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懈人生追求 三十九、15年媒体50+跳槽（六） 求索之路平坦心2021-04-10 07:02:23
在国家发改委里面上班，还是有很多“福利”可享。
国家发改委每周二中午在礼堂放电影，委内工作人员大家自由观看。同时，每周都有学术或产业发展等研讨会等，大家可以自由参加。我就参加过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一行与发改委的研讨会，领队的是总裁杨迈（老外）、还有几位老外高管与中国人副总裁张醒生。记得主持研讨会的司长与杨迈很熟，因为大家发言都超时，比如张醒生发言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司长几次说：“杨迈，你少说几句！”杨迈“谦恭”地直点头——我很欣赏老外这种大智如愚、能屈能伸的逼格。
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当时在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任副司长时，调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经济参赞，发改委举行欢送会，我也去参加了——虽然我与许勤始终不认识，呵呵。
“国家发改委”与省市发改委“合作”
国寨成果展开展以后，就在展会上，一些人跟高技术司齐副司长合影，社长许江萍也凑过去满脸堆笑站在大家旁边跟着抢了一个镜头。我们杂志的一个女业务员许江萍跟齐司长介绍说是记者，女业务员30多岁，重庆人（重庆高技术专刊20万就是她拉来的），长相一般，已经入籍日本并嫁了日本人老公，不知道为什么回国内挣钱。她“温柔”地说，齐司长，我们合个影吧？齐司长看了她一下，就礼貌的与她合影。以后，女业务员就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到下面找的官员或国债企业弄钱，你看我跟齐司长的关系不一般，我俩还有合影。
真记者必须要有独立品格。我当记者十数年，跟不同级别官员都打过交道，无论是副部长副省长，都从未附庸风雅或攀龙附凤的与他们合过影。因为我不知道合影是我抬举他们，还是他们抬举我。如果说我抬举他们，他们应该不会因为和照相提拔为省长、部长，哈哈。而我，不会因为与他们合影脑袋上多长出一个耳朵，呵呵。
之前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时，参加国宏宾馆的一次论坛，分组讨论会上，我提前到现场，看到嘉宾席上只有一人，我就不客气挨着先到那位坐上去（媒体席在后排就坐）。结果，他拿起参会人员名单问我：“您是哪一位？”，我说是记者（名单没记者名录），然后我问他：“您是哪一位？”他用笔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我是这位。我一看，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哈哈。
日本女士拉来的重庆发改委出的20万项目，由我负责编辑专刊。所以杂志社小的话嘛，还是锻炼人哈。我就独自主编了一期杂志《重庆高技术国债项目成就展示》专刊，那个时候因为编辑部只有一个美编忙不过来，我还跟着美编学会了用苹果软件排版，通过这期专刊，为我后来当杂志主编打下了基础。
杂志社还先后与几个省发改委高技术司合作，出版专刊，宣传本省国债高科技企业，每个省出资20万。我们每个编辑都额外承担了一个专刊的主编工作（我后来当杂志主编就源于这次经历），整个栏目涉及稿件编辑一个人统管负责。
记得福建某地级市政府派了一个处长到我们杂志社挂职锻一年炼——实际就是跑部钱进——期间他通过在国家发改委食堂吃饭等认识了发改委的人，为本市拉项目和投资。我都听他说过邀请某位处长吃饭，平时，他给我们帮差，谁叫他帮忙干活都乐意，大家都很喜欢他，让他请过我们客，而那些女编辑经常叫他请客，他也乐意，反正报销。此外，为了回报杂志社的搭桥，他们市也出资20万给杂志社帮他们出了一期专刊。
