡皮筋绕在脚掌上高高拉起。我们一般等她们跳到颈部高度时,假装一前一后追逐从皮筋下低头穿过,但在弯腰时一手抓住皮筋一手用偷带的小剪子迅速剪短皮筋然后松手,这时,断开的橡皮筋迅速弹回另一头,啪的打在女生脸上,有时候甚至会打哭。
有一次,班上女同学在操场跳橡皮筋,高度在腰间部位,这时,另一边踢足球的男生一脚踢歪,足球直奔在场边的我而来,我迎上去飞起一脚却把球踢歪了。然而,此球不偏不斜,正好砸中腰间绑着橡皮筋女同学的腹部私密部位,她一下就疼得弯下腰去。顿时,舆论大哗,都认为我是故意耍流氓——因为我当时喜欢踢足球。于是,“一级流氓”的绰号不胫而走,名扬全班。
后来,期末放假写一期学习总结鉴定到时候,我“自我意见”总结缺点时写下“爱欺负女同学”,表示下学期要改正。在“群众意见”一栏中,我和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互相提优缺点,但我回家才发现,我同学给我提意见把“爱欺负女同学”中“欺负”两个故意漏写,写成“爱女同学”。我勃然大怒,感到奇耻大辱,立刻去他家找他算账!
到他家后,家里没人,我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把他家门口蜂窝煤灶旁的蜂窝煤一个个抓起来照着家门砸去,搞得一片狼藉、满地蜂窝煤碎块,之后,心满意足地杨长而去。
大约一个多小时候,我在家听到一阵熟悉的“咔咔、咔咔……”高跟皮鞋声(没现在跟高)——那是我班主任老师“趾高气扬”走路的声音,老师1968年师范毕业,彼时正好豆蔻年华、情窦初开,貌似在热恋中,所以赶时髦穿高跟鞋(也许是男票送的,呵呵)。
美女老师有些气急败坏地跟我父亲控诉我的滔天暴行,然后要带着我去同学家跟人家长道歉。我跟着老师来到同学家,他父亲知识分子、谦谦君子,也没怎么责怪我。他知道小孩淘气,只是和颜悦色地说, 下次不要这样,呵呵。
然后,我就自己回家了,但结局很悲催,可想而知,父母一顿打…… 呜呜呜呜呜呜呜,尼玛现在想起身上都痛。
最后再曝一点光,我当时不仅欺负女同学,还欺负男同学。小学二三年级,我班新来一个男生,他是因为肝炎休学一年,但我却认定他是开后门来上的学。以后总看他不顺眼,总是各种欺负,还经常打人家。后来长大成人,该同学都还在说,你小时候老欺负我,经常打我。
与此同时,我对我弟弟妹妹也欺负,暴力相向,这方面至今令我尤其后悔、愧疚!
遭遇“胯下之辱”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也许我“作恶多端”,再加上因为喜欢读书,言论、思想与个性与众不同,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盛行等等氛围背景下,我的特立独行与周围格格不入,还有作为“黑五类”子女等等因素,所以招人嫉恨。
比如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班上同学就有同学“称王”,身边总能纠集一伙人,但都是不爱学习的“落后群众”,“王”同学经常会孤立某个与之不和的同学,而我比较富有同情心,看到没孤立的同学,忍不住悄悄和他往来,为他排解寂寞。但是,该同学与“王”和好后,居然出卖我当初与之暗通款曲之举,于是,“王”同学对我心怀不满,虽然没法孤立我——因为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却想法报复我。
父母知道我顽劣不化且好惹事生非,曾因此对我设下一道变态、奇葩并令我陷入绝境的规定:无论我惹事还是别人招惹,只要我和他人发生打架之类,我回家都要挨打!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从此,我在外面与人发生矛盾,我既不敢出手打人,更不敢还手自卫,逆来逆受、顺来顺受。
父亲曾为此愚蠢而白痴地对别人津津乐道对我的“管教有方”,却不知我却因此遭遇一系列灾难后果。
当然,我确实好惹是生非,我班红小兵小队长父亲是解放军军官,他身材高大,但对人和气友善。因为姓许,有人叫他“许大马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作为革命军人后代的他当然不乐意!我也这样叫他,他就生气了,然后我们两人发生对打。他家庭教育挺好,也很自律,所以,虽然比我身强力壮,但并未对我拳打脚踢地乱打一气,只是用双手拍打我的手臂,主要目的是教训我,我也这样打他,但没他力气大,打不过,结果我双手前臂被打得红扑扑,他却基本没事,呵呵。
我班班长是我同院子同学,他父亲是我父亲下属的一个科室负责人,文革前他把公家的一床被子拿到家里用,以后没有交回去,我爸曾经让他把那个被子交回来,所以他父亲怀恨在心,文革期间曾当着我的面指桑骂槐的骂我爸,那时候我不敢吭声(不过那是我父亲被打倒,我乃落草凤凰,呵呵)。
班长虽然出身寒门但为人还算老实正派守规矩,所以,老师同学都很信任他,他在同学中威望也比较高。但我记不得什么事曾招惹他,他忍不可忍一把抱着我把我摔倒,从此,我俩多年交情告绝——他是我很小的玩伴,打暗号出来玩,河边空袭都是带着他……
我和班长发生冲突后,大家都站在班长一边;跟小队长冲突,不少同学也是站在小队长一边,我很孤立。所以,以后挨打,班长小队长等都不管不劝,坏小子们更加甚嚣尘上,呜呜呜呜呜
大概在同学眼里我算“五毒俱全”,所以四五年级经常一言不合就被一伙“落后群众”同学围殴,一般是把我围在中间,大家伸出手掌拍打我头顶,久而久之,他们给我起个“水泥脑壳”的绰号,意思我脑袋经得住打。有一个小个子同学与众不同,比较歹毒,他是脱下凉鞋用鞋跟抽打我脑袋,实在太可恶了!不过,该同学成人后看见我到客客气气打招呼,毕竟小学都是未成年人,不懂事而肆意伤害。
有一次下雨天,同学们起哄把我抬起来,扔到操场泥水坑洼里,正好被我妹妹看见,很丢脸。许多年后,我妹妹还在笑谈此事——因为我中学时代也暴力欺负过我妹妹,所以,她不心疼别人整我。悲哀啊!
