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日悼“知青二姐” 澳洲雪梨子2020-06-25 01:10:02
忌日悼“知青二姐”
雪梨子
二姐，按乡俗我和妹妹平时都叫她小姐。但考虑到“小姐”这词在当下语境中已变味儿，改用二姐称呼吧？
我家兄弟姊妹五人，二姐居中。父母曾开玩笑说她是家里“最幸福的人”，因为她“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二姐也以为然，很有幸福感。只是，现实中她却成了我们兄弟姊妹中运势最差的。
1958年的全家福，坐着幼儿即为二姐
二姐生于农历1957年6月20，正值“大跃进”初，全国狂热，民众憧憬着“超英赶美”，好多人家都将自己的孩子取名“跃进”。谁也没想到这将是人类史上自造最大悲剧的开始，这个“大跃进”导致了后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改开以来有司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而称“三年困难时期”。这几年间，本邑和全国的大多数地区一样，59-61年出生的人特别少。因为吃不饱，妇女连月经都不正常，咋能怀孕呢？这让我有了基本经验：见到同事朋友中有59-61出生的，大体上可猜测他/她的父母是城市政府机关的干部或是部队的军官，十有八九猜中。
在我之前，父母是每三年生一个孩子，哥哥、大姐和二姐，我的出生则推迟至“三年自然灾害”完全结束后。我家祖母在清末及民国的动荡年间生了七个孩子，大姑母也是在抗战至“三年自然灾害”前的期间完成七个孩子的生育，他们都是旧社会普通的城镇居民，因此，新社会的父母也有信心生七个孩子的计划。但因这么一“大跃进”，家庭生孩子的“小目标”就无法完成了。
二姐的婴幼儿时正好是食品供应短缺期，发育相对差，在我们兄弟姊妹中个头最矮，运气也最差。她的学龄时期遇到史无前例的文革，在学校基本都是干“学工学农”的体力活，加上学写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在念高中时好像学过农业机械，毕业后就被迫下乡，成为一名“知青”。 本来，早期的知青还有些招工的机会，但在文革后期下乡的这些知青就没有那么好运，此时城市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很庞大了，无需再来充实。于是，“知青”二字就成了二姐的终身标记。
最初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我还小，没能感受到哥哥与大姐去农村的辛劳与父母对子女离别的痛楚。到二姐下乡时就明显不同了。据说最初知青下乡是全城敲锣打鼓，知青们坐在敞篷解放牌卡车上绕城区 “游街” 一圈，满面春风地与沿途群众挥别，家长们则“兴高采烈”欢送的。到二姐下乡时，这个方式还在，只是车上知青们的脸上似乎没有了传说中的“满面春风”，街上送行的都是些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无关群众和像我这样看热闹的小孩子。很明显，大家都清白这些伢们又要去“造业”了。
印象中二姐临走时父母只是在家里给她叮嘱几句，没到街上送行。但我说要外出看二姐“游街”，父母未像以前那样阻拦我独自外出玩。我一直跟着缓缓行驶的卡车从市中心到城东后，才因体乏腿酸而作罢。回家后我兴致勃勃报告“游街盛况”，父母既不接茬，也不阻止我的喋喋不休，只是沉默不语。现在想来，他们是很想多看自己的女儿几眼，却又担心上街送行时掩饰不住脸上的悲哀被街道干部们发现批评，于是才破例同意我去观察、返回汇报二姐在“游街”时的离别情形的—我现在都不能确定自己当时是否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大约是毛去世的那年暑假，我征得父母同意去二姐知青队玩，虽时间只有十天，记忆却是终生。
我先坐几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二姐所在的公社，然后和一位前来接我的知青--我叫他“军哥”再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据说以前知青下放都是住在老乡家，但出现很多问题，首先增添了农民负担；虽然大部分的城里伢与所住农民家相处和睦，但还是有些问题滋生—这里不一一列举。后来这些知青父母的所属单位就在农村集资修建了知青队宿舍，将城里伢与农民隔离开来。知青队房子坐落在某个村庄对面田边，显得孤零零。这一排平房宿舍和食堂，宿舍的大门在中间，进去后是一个简陋的大堂，将男女宿舍分开，大堂后面是一个大院子，面对农田，可以养鸡养鸭的，而男生宿舍那边则与食堂相连。
这些知青们每天凌晨五点多起床，不吃饭就出工，八点钟左右回来吃早餐，接着再去田里干活，中午回来吃饭，午饭后再出工，天黑前收工。这样据说可以挣得一个工分。食堂由两三位知青专门负责，他们除了需要做全队一日三餐外，还得养鸡、种蔬菜，印象中还养了两头猪，每天的工作很辛苦。但相比那些披星戴月到田间劳碌的知青，他们是最舒服的。如果政治面貌不好、表现不行和没有父母关系是很难成为知青食堂工的。
......