顺便说一说，我们当时杂志社记者编辑流动比较大（媒体都这样），所以发改委保卫保密处有意见，因为频频办理出入证不仅增加工作量，而且也存在安全隐患。但是，这个处长是我四川老乡，许江萍就叫我去给他套近乎，每月我们杂志出版都请他帮我们某篇文章标题写毛笔（艺术）字——因为他喜欢书法、毛笔字写得好，是书法协会会员。他给我们写了字，就给他150块或者200块钱稿费，关系搞好 ，以后帮我们新员工办出入证就方便了。
靠国债成果展获利近两百万
我也曾去采访过国债项目企业天津天士力集团，到企业后，天津发改委高技术司一位处长和总工已经等在那里陪我采访，天津天士力集团一位常务副总带着一班人接受我采访。后来吃饭时，他们十来个人轮番对我敬酒，把我都弄晕了——但我没跟他们要钱，不过，稿子刊发后杂志社日本女士联系他们要了两万元，也没给我提成——我考虑到她天天办公室打电话联系企业很辛苦（我也曾经这样，只不过没她打得多），收入全靠业绩提成没有基本工资（后来知道她一年挣了五六万），而我们工资稿费月入三千多，所以，没跟她要分成。
有时候，我们联系的企业与许江萍发小还发生冲突，他也在联系。最后，我们每个编辑记者都联系到了一家参展企业愿意出钱。
杂志社给的噱头是，参展企业出钱后可以在杂志上宣传报道，而杂志将会送十六大代表资料袋里——这个比较诱人，也确实差点做成——但因为大会防范伐沦蚣，非会议资料一律不得送入，杂志未能送入十六大会场，为此，我联系采访的哪家企业后来拖着不想给钱——因为我开不了口要钱，社长亲自催款才到账，然后给我提成三千元。
但是，无论负责国债企业参展具体工作还是主编专刊，杂志社并没有给我们增加工资奖金。只是编辑部全体编辑到北京西洼俱乐部（有些副部长都在哪里请客）住了一周编辑参展资料，每人一个带小浴池高档房间，巩老师那间浴池可以容纳好几个人，里面还有涌浪设施。我们一日三餐都是鸡鸭鱼肉，晚上室内温泉游泳池游泳。这一周总共花费一万多元，由有色金属研究院买单。
后来，我们编辑部还去怀柔一家高档酒店编写参展资料，记得国庆期间，我一个人在宾馆住着，在餐厅吃饭时，游客看见我点的菜肴、饮料等，嘀咕着说：“一个人点这么多。”最后结账也是国债企业买单。
中关村电脑节专刊，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马司长批给十五万，但一本杂志成本几元钱，按说应该印刷至少一万本，但是许江萍好像只印刷了几百本马司长。但是，铁道出版社退休的王老师帮许江萍搞经营，中关村电脑节专刊也是他具体操办，他当时在办公室说，马司长给了十五万，结果江萍只印刷了很少一点（估计几百本或一千来本）送给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领导和与他们联系密切的相关企业老总，蒙混过关，他觉得有点过分了，后来，又印刷了一些送给国家发改委下属各司局以及相关企业老总制造声势，让马司长无意间随便一问都知道中关村电脑节专刊。
问题马司长根本想不到许江萍如此利益熏心、胆大包天的作弊。
有色金属研究院也是国债投资项目，一次，他们跟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齐副司长一起吃饭的时候，说我们对委里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这次参加国债成果展我们都给你们杂志社赞助了三万元。齐司长一听，不对呀？参加国债成果展不收费啊！随后，高技术司一了解，发现社长许江萍居然背着委里司里借故跟企业要钱，把高科技司马司长气坏了，她把许江萍招到办公室，当着在场的委里一位处长的面，指着许江萍鼻子，骂得他狗血淋头！许江萍低着头不敢吭声，非常狼狈不堪。
通过这个国债项目吧，杂志社一共挣了大概180多万（截至2003年7月我离职前）。
采访延安常泰药业集团公司
“赞助一下应该的，你们都帮我们那么大的忙！” 我在负责中药专项中联系到延安常泰药业，该企业专门聘请一位国家部委精简下来上研的女士帮他们在京协调有关事宜。她为人热情，对参展上刊很看好，她热情邀请我去延安采访，后来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她跟老总汇报后，觉得我们的报道上刊后送十六大代表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对出资（两万元）也表示认可，老总也热情邀请我去延安采访他们企业。