整个四五年级期间,我在班上经常挨打,好在基本都是起哄、羞辱式地手掌拍打脑袋,而不是棍棒相加地拳打脚踢——如果那样的话我可能会拼死还手,所以,身体基本没有遭受什么大的伤害。
不过,我也曾遭受“胯下之辱”。
众所周知,“胯下之辱”来自韩信受孽之故事。韩信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主要靠钓鱼换钱维持生活,经常受一位靠漂洗丝棉老妇人的施舍,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你的配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形只影单,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胯下之辱”。
我班同学在拿我取乐的时候,有个同学要我从他当下钻过去,大家一起起哄,我也不敢不钻,钻过去后大家哄笑着四散离开。
这部分写完几天了,但昨天2020年4月13日,看完电影《模仿游戏》,计算机之父图灵艾伦在二战期间发明计算机帮助英国(苏联、美国等盟国破译了纳粹无线电通讯密码)。但图灵学生时代也遭受同学群起攻之霸凌,就因为他的与众不同言行举止与特立独行的性格,看到那些场景,颇令人感慨!
文革期间,还有一个叫刘一兵的痞子邻居,比我大几岁,大白天公然到我们家里打我,扇我一耳光后,在我脸上留下深深的五个手指印,还踹了我一脚,我拎起菜刀去砍他,但是他力气比较大,把刀给我抢过去了。我爸妈下班后,对工人阶级的子女也无可奈何,只能找人家家长多家约束管教而已。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不是我父亲被打倒,估计没人敢对我这样,至少,班上两位公司子弟(包括班长)不会袖手旁观,毕竟领导孩子有难,家长知道也会让孩子帮忙,会有回报的啊!
组织生活延期恢复
前面说过,我的“与众不同”造成我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我有时候突发奇想,发布奇谈怪论,也让人觉得我不可理喻。我清楚的记得,一次与一个同学同行,我跟他讲我在《奥秘》、《科学世界》等杂志上看到的种种新奇故事与科学预见,聊着聊着我就说以后人类会发明“人造子宫”——尽管我当时对子宫并没有清晰概念,只知道是女性生孩子的东西。我此言让同学觉得我脑子走火入魔,想象不着边际,其他同学也因此嘲笑鄙视我。然而,作为一名仅有十二岁的文革期间小学生,我的视野已经超越不少人几十年。
2019年2月21日,一则新闻在腾讯网刷屏:“全球首个人造子宫诞生,或将替代女人生育,不再需要10月怀胎。”该新闻令我想起小学五年级时跟同学的对话,具体是谁记不清,但地点仍很清晰,就在我们解放路小学(当时叫联运战校)原大门出巷子口那条陡直向上的马路中央,再左是公安分局大门口。
所谓“人造子宫”是一种容器,虽然叫“子宫”,但它的外观却和女性的子宫大相径庭。与其说它是容器,不如说它是一个袋子,在这类袋子中仿照女性的子宫,而且经由过程各种科学仪器监测,让袋子里的情况和女性子宫的情况保持一致,用生理盐水和电解质等取代羊水,用特殊材料制作成的胶管仿照脐带,一边连接进容器里面的胎儿,一边连接养分物资还有水。发育成型后的婴儿能将这些养分物资、水如同在母体一样吞进肚子里,最重要的是胎儿都是按照基因的设定来培育,科学家们并不能干预胎儿的发展。
科学家先用小羊做实验。
无独有偶,高中时一次全班外出,正在五十梯上近拐弯处路上我给大家讲航空“鸟撞事件”,全班男生几乎全部说我吹牛——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上的飞机居然被鸟儿撞下来,简直天方夜、难以置信!唯一相信我的是团支部书记,我的好朋友——因为他知道我每期《航空知识》必看。有意思的是,带头起哄我吹牛的同学恢复高考考上成都地质学院,后来在美国博士毕业后定居。
再举一例,1992年,我跟当时要好的车站派出所一位民警讲述一个航空飞行奇迹故事:阿拉法特座机在沙漠上空因机场风暴无法降落,飞机燃油耗尽,飞机坠落前,机上人员为了保护阿拉法特,让他坐到飞机后部,警卫人员用毛毯将他紧紧围裹起来,又用身体组成一圈人墙,准备用血肉之躯充当他的减震器。当飞机就要坠地时,机组成员做出了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阿拉法特的决定,他们操纵飞机采用俯冲方式着陆——机头斜插进沙堆坠地的自杀方式避免减轻机体破坏,飞机坠地后断为三截,3名机组成员身负重伤,不久便在痛苦的呻吟中悲壮地死去。阿拉法特和9名警卫人员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但全部生还。但我的民警朋友与他同事无论如何不相信我讲的故事。
……
我的人际关系差,“口碑”不好,所以我挨整基本没人帮我解围。文革时期,很多极左做法,比如大人要“整党整风”,可连小学生红小兵组织也要“整风”,跟“整党整风”一样,所有的人都停止过组织生活,然后进行甄别评价审核后恢复组织生活。我父亲因为我书写“反动标语”被延期恢复组织生活。而我,因为群众评议不通过,也被延期恢复组织生活,直到小学快毕业,我妈去找老师论理,老师才给学生干部做工作,毕业前夕,我才恢复红小兵组织生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