那个时候，知青食堂的伙食极为清淡，好在每个知青都有自己关系好的农民朋友，可以到他们家去偶尔打点牙祭。我的观察，这种组合是相互自愿的。知青们在外孤单，需要有类似亲戚家的慰籍；而淳朴农家一则可怜这些城里伢，二来觉得攀上一个知青，那天他们离开农村，万一飞黄腾达，也可以帮助自家的子女走出农村这块苦地。
大家今天都回忆知青当年的痛苦，其实他们的同龄人农村青年更苦！不光是农村青年苦，只要身份是农民，都苦不堪言。只是城里人觉得他们天生是农民，习以为常了；而农民在过去与今天都没有什么话语权来申诉、痛陈自己的苦难，那些恢复高考后进城的农家子弟今日为自己父辈申诉、为自己同辈或下辈的农民工子弟请命的比例似乎也不高，这是令人遗憾与悲哀的。所以我后来看到梁漱溟先生与太祖爷曾在五十年代政协会议上的争论，说“农民处于九地之下”，并冒死呼吁政府“施仁政”，我是深以为然，景仰不已的。
我曾跟着一位男知青“军哥”到他的关系户家吃过一种美食，叫“软饼”，是当地一带的做法，用鸡蛋加米粉香葱炕成，味道很不错。二姐也有自己的关系户，姓L，是大队的会计。我也曾随二姐到L家吃过饭，L家几乎将自己的好东西倾囊拿出款待。现在回想，那时的农民们可算是家徒四壁，但L家和其他农民们对待知青们的真情厚意，作为旁观者的我都记忆犹新。L会计一家后来和二姐乃至我们全家人至今都保有密切的往来，这是二姐的“知青缘”。
既然生活如此清苦，我出了个“鬼点子”：提议晚上去抓青蛙吃。军哥觉得主意不错，吆喝另一位知青大哥一起找到三个手电筒，带着三个装化肥的大袋子，一人一根短竹竿，夜晚到田里塘边抓青蛙。那个时候好像从没人这么做过，当地的青蛙毫无戒备，用手电筒一照，一动也不动，任我们用竹竿一拍就晕了，捡起来放到袋子里，不到两个钟头，三个袋子就装满了。晚上放到知青食堂，有些青蛙醒来竟然鸣叫，吵得大哥哥姐姐们都没睡好觉，但第二天清晨听说可以喝青蛙汤、吃青蛙肉，都夸奖我好主意。听说后来知青们开始经常抓青蛙了，不知是否会影响到当地农田的生态平衡？ 想来都是“造孽”啊！
二姐在知青队论智商和容貌都不算是最出类拔萃的，但忠厚诚实，人缘极好。那些知青队的哥哥姐姐们都待我非常友善就是明证。可惜我现在能记得的名字也不多了。真希望他们后来的人生都顺当、如意。
……
1977年底恢复高考，二姐没能考上大学或中专，后来招工至本城的商业系统......只是坏运气依旧缠绕着她，五十来岁的二姐不幸身患绝症不治，于2009年6月25日不幸去世，终年51岁。
如今，看到“知青”二字我就自然会想起二姐。这些年，百姓的日子稍微安稳些，大家都开始怀旧。每当看到那些哥哥姐姐们回忆自己知青时代的微信转贴时，我就心酸万分；而看到某些赞美过去的知青岁月，甚至说什么“青春无悔”之类的添血之言，我则恶心加纳闷：当年你都没啥选择，有什么资格说后悔与不后悔？。当然，你若说“青春无怨”，不怨恨那个团伙，感谢他们给了你磨练意志和体力的机会。这个至少符合逻辑。
其实，回忆过去是人类的本性，再苦涩的往事，也需要在回忆中来抚慰。但回味往事并不意味着要赞美。即使有些许的赞美也该是送给那些曾在苦难中帮助过自己的农民大伯大妈，而不是赞美那个将自己送到这“广阔天地”修补地球的始作俑者与其团伙。事实上，到农村的绝大多数知青并没“大有作为”，到农村只是他们苦难人生的开始。至于说在这段岁月中“陶冶了情操、磨练了意志” ……,的确，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英雄是如此。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知青，这段年月让他们见识了世间的苦难，很多人的意志不是被磨练，而是被磨灭、甚至被摧毁。他们就如古诗“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万骨一样，没名没姓的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鲁迅曾说：“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我有时还叹息二姐阳寿太短，看到今日大多数她的同龄人在官家的忽悠下浑然不记当日的苦难与耻辱，而赞叹、陶醉于过去的知青岁月。暗想，如果二姐在世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在当下的语境里转发这类的帖子呢？ …… 我真觉得二姐过早的离世也许是老天给她为数不多的好运--避免了第二次被凌辱。
以此文悼念“知青二姐”与祝福她的同龄人。
2017.07.30-10.13於悉尼撰
2020.06二姐忌日修改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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