多年后，我曾看到媒体报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延安视察了延安常泰药业。
延安常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利用国债建立的“中药原料酸枣仁优质种源繁育及其规范化种植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农户+企业+科研+政府"模式在中药现代化,生态重建,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
2002年9月，我从北京飞赴延安，第一次坐20来人的小飞机，一路上升，机体抖振不已，手心都吓出了汗。但见机翼下一遍薄绿，西北地区退耕还林收到了实效。
延安常泰老总常学军对于我的到来非常欢迎和重视——毕竟是“国家发改委”派出的记者嘛！
安排我在酒店住下后，他递过来一个信封给我，我开始以为是啥材料（只是纳闷用小信封装），打开一看里面是人民币（一千元），我当时不好意思要，推辞过去，他说我是诚心给你的，你看你裤子都破了，你拿去买一套衬衣裤子吧！我自己一看裤子上确实破了一个小洞，自己没在意（主要老跳槽没啥钱）。
我在那里一个星期，老总几乎每天一日三餐都陪着我吃饭，同时，还有公司高管一起作陪。此外，他们还安排酒店每天送新鲜水果，根本吃不了，呵呵。
我此行主要是实地考察一下项目运作，我们那天开车一个多小时到山上（黄土高原）采访，延安日报与延安电视台随同采访。但当时忘了带水，结果我在田间地头观看酸枣树种植情况与采访农户时，正是烈日炎炎。延安日报与延安电视台记者开始都在一边歇着躲太阳，我却坚持不懈地与农民交谈——俗话说“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软”，但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虽然老总友好的给了我红包（从业以来第一次收到的大红包），但我依然不能放弃原则（有点不懂规矩吧？），红包可以退，良心不能违！
后来，延安日报与延安电视台的记者被我打动，也跟过来采访农户。
我想知道农民是否真心愿意参与这个项目？关键他们是否真的足够获益？不过，我在采访中，老总自始至终都在一边陪着，看得出他还是担心万一农户说什么坏话对他们不利。
后来我们又到村里去，这时候我感到又渴又饿（估计他们也一样），我以为到村里能有些吃的东西吧，没想到这个村很穷。高压电线经过村口，但是就因为缺5万块钱所以电送不进来。村里没电，无法用抽水机从山下抽水，老百姓吃水都是每天毛驴下山到延河里运水上来，用水都不能浪费，洗完衣服的水都用来浇地浇树，所以山上没啥树木，就酸枣树耐旱，所以，发展为经济作物。
因为缺水，种不出什么蔬菜，就只有西红柿、萝卜之类，而且还要在收获季节把它们用玻璃瓶腌制保存到淡季吃。
村里面孩子辍学的很多，小学毕业后就有一些孩子辍学，初中毕业再有更多的孩子辍学，上完高中的不占多数（具体数字忘啦）。
我跟农户交谈时老总又笑着凑过来，我说你不用管我就跟他们随便聊一聊，他说他们的土话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一下，哈哈哈哈哈哈，老总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他们的土话确实有点听不不懂。
不过，我还是看得出来，农户应该是收益了，至于企业收购的酸枣价格是否符合农户心愿，就听不到真话，但这个项目把农户组织起来，至少可以脱贫，毕竟是政府主导、国债投资的，不会坑害农民。
这时候，他们开车下山买了一些西瓜回来，终于才吃上东西。
下山的时候，老总依然客气让我坐小车的副驾（我当是有点不知礼仪），他还是跟其他高管挤在后座。不过，一路下山，把我吓得半死，以致让我后悔不该当记者，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车行傍山公路是右边靠着山体，坐在左边副驾位置，从前面风挡望出去，根本看不到车前的路，简直“悬空”下行，映入眼帘的完全是蓝天白云、间或山峰耸立。我一路惊恐不安，又不敢声张叫喊，生怕司机打错方向盘导致小车冲下悬崖…… 那一二十分钟，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真的吓惨了！呜呜呜呜呜
我们下午四五点钟才到山下吃到饭，老总为此对我刮目相看，说我吃苦耐劳、极富敬业精神，感觉非常少见。
当时，老总临时建议我采访时任延安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梁宏贤，我紧急网吧（那是还没笔记本）查询相关资料，第二天上午，采访了他。当我说到延安有中药材资源1500多种的时候，他哈哈一笑说：“你比我还清楚啊？”
据梁宏贤介绍，延安两大支柱产业，一个是石油（延长油田），一个就是制药业。我问道，如果如以后吧，国家把地方油田给收上去了，延安何去何从？
梁宏贤回答说，延安准备深入发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把医药产业做大做强，而延安常泰药业则是这个支柱产业上的龙头企业。所以，延安常泰原为国有中药材公司，在市政府支持、扶助下改制为民营企业，就是希望这家企业担负起引领延安支柱产业发展的重任。
延安市的产业计划比较符合实际，也富有前瞻。不过，后来，我曾托老总转达国家石油战略调整相关信息给延安市政府。
2005年，陕西省政府对延长石油改制，组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把延安、榆林两市的14个县（区）钻采公司完成整体移交。
我回北京后，老总曾经给我们杂志社寄了两箱延安苹果，一箱苹果收件人写我的名字，另一箱苹果写的社长许江萍的名字，但是，我特么根本不知道这事，连个苹果皮都没看到，估计就被许江萍贪污了——除了他还有谁敢偷吃我的苹果啊？呵呵
我的采访报道《延安常泰 意欲托起陕北一片希望的天空》，刊发在我们杂志上——看见没有？我的文章标题并没有主观捧场的意思，是完全是客观呈现——老总他们对我文章也没提具体要求与意见。但这期杂志并没有如愿进入中共十六大代表的资料袋，因为大会防范珐伦汞的宣传资料混入，所有非会议资料全部禁入。
于是，老总不愿意出事先同意的两万元“赞助费”，后来，社长许江萍曾敦促我催款，但我不好意思跟老总说，就跟他们联系人王女士打电话，结果，款子迟迟不来。社长亲自打电话跟老总，才到款。款到后许江萍给我提成三千元。
后来，老总女儿到澳洲去读大学，他来北京送机场，请我一起吃饭。饭桌上，18岁闺女问什么是黑心棉啊？黑心棉是不是就是在棉被里面塞黑色的棉絮啊？我们大家当时都笑了。
老总跟我说，他主要是怕我们社长以后为难我，才把钱给了。事实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 也就是这次，我才知道他给我寄过苹果的事。
延安常泰需要融资，我就帮他们写了个商业计划书提纲——是尽义务帮他写的，本来我想帮他们写计划书，但他们自己写了，因为当时他们从延安市政府工作的公务员中聘请了一个西南交大毕业的MBA。但是呢，让我帮他们融资两千万，我找了温言凯老师，把他们的计划书递上。温元凯老师答应此事，并表示可以见面一谈，可最后老总说他的团队建设还没搞好，这个事情缓一缓，后来就没有继续。
很多年后，我跟老总通话时得知他又在融资，表示外资也行，可以控股，我感觉他想“跑路”，估计女儿国外留学毕业定居了，做父母的也跟去生活。之后，我跟王女士打电话让她转告老总，建议不要把控股权拱手让给外资，这是民族品牌，况且当初是国资贱卖给个人的资产——我当时采访延安市副市长时他就说延安常泰是政府推动的国企改制（国有中药材公司）的企业，原资产价值两百万（或者两千万记不清了），作价八十万（大概记忆）给了常学军作为民企经营——估计购买的款项也是银行贷款的。
2002年11月4日，我为延安常泰药业撰写了商业计划书提纲。
多年后，我在中国红基会下属项目工作时，联系老总赞助项目，他表示可以出资几万支持乡村医疗站建设，但因当时项目负责人贪婪心太重，只想揽取“百万级”赞助款项，对几万之类赞助没有兴趣，我就没跟老总进一步联系。
他建议我读萨姆尔逊
许江萍农村出来的，早年上大学经过一番艰难困苦，据他侄子说每次放假回家后，开学时都要拎一桶煤油回学校，晚上宿舍关灯后点着煤油灯刻苦学习，在英国留学读经济学博士时也很艰苦，经常去餐厅刷盘子挣生活费。
对啦，我曾请他给我推荐经济学著作，他建议我读萨姆尔逊的经济学著作。
他侄子嘛，当时在北航上大学，对版式设计比较在行，所以，一开始我们杂志没有聘请美编，请他给我们设计版面，因此，他经常都会到杂志社来。而且他爸就是杂志办公室负责人，这样他跟我们大家都有交际。我呢，因为是编辑里面最年轻的，另两个编辑是少妇与中年妇女，她们主要就图一个饭碗，所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主要靠编写会议稿，跟我没共同语言。所以呢我跟小伙子就变得熟络，我们俩关系比较好。
有一次杂志出去搞活动，到怀柔红螺寺玩，我们俩还比赛爬山——他是北航篮球队的，体能不错，结果没想到爬到山顶的时候，我以微弱优势领先——我实际比他大20多岁啊（我43、他大四21岁吧？）。后来他就给我解释说，他打篮球队主要是爆发力好，耐力要差一点。
我们俩还一块玩了滑车，花了一两百块钱，是我买的单。当时他说：“把发票拿拿给许江萍报销吧？”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不想因为社长侄子沾光占便宜，显得没有人格尊严。
我曾经采访过中科院科技局李姓局长，就是他告诉我联想分家是为了安置杨元庆与郭为，但他曾要我稿件写好后给他确认，我因为截稿时间到了没发给他看——因为内容都是忠实记录他的叙述，结果他没等到我的稿子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编辑部要求撤稿，我的稿子就这样被毙掉了，但两个女编辑都没及时通知我。
许江萍大舅子是杂志社办公室负责人，一次给他用A4纸打印材料，大概是4号还是小4号字，他就说：“要节约！”打字小一点（他叫我们打印也用5号字，看起来挺别扭，大家不听他的，背着他照打4号字）。他大舅子讲给我们听后，我们使坏：“给他打小点！”他大舅子后来就故意捣乱，跟他打小5号字，呵呵。他看过后又说：“这个也太小了，都有点看不清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次许江萍听我打电话后，就训斥我：“说话尖声尖气的，人家一听你像个小男孩的声音，都不接受你采访。”哈哈
许江萍留学英国，英语自然没得说，可江西老表他中文普通话却讲不好，是不是有些数典忘祖、吃里扒外？有一次，他电话里跟人家说坐车坐到地铁站雍和宫，问题是他发不正确那个雍和宫的“雍”字，把它发成“饮河宫”，人家搞半天不知道“饮河宫”在哪里啊？急死个人！
他叫我的名字也是叫我陶“银”，因为他发不正确“勇”字读音。
我离开是因为我一个月都没去杂志社开采编会。因为非典的原因，我们每周例会有时都取消了，我觉得实际上网上可以报选题，没必要开会，每次开会讨论没什么意义。当时，副社长很紧张，他比比比地跟我说，“你不要坐公交车来上班啊！骑车来啊！你要坐公交车来你不要来上班了！”其实我确实是骑车上班。
我那一个月4次会议都没参加，许江萍不能忍受，找我谈谈话：“陶银，你一个月都不来开会，无组织无纪律，我们不要你了，你被开除了。”当时他跟我说话的口气就跟小孩子斗气一样的，我感觉真好笑，现在我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呵呵
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这样啊，你最好不要开除我！，因为我下个月的稿件都已经采写好了，你肯定要刊发吧？然后呢，根据劳动法规定，辞退员工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不然要赔偿员工一个月工资！你反正都要赔我一个月工资，你还不如就直接让我再干一个月得啦！他想了一下，也就同意了，可爱吧！
所以我就多干了一个月，不过呢，我对他也心怀不满，当时就想，如果他要不守信用啊，没那个月工资的话（因为劳动合同被他收回手上没证据证明劳动关系），我要修理他。所以呢，我趁中午办公室没人的时候（饭点），我在他大舅子电脑上把他那些来往经营账目资料全用软盘复制了。
他大舅子电脑平时连着打印机，是公用电脑，大家都会用，所以，即使别人看见谁使用也不会诧异——我这个人好奇心很重，以前用他电脑打印材料时，曾无意中看见过一些往来账目文件——他大舅子没啥文化，不知道关掉文件窗口保密，哈哈。我把他所有账目文件全复制了，所以我知道他挣了180多万。
因为最后一个月工资他给我了，所以我就没有举报他，他会做人呢，我也会做事。尽管一年社保被他赖掉了没上，但我当时在老家一直上着社保，后来北京也上了，最后可以两个合二为一。
“你架子大、请不动！”
我在这个杂志社期间，2002年和2003年，中国绿色画报社长桂振华在创办杂志时，曾两次邀请我加盟任副主编（同事都觉得我该去，尤其是巩老师觉得机会很好），我跟他说我是文字记者出身，对画报业务不是很熟悉，婉言谢绝了。
跟桂振华是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当头版编辑时参加论坛活动认识的，当时，他是英国一家质量标准认证机构组织驻中国大区总裁（英国海归）。我当时采访他的时候是在北京朝阳区市长公寓他的办公室，我上午去的时候大概是9点过吧，我等了将近一小时，因为那天正好香港文汇报下面文汇月刊杂志记者也要来采访，就等着那个记者来，所以，他的重点呢是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所以，我要什么资料的话，老桂都让我自己去复印的，但是香港记者要的资料他早就给准备了一套，甚至有的资料都没给我，我当时觉得他有点“崇洋媚外”，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唯有吃饭时他让我点菜，说我是四川人，懂得川菜美食。
“联合”采访中，香港记者比较比较拽，她提问题和桂振华回答就不让我做记录。采访完了以后吧，香港记者还请我留下来帮她核对采访记录——因为她有点听不懂桂振华的普通话。完了以后吧，这个香港记者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消息了，估计对此次采访没有报道。香港记者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我后来在北大碰到过她。
而只有我中规中矩地帮他做了报道，他收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看过文章后，很很认可，电话上这样对我说，会有伯乐发现你的，还建议我到中国质量报去当记者（我倒想去，但学历不过关啊）……
我当时采访他的事内容是关于质量标准认证ISO1800、2000，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买我们报纸200份，但是库里已经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连20份都不够，只找到几份——其时他要回英国去述职，想把这个报道拿回去给上司看，“这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他电话里这样对我说——因为我的报道首肯了他的工作业绩。当时，他在首都机场给我打电话，叫我给他送到机场，问我能不能打车过去？我一算大概要四五十块钱，而且他又没说帮我报销打车费、我又报销不了，我就找理由没去。
没想到大半年后，他居然邀请我合作，但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小抠门，所以才婉拒的！可过了半年他再次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加盟，说实话，我第二次应该加盟，因为人家还是很有诚意。不过，我曾把英才杂志的美编推荐给他们，但具体合作情况我没有追踪。
不过，大概在2012年左右，中国绿色画报招聘编辑，当时，我住在北宫门附近，离他们画报社很近。我去面试时他老婆接待的，我很认真的给他们写了刊物优化建议，他给我致电表示感谢，但这次不要我了，同时说到此前两次邀请我，我都不来，所以，依然还怨怨地责怪说：“你架子大、你架子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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